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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弗丽达·卡洛在墨西哥艺术中可能要算是个最耀眼的亮点，拉丁美洲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性画家了。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几乎成为一个偶像。其个人经历十分动人，虽多遭不幸、终生致残，感情生活曲折，但能凭借自身坚强的意志、毅力与智慧，战胜了诸多恶运，包括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傲然挺立。在与病痛作斗争中创造出无数风格特异的油画作品，记录着自己痛苦而又不平凡的生活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
卡洛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她曾为自己国家1910年革命的胜利而欢呼，热情歌颂，甚至把自己的实际生日1907年更改为1910年，表示自己与革命同生。她创办过学校，帮助过数以百计的墨西哥革命志士从西班牙返回祖国。她还是个共产党员，热爱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才使她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获取自救的力量，创造奇迹。所有这些都在她的艺术中有鲜明的反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毕加索看过她的画后曾对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说：“无论德兰，无论是你，无论是我自己都画不出像弗丽达·卡洛这样的肖像画来”。可是艺术家生前未能被人理解、受到重视。其作品被贴上“妇人之作”、“自传性的东西”等武断性的标签，再加上一个“非主流艺术”的偏见，使卡洛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无人青睐。直到1980年，也就是那些女权主义者们开始对妇女进行冷静分析的年代里，人们对卡洛的兴趣才突然高涨起来，其身价不断高升，一幅画创出1500万美元的高价。这在拉丁美洲的艺术家中实属罕见。从前没见过她作品的人现在听说了她，从前没听说过她的人现在认识了这个两条眉毛紧连在一起的人物。好莱坞也不甘落后，于2002年把她的经历与艺术拍摄成故事片《弗丽达》，描写她与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的感情生活和技艺成长。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少有的殊荣，使她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但是，卡洛的艺术是与她的生活不可分割的，要读懂她的艺术，必须先了解她的生活。因为拿她的话来说，就是“我画自己的现实”。
1907年，卡洛出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摄影师家庭里。当时的摄影技术和条件还很落后，洗出来的照片常常需要修整，有时还要着色，甚至在背景上增添一点什么。因此从小随父长大的卡洛，在绘画方面多少受到一些感染。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给卡洛一生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一向被人歧视的妇女有了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幸运儿之一的卡洛（2000多学生中的35个女生之一）进入了国立预科学校学习医术。在她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光明的远景。正是在这个学校里，她初识了前来校礼堂作壁画的墨西哥壁画大师迭埃戈·里维拉。真诚的爱慕使这位少女公开向同学们敞露自己的心扉，声称自己“愿为里维拉生养孩子”，真是出语惊人。但这对她今后的生活和艺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所谓“福无双至”，谁知一场无端的横祸正悄悄地向她袭来。
1925年9月的一天，卡洛在从墨西哥市中心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迎面而来的无轨电车相撞，一节折断的钢铁扶手恰好刺进她的背部，通过骨盆从阴道里穿透出来，她当即昏死过去。车祸毁了她的前程，留下的是终生致残，且不能生育。但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出院后她需长期卧床休息，只有在身上套着冷冰冰的钢铁支架时才能勉强坐起身来。其度日如年之苦，在她1944年的《断裂的脊柱》里可见一斑。画中人物外露的脊柱已被折成数段，全靠铁架支撑。浑身上下又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犹如无数铁钉扎在身上，万箭穿心。这种透过皮肤可以看到人体骨络、内脏和胎儿的手法虽非现实，但在卡洛的作品中却十分常见。不要忘了，卡洛原本是医科院校的学生。画中人失神的两眼暗淡无光，脸上的泪珠，道出了内心的痛苦。但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灾难只能摧毁她的肉体，摧毁不了她寻求自救的决心。这时，幼年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初步接触过的绘画拯救了她，改变了她今后的一切。
决心习画以后，卡洛把她养伤的卧室变成画室。就在床顶上增装一面镜子，半躺在床上时可以借助镜中的虚像描绘自己。开始只画素描，后来进入色彩，用的是父亲使用过的颜料，试图从中排除自己的失落，找回自信。按照卡洛的说法，就是“画画使我日子丰富”，“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能坐起身来时，她又在床头的对面挂上一面镜子，摆上一些静物，或者请亲友当模特儿，这样画起来就更为丰富和舒适一些。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卡洛卧室的墙上，除了自己的画还挂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恩列斯毛的肖像，特别是毛泽东的肖像。这既表明房主人的信仰和立场，也表明了当时的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它对卡洛的一生起着重大的作用。
卡洛在创造新的自我的同时，也不忘为之欢欣鼓舞的1910年革命，于1927年接连完成两幅歌颂革命的油画。一幅名为《安德里搭》，取材于当时一首流行的歌曲，描写主人公安德里塔送别情人出征，依依不舍的情景。另一幅名为《潘乔·比利亚》，表现士兵们在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潘乔·比利亚的领导下，挤坐在火车顶上，即将开赴前线的一刻。背景上是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暗示着革命爆发的无比威力。就在这一年，卡洛加入了墨西哥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929年，为了提高绘画技巧，或许出于某种感情的目的，卡洛聘请里维拉作为自己的指导。他们在信仰上都是共产党员，在业务上互相赞美对方的天赋。里维拉是世界知名的壁画大师，卡洛更是众所周知的美女。他们一拍即合，随即于当年成婚。但个人爱情观的差异，又导致他们婚后近十年的不和，分居和离异。且幸最终还是破镜重圆。
卡洛曾经说过：“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最大的灾难。一次是车祸，一次是我的丈夫。”原来两人在爱情观上都十分开放。里维拉之前不仅有过三次婚姻，而且还有不少情人。他认为这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卡洛却是个同性恋者，早已与演员多洛勒斯·戴尔·里奥有过这样的关系，而且还在1939年的油画《荆棘丛中的两个裸女》里，表现过她纯洁（用裸体表示）而不被人理解的爱，犹如处在一个陌生的蛮荒世界，荆棘丛生，倍感凄凉。
婚后的前三年，里维拉应邀到美国作画，卡洛陪同前往，照顾丈夫生活，堪称合格的“全职太太”。这种幸福生活，在她的许多画，如1933年的《弗丽达和狄埃戈·里维拉》里多有表现。画中里维拉身材高大，性格憨厚，被描绘成一个巨人。相反卡洛则身材娇小、弱不禁风、信赖地把头偏向丈夫，既表现生活的甜蜜与满足，又在二人之间留有明显的距离，借以体现自己对丈夫的尊重和与伟大的差距。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恰好处于画面的中心，暗示爱情的位置和不可分离。那条红色的披巾掩盖着卡洛身躯的一大半，散发着妻子对丈夫热爱的激情，也展示着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良苦。
意想不到的是1933年，卡洛竟在无意中发现丈夫与自己的妹妹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如果说车祸带来的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丈夫的不忠的确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这在卡洛的代表作之一《带猴子的自画像》中充分表现出来。
在阿兹特克艺术中，爱神兼诗歌、舞蹈之神霍切比利的形象就如同一只猴子，使人联想到我国神话中的孙悟空。卡洛不仅喜欢猴子，而且还养有一只猴子。那是里维拉从墨西哥南部给她带回的礼物，也是爱情的象征。
画中的卡洛孤身独处在蛮荒的树丛里，使人联想到她的处境危艰。身旁是一只圆眼大睁、形同骷髅的猴子，暗示着死去的爱情。它正把一只毛茸茸的巨爪搭在卡洛的颈边，似乎随时都有把她掐死的可能。一条红色的丝带在高高的黑发上盘旋数圈，然后再垂吊下来，在卡洛的颈上死死地缠绕着。那是一种不祥之兆，寓意着爱情使她痛不欲生、苦闷和窒息。拿卡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里维拉的离去，就像有人卡住并撕裂我的喉头一样，让我窒息得快要死去。”
心灵与肉体上的双重创伤，迫使卡洛不得不从酗酒与大量抽烟中寻求暂时的解脱。
毕竟卡洛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进而以自己的激进方式，反抗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不公。她先是与著名摄影家尼科拉斯·慕雷依有染，后又与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托洛茨基发生暧昧关系。托氏是因党内斗争而被斥为反党分子、帝国主义奸邪、于1926年被逐出前苏联国土，1937年来墨西哥避难，暂时居住里维拉家，与卡洛相识的。二人从敬慕发展到跨越雷池，导致原已汲汲可危的婚姻彻底破裂。但卡洛与里维拉毕竟是君子之交，而托洛茨基也只是暂时的过客。离婚后的第13个月，他们又重归于好。
车祸和继后的30多次手术给卡洛的身体带来致命的伤害，大量地酗酒造成酒精中毒，再加上药物反应，使这位年仅40多岁的画家身体每况愈下、痛苦不堪，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在床上度过。这时丈夫的浪漫行为虽还不见明显的收敛，卡洛也只好表示宽容，不加过问，以求保持较为和谐的家庭生活，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创作。纽约展出的成功，使她大受鼓舞。在更多的杜冷丁等麻醉药的支持下，卡洛又于1953年在墨西哥市举行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画展。这时她的行动更加困难，只好在服足麻醉药后，再坐上救护车到展厅和观众见面。
卡洛生命的最后几年，病魔给她带来日亦难以忍受的痛苦。她曾多次想到自杀，又因托洛茨基事件而夫妻双双受到党内审查。但她仍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和始终不移的信念。1954年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会给患者以健康》虽然不是她的代表作品，有些图式化，无疑是她内心真诚的表达。
图中手拿红宝书的卡洛已在两只巨手的扶持下站起身来，丢掉双拐，昂首挺胸，大有从此摆脱病魔，走向健康之势。巨手上长有一只大睁着的眼睛。那无疑是一只智慧的巨眼，能分清是非善恶，判明方向，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两只巨手是由画面的右上方伸来。那里有个须眉皆白的马克思肖像。他像天神一样注视着人间世界，惩恶扬善。他的右边似乎还有一只巨手死死地掐住山姆大叔的脖子，那是美国的象征。寓意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画面的左上方还有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她正从地球上前苏联的国土起飞，暗示着苏联才是和平的爱好者和保卫者。言简意赅，有力地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
卡洛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她曾为自己国家1910年革命的胜利而欢呼，热情歌颂，甚至把自己的实际生日1907年更改为1910年，表示自己与革命同生。她创办过学校，帮助过数以百计的墨西哥革命志士从西班牙返回祖国。她还是个共产党员，热爱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才使她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获取自救的力量，创造奇迹。所有这些都在她的艺术中有鲜明的反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毕加索看过她的画后曾对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说：“无论德兰，无论是你，无论是我自己都画不出像弗丽达·卡洛这样的肖像画来”。可是艺术家生前未能被人理解、受到重视。其作品被贴上“妇人之作”、“自传性的东西”等武断性的标签，再加上一个“非主流艺术”的偏见，使卡洛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无人青睐。直到1980年，也就是那些女权主义者们开始对妇女进行冷静分析的年代里，人们对卡洛的兴趣才突然高涨起来，其身价不断高升，一幅画创出1500万美元的高价。这在拉丁美洲的艺术家中实属罕见。从前没见过她作品的人现在听说了她，从前没听说过她的人现在认识了这个两条眉毛紧连在一起的人物。好莱坞也不甘落后，于2002年把她的经历与艺术拍摄成故事片《弗丽达》，描写她与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的感情生活和技艺成长。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少有的殊荣，使她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但是，卡洛的艺术是与她的生活不可分割的，要读懂她的艺术，必须先了解她的生活。因为拿她的话来说，就是“我画自己的现实”。
1907年，卡洛出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摄影师家庭里。当时的摄影技术和条件还很落后，洗出来的照片常常需要修整，有时还要着色，甚至在背景上增添一点什么。因此从小随父长大的卡洛，在绘画方面多少受到一些感染。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给卡洛一生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一向被人歧视的妇女有了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幸运儿之一的卡洛（2000多学生中的35个女生之一）进入了国立预科学校学习医术。在她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光明的远景。正是在这个学校里，她初识了前来校礼堂作壁画的墨西哥壁画大师迭埃戈·里维拉。真诚的爱慕使这位少女公开向同学们敞露自己的心扉，声称自己“愿为里维拉生养孩子”，真是出语惊人。但这对她今后的生活和艺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所谓“福无双至”，谁知一场无端的横祸正悄悄地向她袭来。
1925年9月的一天，卡洛在从墨西哥市中心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迎面而来的无轨电车相撞，一节折断的钢铁扶手恰好刺进她的背部，通过骨盆从阴道里穿透出来，她当即昏死过去。车祸毁了她的前程，留下的是终生致残，且不能生育。但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出院后她需长期卧床休息，只有在身上套着冷冰冰的钢铁支架时才能勉强坐起身来。其度日如年之苦，在她1944年的《断裂的脊柱》里可见一斑。画中人物外露的脊柱已被折成数段，全靠铁架支撑。浑身上下又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犹如无数铁钉扎在身上，万箭穿心。这种透过皮肤可以看到人体骨络、内脏和胎儿的手法虽非现实，但在卡洛的作品中却十分常见。不要忘了，卡洛原本是医科院校的学生。画中人失神的两眼暗淡无光，脸上的泪珠，道出了内心的痛苦。但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灾难只能摧毁她的肉体，摧毁不了她寻求自救的决心。这时，幼年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初步接触过的绘画拯救了她，改变了她今后的一切。
决心习画以后，卡洛把她养伤的卧室变成画室。就在床顶上增装一面镜子，半躺在床上时可以借助镜中的虚像描绘自己。开始只画素描，后来进入色彩，用的是父亲使用过的颜料，试图从中排除自己的失落，找回自信。按照卡洛的说法，就是“画画使我日子丰富”，“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能坐起身来时，她又在床头的对面挂上一面镜子，摆上一些静物，或者请亲友当模特儿，这样画起来就更为丰富和舒适一些。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卡洛卧室的墙上，除了自己的画还挂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恩列斯毛的肖像，特别是毛泽东的肖像。这既表明房主人的信仰和立场，也表明了当时的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它对卡洛的一生起着重大的作用。
卡洛在创造新的自我的同时，也不忘为之欢欣鼓舞的1910年革命，于1927年接连完成两幅歌颂革命的油画。一幅名为《安德里搭》，取材于当时一首流行的歌曲，描写主人公安德里塔送别情人出征，依依不舍的情景。另一幅名为《潘乔·比利亚》，表现士兵们在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潘乔·比利亚的领导下，挤坐在火车顶上，即将开赴前线的一刻。背景上是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暗示着革命爆发的无比威力。就在这一年，卡洛加入了墨西哥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929年，为了提高绘画技巧，或许出于某种感情的目的，卡洛聘请里维拉作为自己的指导。他们在信仰上都是共产党员，在业务上互相赞美对方的天赋。里维拉是世界知名的壁画大师，卡洛更是众所周知的美女。他们一拍即合，随即于当年成婚。但个人爱情观的差异，又导致他们婚后近十年的不和，分居和离异。且幸最终还是破镜重圆。
卡洛曾经说过：“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最大的灾难。一次是车祸，一次是我的丈夫。”原来两人在爱情观上都十分开放。里维拉之前不仅有过三次婚姻，而且还有不少情人。他认为这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卡洛却是个同性恋者，早已与演员多洛勒斯·戴尔·里奥有过这样的关系，而且还在1939年的油画《荆棘丛中的两个裸女》里，表现过她纯洁（用裸体表示）而不被人理解的爱，犹如处在一个陌生的蛮荒世界，荆棘丛生，倍感凄凉。
婚后的前三年，里维拉应邀到美国作画，卡洛陪同前往，照顾丈夫生活，堪称合格的“全职太太”。这种幸福生活，在她的许多画，如1933年的《弗丽达和狄埃戈·里维拉》里多有表现。画中里维拉身材高大，性格憨厚，被描绘成一个巨人。相反卡洛则身材娇小、弱不禁风、信赖地把头偏向丈夫，既表现生活的甜蜜与满足，又在二人之间留有明显的距离，借以体现自己对丈夫的尊重和与伟大的差距。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恰好处于画面的中心，暗示爱情的位置和不可分离。那条红色的披巾掩盖着卡洛身躯的一大半，散发着妻子对丈夫热爱的激情，也展示着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良苦。
意想不到的是1933年，卡洛竟在无意中发现丈夫与自己的妹妹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如果说车祸带来的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丈夫的不忠的确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这在卡洛的代表作之一《带猴子的自画像》中充分表现出来。
在阿兹特克艺术中，爱神兼诗歌、舞蹈之神霍切比利的形象就如同一只猴子，使人联想到我国神话中的孙悟空。卡洛不仅喜欢猴子，而且还养有一只猴子。那是里维拉从墨西哥南部给她带回的礼物，也是爱情的象征。
画中的卡洛孤身独处在蛮荒的树丛里，使人联想到她的处境危艰。身旁是一只圆眼大睁、形同骷髅的猴子，暗示着死去的爱情。它正把一只毛茸茸的巨爪搭在卡洛的颈边，似乎随时都有把她掐死的可能。一条红色的丝带在高高的黑发上盘旋数圈，然后再垂吊下来，在卡洛的颈上死死地缠绕着。那是一种不祥之兆，寓意着爱情使她痛不欲生、苦闷和窒息。拿卡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里维拉的离去，就像有人卡住并撕裂我的喉头一样，让我窒息得快要死去。”
心灵与肉体上的双重创伤，迫使卡洛不得不从酗酒与大量抽烟中寻求暂时的解脱。
毕竟卡洛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进而以自己的激进方式，反抗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不公。她先是与著名摄影家尼科拉斯·慕雷依有染，后又与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托洛茨基发生暧昧关系。托氏是因党内斗争而被斥为反党分子、帝国主义奸邪、于1926年被逐出前苏联国土，1937年来墨西哥避难，暂时居住里维拉家，与卡洛相识的。二人从敬慕发展到跨越雷池，导致原已汲汲可危的婚姻彻底破裂。但卡洛与里维拉毕竟是君子之交，而托洛茨基也只是暂时的过客。离婚后的第13个月，他们又重归于好。
车祸和继后的30多次手术给卡洛的身体带来致命的伤害，大量地酗酒造成酒精中毒，再加上药物反应，使这位年仅40多岁的画家身体每况愈下、痛苦不堪，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在床上度过。这时丈夫的浪漫行为虽还不见明显的收敛，卡洛也只好表示宽容，不加过问，以求保持较为和谐的家庭生活，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创作。纽约展出的成功，使她大受鼓舞。在更多的杜冷丁等麻醉药的支持下，卡洛又于1953年在墨西哥市举行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画展。这时她的行动更加困难，只好在服足麻醉药后，再坐上救护车到展厅和观众见面。
卡洛生命的最后几年，病魔给她带来日亦难以忍受的痛苦。她曾多次想到自杀，又因托洛茨基事件而夫妻双双受到党内审查。但她仍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和始终不移的信念。1954年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会给患者以健康》虽然不是她的代表作品，有些图式化，无疑是她内心真诚的表达。
图中手拿红宝书的卡洛已在两只巨手的扶持下站起身来，丢掉双拐，昂首挺胸，大有从此摆脱病魔，走向健康之势。巨手上长有一只大睁着的眼睛。那无疑是一只智慧的巨眼，能分清是非善恶，判明方向，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两只巨手是由画面的右上方伸来。那里有个须眉皆白的马克思肖像。他像天神一样注视着人间世界，惩恶扬善。他的右边似乎还有一只巨手死死地掐住山姆大叔的脖子，那是美国的象征。寓意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画面的左上方还有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她正从地球上前苏联的国土起飞，暗示着苏联才是和平的爱好者和保卫者。言简意赅，有力地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