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米哈伊·布尔加科夫（他曾当过医生）在一篇小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医生在高加索地区服务。一天，一位农夫因为嗓子发哑前来就诊。经检查，医生惊讶地发现此人已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梅毒，嗓子不适只是该疾病的初期症状之一。医生建议病人接受全面治疗，并要求其妻子也一起接受治疗，但这位农民却坚持只要一点“漱喉咙的药水”就行。医生没有理会患者的要求，而是开了治疗梅毒的膏药，要他按规定抹皮肤。病人很不满意医生的疗法，他向同伴抱怨说：“看病不灵，太嫩了。你瞧见啦？我嗓子眼发堵，可他看过来看过去，一会儿胸口，一会儿肚子……我忙得不得了，可是在医院里耗了老半天。等看完病出来，天都黑了。我明明是喉咙痛，他却叫我用膏药搽脚。噢，上帝呀！”（布尔加科夫：《星状疱疹》）
　　在密闭幽暗的身体王国里，疾病是一位神秘的、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和冷酷杀手，他有异乡人一般的神秘和陌生怪异的语言。人类就像是生活在危机四伏的象征的“原始森林”里，那里不时地传来疾病巨兽令人恐怖的吼叫。
　　然而，“疾病”这个事物却从来不直接显形，它总是潜伏在人的身体的内部，通过“症状”昭示于人，在患者病态的面容上我们看到了病魔可怖的面影。它更像是一篇病魔的作品，如果存在着一个“病魔”的话。这仿佛是说，疾病有着恶魔的形状，以其怪异的方式，在我们的身体的“纸张”上，书写着恶毒的篇章。这是一个充满了由否定句所构成的文本，其间穿插着长短不一、强弱不等的感叹句，叫做“呻吟”。而每一段落的结尾，都有一个巨大的被称之为“死亡”的句号。
　　只有医生才能听懂这一密语。在一般人看来，医生也操持与病魔同样神秘的语言，人们并不懂得他们之间的交易，不懂得他们谈判的语码。借助于医学科学，医生与病魔达成了契约，患者的身体成为所谓“天使”与“魔鬼”角力的战场。在这场角力游戏中，被称之为“与死神打交道的人”的医生们身穿白色长衫，装扮成天使模样，向着隐藏在病人身体内部幽暗深处的“病魔”发动可疑的攻击。
　　医学与它的死敌——疾病——共有着某种神秘性，依靠这种神秘性，医生保持着不同一般的威严。医生是这样一种人：他通过医学院专门的学习，习得了关于疾病的神秘的知识，人们看见他们与可怕的尸体、病菌和疾病打交道，与一堆奇形怪状的仪器、名目繁多且性状各异的药物和一连串复杂的数据打交道。他们的面目跟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相去不远，他们工作的场所看上去也与巫女的魔厨别无二致，单是其怪异的气味，就令人生畏。更有甚者，连他们的书写也具有某种神秘性，医生笔下的拉丁文和飞龙走凤的书法，在一般人眼里也与道士的符箓相去不远。这些没有翅膀的“天使”，利用炫目而冷漠的白色和令人晕眩的气味，以及神秘莫测的话语和书写，隐藏着自身的“人”的形象，仿佛他必须跟魔鬼一样神秘和冷酷，方能战胜魔鬼的神秘和冷酷。而面对这一“天使”与“魔鬼”之间斗法，病人及其他人注定只能成为旁观者，人们注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却无能为力，直至战斗结束。而此时的这个“战场”往往早已满目疮痍。
　　在布尔加科夫的故事中，那位农民虽然患有疾病，但他并不“占有”疾病。而且，他也不拥有对自身疾病的阐释权。对于病人来说，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生都是异质的神秘“他者”。
　　从医学的角度看，患者不过是疾病的执行者。临床医学就像是一场审判，患者的身体承载着疾病，他在无意中充当了“疾病”的同谋，而有必要接受医学“律法”的审问和检查。医生向患者发问，在患者的身体内外搜索，寻找疾病存在的证据。患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作为疾病主体的患者，实际上只是一个替代性的主体。他只是医生向疾病发问的中介，疾病的传令兵。这样一种身份，使得患者的话语缺乏可靠性。
　　是医生决定着治疗的程序，决定着治疗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用药膏涂抹脚部的方案，跟治疗喉咙之间的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联，被医学科学的内部规则所建立，而不是依赖患病主体通常所能经验到的躯体的空间距离和感受。患者实际上已然充分“客体化”了。
　　临床医学又像是一场招魂巫术：患者被“病魔”附体，医生实际上是在向“疾病”发问，向一个借助患者的身体显形幽灵发问。医生使患者说出其诊断所需要的言语。而看上去作为疾病主体的病人，则只是一个“无声”的、不在场的和替代性的“影子主体”，一个物化为诸多身体体徵和症状的有机体。
　　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临床医学中的话语权限及其运作状况。在我自己当医生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一坐下来就宣称自己得了什么什么病，并要求我给他什么什么药。这显然是最令医生反感的一种病人。且不说他们所说的往往有误，就算一切准确无误，医生也很難接受。尽管疾病是属于患者的，但对疾病的命名权（说出疾病、做出诊断）则是属于医生的。突破这一话语权限，等于是破坏了医学话语的游戏规则。
　　病人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与医生交谈？在一般情况下，患者为了谋求与医生之间的对话的成功，会努力寻找和趋近医学的言路，尽量使用他自己所知道的医学术语，努力提供尽量准确的疾病资讯，为医生的诊断提供方便。但在实际的对话过程中，患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医生对他的这一番努力表现得兴趣缺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语沟通存在着一种深深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本人的一次就诊经历也许可以说明这种状况。这是我不再当医生后的第一次看病。在去医院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而现在，我必须以患者的身份向某位医生陈述自己的病情。很显然，我必须首先放弃我对自己所患疾病的诊断，中止和改变我的意识中已然形成的针对疾病的言路，让疾病直接呈现在医生面前。我努力寻找纯粹客观性的语词和句式，来描述感受，尽量避免主观性干扰医生的判断。由于过分客观和精确的描述，以致令医生颇为诧异。盯着我看了许久，然后仿佛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并开始考虑自己的诊断。我们仿佛两个互不相识的秘密会社的成员，依靠特殊的密语接上了头。
　　与一般患者所认为的不同，这里所说的“特殊的密语”并非专门的医学术语，恰恰相反，它是日常口语，是一种经验性的和描述性的语言。医生因为其拥有“科学”知识，而拥有了对疾病的阐释权，而我，作为一位病人，则无权僭越自己的话语地位。我自觉地放弃了针对自身疾病的阐释权力，这样才真正吻合了医学的话语要求。在医学的言谈空间里，为自己作为患者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话语位置。实际上，一般患者是不可能如此自觉地达到这种“纯”客观性的。 　　在临床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比与疾病本身之间的矛盾来得更为显著。这些“白衣天使”操持的话语有着咒语一般的特征，在与治疗者（医生）的交谈过程中，医生始终占据支配性地位，拥有话语的主动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语冲突，往往发生于这样一种情况下：患者以为自己的某种感受和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这些就成为他叙述的重点，但医生对他的叙述往往反应冷淡，而会反复询问一些在患者看来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现代医学制度中，尽管理论上已经十分强调“医—患”之间的平等关系，但表现在谈话关系中，话语的“权力”机制却始终无法改变。“医—患关系”看上去与“人—神关系”相仿佛。病人必须将自己交出去，将自己的身体交出去，彻底地托付给医生。在话语的意义上，患者被指定为沉默。患者必须放弃“自我”，使自身“物化”为有机体和“疾病”，或者说他必须成为一“物化”的器官和病灶，方能成为临床医学话语架构中的一个语符而被医生所引用，方能进入到医生的话语流之中。这样，患者话语实际上被悬置。他只是一个“现象”，被括在括号里，只有在能够被纳入医学设定的关于疾病的叙述话语结构中时，其话语才有诊断学价值。接下来，病人所能做的只有睁大着无辜的眼睛，眼巴巴地等待医生的最后的审判。
　　医生的话语与患者的话语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是所谓“科学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投射。一般而言，医患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以医生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意味着科学战胜了日常生活。然而，当医生本人生病时，这一话语冲突则在同一主体内部展开，身体经验性的感受不断向其理性发出挑战，扰乱了其科学理性的秩序。于是，话语的错乱现象即出现了。医生很快陷于迷乱之中，他不得不向其他医生求助，并將自己降格为病人。
　　科学话语在言说的公共场域内的威权地位，赋予了医学科学以“神性”品质。科学在其所摧毁的宗教神殿的废墟之上，为自己建立起神龛和殿堂。患者像朝圣一般地进入医院，经过导诊、挂号、候诊、问诊等一连串的仪式，方可接近那位身穿白袍子的科学“神父”——医生。他像信徒把灵魂交给神父一样地把身体交给医生，患者必须放弃全部自我，方可获救。在经历了检查、处方、付费、取药或手术等一系列拯救手段之后，患者还必须接受有关生活方式和精神保养的训诫，为自己以往放纵不节的生活而感到懊悔不已，直至医生与天神或魔鬼联手，把他们送进天堂或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