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皇帝里，洪武皇帝朱元璋恐怕是唯一出身赤贫阶层的。早年他逃过荒，要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悲惨的遭遇使他对农民生活有着透彻的了解，贪官污吏鱼肉乡民，横征暴敛，他定也曾亲身领教过。当上皇帝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农民富足，天下才会安定；只有农村安宁，统治才会长久。于是乎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他都看作是和他过不去，是和他朱家天下作对。
　　基于以上认识，朱元璋制定了“严禁官吏下乡扰民害民”的法令。该法规定：禁止官吏下乡扰民，允许村民捉拿扰害乡村的官吏并押解到首都治罪。这项法令世所罕见，但在当时曾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
　　洪武一朝的《大诰三编》里就记载了河北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把扰民县吏绑到首都南京的事件。起因并不复杂：乐亭县主簿汪铎与县衙有关部门负责人商量，搞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说白了就是巧立名目、摊派勒索。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上缴5匹绢。好家伙，要知道这5匹绢按当时官方折价，相当于6石大米。而那时的七品县令每月收入才7.5石米，九品主簿则更少，只有5石米。结果可想而知，民怨沸腾，乐亭县农民赵罕辰率领34个农民把8个县衙负责人捆绑起来，押解到京师。县主簿汪铎苦苦哀求赵罕辰：“我从14岁寒窗苦读，到今天才熬到这个位子，饶了我这一次吧，别坏了我的前程。”结果，他还是被气愤之极的村民送到京师，被朱元璋砍掉了脑袋。
　　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这则案例在今天看来更是奇闻。常熟县吏顾英，因“扰害乡民甚众”，激起民愤，农民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3人，绑了顾英，押到首都告御状。朱元璋见后大加赞扬，并奖赏钞票20锭，3个人各赏给衣服两件，免除“杂泛差役三年”，通报全国表彰。在这篇旷世奇文中，朱元璋还严厉警告那些贪官污吏：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满门抄斩；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满门抄斩。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权力审他。最后，朱元璋还发出浩叹：“其陈寿六岂不伟哉！”——这个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朱元璋治官惩吏颇为严酷，《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60两，就要“剥皮实草”。法律不可谓不严，但贪官仍层出不穷，杀不胜杀。“严禁官吏扰民”这颇富创意的政策，只是在洪武一朝得以执行，随着朱元璋的离世，这一世所罕见的“为民做主”令即刻烟消云散，人亡政息，“洪武之治”也成为小说《儒林外史》中邹吉甫所津津乐道的“美好岁月”。
　　雇农的出身，凄惨遭遇，给朱元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为了确保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才立下了这罕见的“保民法令”。可是长于深宫，不知稼穑之苦的后世子孙又有几个能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朱元璋后屡出昏君，官吏对乡民的蹂躏更加如狼似虎，敲骨吸髓，1644年，大明王朝终被遍地而起的农民义军所吞没。
　　把百姓的福祉寄托在皇帝确保家天下的政策法令上，这样的日子绝不会长久。我们需要的是一项理性而健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