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委员会对三里岛事故的调查显示，出问题的是人，而不是技术。
　　
　　1979年的春天，宾夕法尼亚州萨斯奎汉纳河上一个长条形小岛的两个核反应堆之一发生部分核心熔毁，引起全国恐慌，长达几十年的核能发电抵制活动由此达到高潮(就在事故发生前两周，一部讲述不安全的核电站几乎崩溃的故事的惊悚电影“中国综合症”刚刚上映)。本次危机结束后不久，美国核能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的月刊编辑被迫承认三里岛事件给“核能工业拖了后腿。”但即使是他也可能没想到这个后腿一拖就是30年(见《核能复兴?》，38页)。
　　在这种气氛下，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该事故。他选择当时的达特茅斯学院的院长，著名数学家及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可梅尼(John Kemeny)担任会长，可梅尼同时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原子弹相关工作。然而他并非核能方面的专家，卡特的选择令可梅尼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惊讶，他在1980年为《科技创业》6、7月刊撰写的文章中表露了这一点。
　　可梅尼与他的委员们很快有了惊人发现：他们确认，该事故并非源于发电厂的技术故障，相反他们认为技术方面“无可挑剔”。
　　事故发生4周之后，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每个人都说这无疑是操作员失误引发的。操作员没能意识到某个阀门被卡在开放位置，继而对其它一些征兆的误读导致他们决定关闭核心紧急制冷系统。确实，这些泄露毫无疑问地将一个你可能都不会听说的小意外转化成了一场大灾难。但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在我们最早的一次听证会上，这些操作员宣誓作证，他们从未接受过如何面对这种事故的培训。我当时不相信他们的话，但在听证会结束前，我意识到他们没有撒谎。这些人确实没有经过培训。
　　这件事促使我们决定，操作员的培训程序必须受到彻底调查。结果发现，部分培训确实得到执行，但其它部分却是由设备制造商承包进行的。证人之一，某个制造商的培训主管，将他在过去5年左右的工作中对公司程序的重大改进引以为豪。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进是什么呢?我们问他。“我接手工作时，”他说，“很多课程都是由工程师讲授的。但工程师讲的东西大家都听不懂。因此，我做出的第一条规定就是工程师不许参与到操作员培训中。”
　　可梅尼得出结论，他和他的委员会成员面临的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人为问题’之一。”
　　我们一致同意，如果要预防将来再发生像三里岛这样严重的事故，那么无论行业内部还是核能管理委员会，在人事和态度方面都得进行彻底改革。
　　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无可挽回问题或足以说服我们的证据表示核能过于危险而不适宜作为可靠的能源。就我个人而言，在负责这个委员会之前，我对核能没有什么看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但现在我有自己的立场了：假如我们提出的那些建议在接下来几年中得到执行，那么我认为核能完全可以作为人类的替代能源之一。但是，我同样相信，假如我们的建议未能得到执行(……)那么核能发电工业将无法进行，成为自己态度问题的受害者。
　　卡特采用了委员会的大部分建议，从此以后，美国超过100座核反应堆中没有任何一个发生过重大事故。但在此30年期间也没有新建任何反应堆。很快，一项新的授权流程将允许新建核电站。一旦破土动工，三里岛事故的教训又将令人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