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的“文景古典”放在我家两把椅子上，占据了两只猫常待的位置。有时小的那只就坐在最高处。我对猫说：你坐伊索身上了——他笔下没有一只好猫。猫说：你有再多理由，难道我就不吃掉你么？
　　“这故事是说，”伊索告诉我们，“天生要做坏事的人，如果找不到漂亮的借口，就会明目张胆地去作恶。”
　　伊索是蓝色的。还有墨绿匣的埃斯库罗斯、黑匣的索福克勒斯、白匣的欧里庇得斯、棕匣的阿里斯托芬和灰匣的《奥德修记》，丰富而庄重。翻开书，字体、用纸、插图的印刷，也讨人喜欢。书塔里有周作人译的《伊索寓言》、十三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杨宪益译的《奥德修记》，王焕生译的一部埃斯库罗斯悲剧，其余多数大抵都是罗念生的译本。
　　罗先生是中国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最厉害的人。在近六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译出了六部埃斯库罗斯、五部索福克勒斯，还有五部欧里庇得斯和六部阿里斯多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他译到第十卷第四百七十五行，便于1990年春天不幸去世（史诗后半部分的翻译由王焕生遵嘱接续完成）。罗先生的骨灰一半葬在北京，一半被希腊请去，葬奉帕尔纳索斯山中。
　　他也是第一个赴希腊留学的中国人。那一年有人在船上人问他全希腊有多少中国侨民，“我当时很高傲地说，就只有我一个人，中国大使是我，随员也是我。”（他还不知道，在雅典的码头上，住着一个流离失所的同胞。）
　　他游历希腊，阅读希腊，翻译希腊，介绍希腊，也曾撰文总结出希腊精神的七大特点：爱健康，爱学习，爱创造，爱人文，爱美，爱中庸，爱自由。
　　对最后一点，他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却也没到霍布斯那样憎恶的地步）。但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确曾受到时局的激励，念着中国的自由，翻译埃斯库罗斯“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波斯人》。
　　五年前，希尔斯伯勒惨案特别法庭的陪审团为遇难的96位利物浦球迷平反昭雪时，《卫报》刊登社论，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和作家艾莉·史密斯对它的解读出发，赞扬“希尔斯伯勒死者的家屬就像一个个现代的安提戈涅”。
　　我很荣幸，在那一年译出了史密斯写给青少年读者的《安提戈涅的故事》。她在此书后记中说：
　　故事讲的是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对抗她所在城市和国家的规则与政治，或是一个弱小而没有权力的女孩子勇敢地面对一个看起来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的国王，或是个人拒绝按照暴君的旨意行事。索福克勒斯用她的故事写出了这部强有力的戏剧，千百年来一直在上演，也不断得到重写和改编，从未失去它的现实相关性和生命力。它简直就是一个在各种情境下总会与现实相关的故事，因为有些东西从来不会改变，不管我们处于哪个时代，也不管我们处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这个故事讲出的东西对人类至关重要，人类怎样才能让事情变得有意义，我们如何彼此相待，权力是什么，权力让我们做什么，人类实际拥有的权力有多大，又有多小。
　　在希腊悲剧里，即使知道自己的命运，英雄们仍然做出了选择。所以这些剧真的是无关结局的，它们最紧要的意义全在人的行动。
　　我那时想，如果法庭没有作出判决，或是判决不利于家属呢？我相信这并不减弱他们为真相而挑战谎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