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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及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19世纪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采取了最为迅速及有效的改革。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社会里，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仍需要家庭的庇护，但埃及妇女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反抗，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埃及 埃及妇女 政治地位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098-02
王妍（1987-），女，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中东史。
一、19世纪埃及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形态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与政权扩张，欧洲的权利迅速上升，迫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要么改革要么惨败。欧洲国家的先进改革经验是从殖民扩张开始的，日本属于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然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将西方的某些习俗视为权利的源泉，并想将其直接嫁接到本国的传统社会以维持独立。这种方式被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所遵循。穆斯林国家希望增强其陆海军及其政府力量与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国家体系的原因还是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但想要改革就必须冲破原有的模式才可得以发展。
但改革是什么？在西方，改革不是靠上流社会某个贵族或是政治精英来控制的，通常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一部分人，他们挑战现有的制度，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社会形态，比如武装暴力或是通过舆论投票立法得以成功。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东，重要且有效的改革都是要靠上层社会的领导，在民间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气候。
埃及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19世纪采取了在中东所有国家中最为有效、迅速、剧烈的改革。由于埃及从1517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马布鲁克残酷奴役的统治，政治经济都处于瘫痪状态，农民生活疾苦想要反抗却又屡次失败，逐渐走向衰落。但拿破仑的入侵和默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改变了埃及的命运。
二、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
19世纪的埃及无疑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争的多发，政权的交替，伴随而来的就是人民生活的疾苦，也导致了起义不断。19世纪，国家机器的壮大不但使得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社会制度，也加强了政府及其官员镇压手段的实施。人口的控制在很长时间是马穆鲁克关注的中心：在农村，安宁的环境是收取税收的先决条件。然而，默罕默德·阿里政府不断膨胀的专制主义抱负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维持国家安全的范畴，变成了直接对国民在兵役、农业、工业方面劳力的剥削。大量的强迫劳役需求导致更多的士兵和劳力的征入，这无疑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干预的力度，然而随着大众的反抗又促进高压政治的实施。政府官员加大力度，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新秩序：公务员聚敛税收，大肆捕捉男女老少当劳工、征兵服役，甚至发出了关于买卖农作物的指令。
埃及妇女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难道与男人们的会不一样？享有更少的权利和更低社会地位的妇女们，在没有了家庭的庇护的情况下，对统治者的压迫无疑更敏感和脆弱。男人们代表家庭所承受的苛捐杂税和惩罚更直接地作用在了女人的身上。我们知道男人们是与政权反抗斗争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女人们也以她们独有的方式参与着与政权对抗，比如抢劫、弃婴、卖淫，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诠释成她们对法律法规的反抗和绝望。一些妇女“犯罪”的实施有悖于国家政权，然而有些甚至大部分是对家庭压迫的反抗，因为女人们在家里要遵守各式各样的家规。正如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妇女们的犯罪在频率和种类上不同于男人，除了反抗国家入侵外，还抗议社会的不公，由于妇女们的权利很少，活动范围窄，她们的犯罪行为多数是指向自己，而不是他人。
默罕默德·阿里执政期间，不停征收劳役和兵役，严重影响人口的发展。许多面临失去丈夫的可能的家庭，选择了逃跑。Syria是一个避难所，许多人携带家眷穿过沙漠，在黎巴嫩开始新的生活。[1]到1830年为止，估计5000至6000名农民搬到了Syria，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种地和免税的权利。担心影响农业生产的默罕默德曾要求他们返乡，可未果。[2]城市人口却开始膨胀，六七千的男女老幼挤在三四英尺高的土房里，靠卖菜和干零工为生。[3]在开罗，很多农民靠做佣人或小手工艺品竭力维持极其不安稳的生活。为了逃避納税和征兵而逃到附近的村庄是很平常的事儿。面对农村的人口减少，政府采取了严厉苛刻的手段。1829年，默罕默德·阿里注意到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便命令内政部长官寻找这些出走的法罗因人并将其驱赶回出生地。在开罗很多难民都被强行押送回来在国控土地上耕种，皮带、棍子抽在男女老幼的身上。然而，这些召回农民的措施并没有完全成功。[4]1845年，政府仍然需要派军队将在外的农民围捕并押送回出生地。农民常年迁徙的问题又由于妇女儿童离开家园追随服兵役的男人而加剧了。一个英国领事这样评论征兵的影响：国家的任意征兵加剧了人民心中的憎恨，这注定着当妇女们看到亲人们带上刑具被带走时，常常出现的瞬时起义。只要丈夫没被押送出国，妇女儿童们就会随军，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在附近的棚户区搭建临时住所，吃军队的供给粮。据统计，约有22000随军的家属安扎在要塞外面。在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瘟疫席卷着亚历山大港，这给居住人数众多、条件恶劣的随军的家属带来不小的恐慌。[5]1844年，军事和卫生官员们就随军家属所面临的问题召开会议，研究对抗瘟疫的对策。会议上，官员们将多数士兵们感染瘟疫的原因归结到他们与家人们同居。于是，会议决定，所有的军队和兵工厂的工人们与家人隔离30天，并进行消毒，意图彻底消灭疫情。[7]
一些证据表明政府给予军人家庭生活物资。一种说法：军工厂里的工人和军人家属领到了定量的食物，可是服役的男人们领到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另一种说法：默罕默德注意到每位士兵的食物和薪水不够养家，于是便给每位士兵的男孩等量食物来充当全家的口粮。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14000名男孩领到了食物。国家也想到了提供临时住宅，但是这项工程在亚历山大港没执行。在1848年，14000名新兵的家属被禁止随军。1849年，男娃领取等量食物的政策被终止。尽管有这样的措施，国家依然没能够让士兵家属驻足于农村。十年后，埃及军队保持家族特点：当士兵们安营扎寨后，女人们的帐篷在不远处也安好了。[6]背井离乡的军人家属们收入微薄，仅仅是服役士兵们的薪水和定量的食物，出境打仗的士兵们家属甚至被剥夺了这些仅有的供给。丈夫死于战争的寡妇们簇拥在军务部外讨要着丈夫的薪水。许多妇女被迫卖淫来养家。妇女们蒙受地方官的暴政之苦：任意没收财物及施以高压政治并付诸于法律诉求，虽然法院肯定了妇女的维权，但与此同时，也要重申政权的合理性。 妇女们直面统治者，在捣毁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起义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埃及，经济凋敝、政局动荡、国力削弱，必定导致起义。18世纪末，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们的生存。农业减产带来了饥荒和时疫，中断对城市的粮食供给。高通货膨胀重创手工业者和散工。随着内讧不断，聚敛苛捐杂税，马木路克王朝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
三、埃及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对其妇女地位的影响
从18世纪末开始直到默罕默德稳固政权，起义才得以平息。各行会直接对抗统治者的案例无数。1800年，就在英国和奥斯曼军队联合攻打法军之际，开罗人民再次发动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使法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加速了法军的失败。法军撤离埃及后，马木路克卷土重来。马木路克的横征暴敛，再度激起人民的反抗，1804年，开罗人民又一次发动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军队的主要将领穆罕默德·阿里站到了起义者一边，起义很快获得了胜利。阿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在开罗起义时，妇女们向镇压的士兵们扔石块。1806年，妇女们跟随阿里领导的起义军奋战，马木路克王朝的将士们視妇女们为反动的活跃分子，极力镇压和迫害。虽然起义不断，但妇女们也会通过政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1801年，妇女们参与了反对包税制的示威活动。1814年在开罗的女性资产阶级公然抗议穆罕默德·阿里废除包税制，以及阿里政府参与瓦克夫事变。1840年，当埃及与伊斯坦布尔冲突隐现之时，埃及政府派军队逮捕煽动反对政府的妇女们。
由此可见，在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埃及的妇女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4]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5.
[5][6]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6.
[7]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68.
责任编辑：董豐
[关键词]埃及 埃及妇女 政治地位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2-0098-02
王妍（1987-），女，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中东史。
一、19世纪埃及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形态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与政权扩张，欧洲的权利迅速上升，迫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要么改革要么惨败。欧洲国家的先进改革经验是从殖民扩张开始的，日本属于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然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将西方的某些习俗视为权利的源泉，并想将其直接嫁接到本国的传统社会以维持独立。这种方式被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所遵循。穆斯林国家希望增强其陆海军及其政府力量与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国家体系的原因还是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方式。但想要改革就必须冲破原有的模式才可得以发展。
但改革是什么？在西方，改革不是靠上流社会某个贵族或是政治精英来控制的，通常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一部分人，他们挑战现有的制度，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社会形态，比如武装暴力或是通过舆论投票立法得以成功。但是在东方特别是中东，重要且有效的改革都是要靠上层社会的领导，在民间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气候。
埃及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19世纪采取了在中东所有国家中最为有效、迅速、剧烈的改革。由于埃及从1517年开始先后经历了奥斯曼帝国、马布鲁克残酷奴役的统治，政治经济都处于瘫痪状态，农民生活疾苦想要反抗却又屡次失败，逐渐走向衰落。但拿破仑的入侵和默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改变了埃及的命运。
二、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
19世纪的埃及无疑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争的多发，政权的交替，伴随而来的就是人民生活的疾苦，也导致了起义不断。19世纪，国家机器的壮大不但使得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社会制度，也加强了政府及其官员镇压手段的实施。人口的控制在很长时间是马穆鲁克关注的中心：在农村，安宁的环境是收取税收的先决条件。然而，默罕默德·阿里政府不断膨胀的专制主义抱负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维持国家安全的范畴，变成了直接对国民在兵役、农业、工业方面劳力的剥削。大量的强迫劳役需求导致更多的士兵和劳力的征入，这无疑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干预的力度，然而随着大众的反抗又促进高压政治的实施。政府官员加大力度，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新秩序：公务员聚敛税收，大肆捕捉男女老少当劳工、征兵服役，甚至发出了关于买卖农作物的指令。
埃及妇女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难道与男人们的会不一样？享有更少的权利和更低社会地位的妇女们，在没有了家庭的庇护的情况下，对统治者的压迫无疑更敏感和脆弱。男人们代表家庭所承受的苛捐杂税和惩罚更直接地作用在了女人的身上。我们知道男人们是与政权反抗斗争的主要参与者，然而女人们也以她们独有的方式参与着与政权对抗，比如抢劫、弃婴、卖淫，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诠释成她们对法律法规的反抗和绝望。一些妇女“犯罪”的实施有悖于国家政权，然而有些甚至大部分是对家庭压迫的反抗，因为女人们在家里要遵守各式各样的家规。正如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妇女们的犯罪在频率和种类上不同于男人，除了反抗国家入侵外，还抗议社会的不公，由于妇女们的权利很少，活动范围窄，她们的犯罪行为多数是指向自己，而不是他人。
默罕默德·阿里执政期间，不停征收劳役和兵役，严重影响人口的发展。许多面临失去丈夫的可能的家庭，选择了逃跑。Syria是一个避难所，许多人携带家眷穿过沙漠，在黎巴嫩开始新的生活。[1]到1830年为止，估计5000至6000名农民搬到了Syria，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种地和免税的权利。担心影响农业生产的默罕默德曾要求他们返乡，可未果。[2]城市人口却开始膨胀，六七千的男女老幼挤在三四英尺高的土房里，靠卖菜和干零工为生。[3]在开罗，很多农民靠做佣人或小手工艺品竭力维持极其不安稳的生活。为了逃避納税和征兵而逃到附近的村庄是很平常的事儿。面对农村的人口减少，政府采取了严厉苛刻的手段。1829年，默罕默德·阿里注意到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便命令内政部长官寻找这些出走的法罗因人并将其驱赶回出生地。在开罗很多难民都被强行押送回来在国控土地上耕种，皮带、棍子抽在男女老幼的身上。然而，这些召回农民的措施并没有完全成功。[4]1845年，政府仍然需要派军队将在外的农民围捕并押送回出生地。农民常年迁徙的问题又由于妇女儿童离开家园追随服兵役的男人而加剧了。一个英国领事这样评论征兵的影响：国家的任意征兵加剧了人民心中的憎恨，这注定着当妇女们看到亲人们带上刑具被带走时，常常出现的瞬时起义。只要丈夫没被押送出国，妇女儿童们就会随军，从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在附近的棚户区搭建临时住所，吃军队的供给粮。据统计，约有22000随军的家属安扎在要塞外面。在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瘟疫席卷着亚历山大港，这给居住人数众多、条件恶劣的随军的家属带来不小的恐慌。[5]1844年，军事和卫生官员们就随军家属所面临的问题召开会议，研究对抗瘟疫的对策。会议上，官员们将多数士兵们感染瘟疫的原因归结到他们与家人们同居。于是，会议决定，所有的军队和兵工厂的工人们与家人隔离30天，并进行消毒，意图彻底消灭疫情。[7]
一些证据表明政府给予军人家庭生活物资。一种说法：军工厂里的工人和军人家属领到了定量的食物，可是服役的男人们领到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另一种说法：默罕默德注意到每位士兵的食物和薪水不够养家，于是便给每位士兵的男孩等量食物来充当全家的口粮。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14000名男孩领到了食物。国家也想到了提供临时住宅，但是这项工程在亚历山大港没执行。在1848年，14000名新兵的家属被禁止随军。1849年，男娃领取等量食物的政策被终止。尽管有这样的措施，国家依然没能够让士兵家属驻足于农村。十年后，埃及军队保持家族特点：当士兵们安营扎寨后，女人们的帐篷在不远处也安好了。[6]背井离乡的军人家属们收入微薄，仅仅是服役士兵们的薪水和定量的食物，出境打仗的士兵们家属甚至被剥夺了这些仅有的供给。丈夫死于战争的寡妇们簇拥在军务部外讨要着丈夫的薪水。许多妇女被迫卖淫来养家。妇女们蒙受地方官的暴政之苦：任意没收财物及施以高压政治并付诸于法律诉求，虽然法院肯定了妇女的维权，但与此同时，也要重申政权的合理性。 妇女们直面统治者，在捣毁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起义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埃及，经济凋敝、政局动荡、国力削弱，必定导致起义。18世纪末，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们的生存。农业减产带来了饥荒和时疫，中断对城市的粮食供给。高通货膨胀重创手工业者和散工。随着内讧不断，聚敛苛捐杂税，马木路克王朝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
三、埃及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对其妇女地位的影响
从18世纪末开始直到默罕默德稳固政权，起义才得以平息。各行会直接对抗统治者的案例无数。1800年，就在英国和奥斯曼军队联合攻打法军之际，开罗人民再次发动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使法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加速了法军的失败。法军撤离埃及后，马木路克卷土重来。马木路克的横征暴敛，再度激起人民的反抗，1804年，开罗人民又一次发动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军队的主要将领穆罕默德·阿里站到了起义者一边，起义很快获得了胜利。阿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在开罗起义时，妇女们向镇压的士兵们扔石块。1806年，妇女们跟随阿里领导的起义军奋战，马木路克王朝的将士们視妇女们为反动的活跃分子，极力镇压和迫害。虽然起义不断，但妇女们也会通过政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1801年，妇女们参与了反对包税制的示威活动。1814年在开罗的女性资产阶级公然抗议穆罕默德·阿里废除包税制，以及阿里政府参与瓦克夫事变。1840年，当埃及与伊斯坦布尔冲突隐现之时，埃及政府派军队逮捕煽动反对政府的妇女们。
由此可见，在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埃及的妇女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4]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5.
[5][6]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6.
[7]Judith E.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68.
责任编辑：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