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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出生。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分文不收，从此蒋百里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做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并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都是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方雨亭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考试。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倡导民主革命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连载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蒋百里曾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用笔名“飞生”刊于《浙江潮》，说梁启超的“《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间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文章。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此书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文中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军)讲和。”修改定稿后，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
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2000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在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所幸的是，子弹未打中心脏，蒋百里被救活。他离任后。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他的一张小照，留为纪念。
被蒋介石打入监狱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 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动。
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
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名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义，1915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蔡锷)。蒋百里被捕后。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前来探监的蒋百里的4个女儿轮流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八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己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百里携全家随校搬迁，取道湘。他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哀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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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做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并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都是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方雨亭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考试。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
倡导民主革命
1902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连载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蒋百里曾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用笔名“飞生”刊于《浙江潮》，说梁启超的“《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间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文章。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此书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文中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军)讲和。”修改定稿后，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
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2000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完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在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所幸的是，子弹未打中心脏，蒋百里被救活。他离任后。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他的一张小照，留为纪念。
被蒋介石打入监狱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 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动。
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
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名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义，1915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蔡锷)。蒋百里被捕后。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前来探监的蒋百里的4个女儿轮流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八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己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百里携全家随校搬迁，取道湘。他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哀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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