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漂泊多年的王治郅终于归国，篮协领导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一消息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的热点聚焦。如果简单地将王治郅归国视为一则体育新闻，显然掩盖了更多富有意味的内涵。如果把王治郅看作传统体育体制的异数，显然，在为数不多的“出头橼子”中，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从体制内生存转化为向体制外游移，通常是个体对制度产生了价值观的分裂，或者是利益上的尖锐冲突。从田亮为拍广告被除名，到更早的何智丽愤而退出国家队，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点：这些曾经依赖于传统举国体育机制成长起来的优秀运动员，逐渐发现了体制对自身的捆绑与束缚，他们的继续上升通道被堵塞，在享受体制保护的同时，必须接受依附于体制所要完成的种种苛刻条件。王治郅、田亮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并付诸于行动，立即遭到了体制的反弹——他们被开除与驱逐了。
　　体制边缘人的优势在于独立，从体制外获得自由，无须参与同体制本身进行的的利益交换，边缘人在制度文化创新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与自由度，正是社会文化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边缘人要面临沉重生活压力与事业挫折感的双重冲击，他们容易陷入极端的自尊与强烈的自卑冲突中，表现出性格的反复与举止的异化。
　　王治郅正是在五年的煎熬与矛盾中，最终选择了回归体制。他向全国球迷认错，也向篮协、八一队俯首称“是”。作为NBA的失意者，万般无奈下他想起了传统举国体育体制的“保护壳”好处。举国体制对资源的无所不包，让叛逆者很快就发觉自身的弱小与无助，从而屈从于体制的价值标准，交还刚获得的内在自由（即精神自由）与外在自由（即生活自由）。这究竟是谁的胜利，谁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