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961年即位，当时，宋已代周建国，南唐局势岌岌可危。面对当时的局势，身居皇位的李煜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励精图治，既没有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也没有秣马厉兵，发展军事，而是用大量的金银贡物来讨取宋太祖的欢心，以图幸存;同时又尽情享乐，在深宫中征歌逐舞。在这样奢靡绮丽的生活中，他当了十五年皇帝后，宋终于举兵，毫不费力就攻下首都金陵（今南京），李煜便沦为亡国之君。
　　据传：破城之日，李煜正在静居寺听经，仓皇中肉袒以降，被押至汴京（今开封），过了两年多的囚徒生活，受尽了百般侮辱，“日夕以泪洗面”。终于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毒死。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要不然，“十年”对于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君而言，足可以从废墟中崛起，不是吗？春秋占国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当时只剩下五千军卒，勾践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图将来报仇雪恨，任用文种等有识之士共商大计。文种以杰出的外交才能使吴国同意与越议和，为越国争得了喘息的机会。之后，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的呐喊声中一举灭亡吴国，一雪“会稽之耻”。
　　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是唐后期以来“藩政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重新走向统一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讲，割据势力的灭亡有其必然性，但该灭亡的未必就是南唐，统一全国的也未必就是宋国，关键在于在这风口浪尖的非常时期如何审时度势，励精图治。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南唐之所以灭亡，李煜之所以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当时列国纷争、弱肉强食的客观实际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煜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
　　首先，李煜对政治斗争幼稚无知，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对宋国存在着幻想，希望自己的温顺能换来对手的同情，因而，不修政事反而崇奉佛教，以便求得精神安慰，结果却促成终生悔恨。
　　其次，李煜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万变，纵情于吟咏宴游，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和远见卓识，以上品质特征可以从他即位前后处理某些事件的态度中体现出来。
　　即位前，他狠心的哥哥太子弘翼，不仅毒死了他的叔父，而且非常忌妒他的才华，怕他取而代之，而欲加害于他。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哥哥，他没有主动出击，而是消极逃避，经常出没于山水田园之间，以示归隐不问政事。过着一种苦中作乐、闲中有愁的日子，这一举动充分说明了他性格的软弱性。
　　即位后，他并没有抓住机会，励精图治、主动出击，而是追求一种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游戏人生，没过多久，一连串的不幸就接踵而至。他心爱的儿子病死，不久他最宠幸的大周后也死了，他的弟弟从善，又被宋太祖押在京都作人质，在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灾难前，他未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以良策去应对，而是整日诚惶诚恐。因此，一方面虽然他也有希望南唐繁荣昌盛，民富国强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他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却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远。可是历史又阴差阳错地让这样的人坐上了“皇位”。所以亡国或许就不是偶然的了。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遇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词人“不平则鸣”，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明星词人。
　　他的词篇可以国亡前后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作品多写宫廷生活，实际上仍是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风格柔靡、颓废，艺术成就并不高。而他的后期词，由于生活起了戏剧性变化，作品内容多以吟叹家国之痛，抒发对旧日生活的怀念，艺术成就也比前期词高出了许多。残酷的现实，使他不能不从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清醒过来，在词里倾泻他“日夕以泪洗面”的深哀巨痛，如：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该词为人们最熟知。是一首感怀故国之作。作者由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其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沉思往事，不堪回首。于是，开篇便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词人最后的回答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暗示了那美好的帝王生活，已如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了，可宋太宗仍然认为，他还在思念故国，存有异心，决心除此后患而后快，于是立即派人赐酒，将他毒死了。相传是在七夕之夜，李煜命寓中歌妓唱此词，被宋太宗知道此事，所以，此词成了他的绝笔之作。
　　由皇帝沦为阶下囚，是怎样的心情？词一起笔就告诉读者：“春花秋月”，年复一年，这样的屈辱日子，何时了结？他不敢往前想，他怕愁苦如蛇，把灵魂缠得更紧！他便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故国”、“往事”来，却又忍受不了，发出江山易主，物是人非的哀叹——那优美的宫殿应该还是依旧吧？那些如花似玉的宫女们一定因国亡家破而红颜衰退了。忆“故国”是愁，忆“往事”是愁，愁无尽，愁悠悠，无以自拔。若问自己愁多少？“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穷无尽！“一江”喻愁多，“春水”喻愁深，“向东流”喻愁之永无尽期。这个比喻把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确切具体，通篇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自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该词管中窥豹，可以见出，李煜词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感情真挚、坦率，不假雕琢;感慨深沉、悲凉，令人愁肠百断;意境开阔，灵活跳荡，不论言情咏物，既有很强的形象性，又有很高的概括性;在语言上自然流畅，清新朴素，施以白描，精炼准确，有民歌之风，他最擅长抒发愁恨之情，可谓神工巨匠，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等，都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千古名篇。这些词，言简意丰，语短情长，堪称“千古哀音”，百代绝唱，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奇葩，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
　　那么，李煜词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政治上的惨败，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促使词人“不平而鸣”。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词是情感化了的语言再现。李煜词中所抒发的感情，特别是愁恨之所以那样的真挚、深厚、动人，像火山般强烈，像东流的江水般悠长，足以感动一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集团，特别是有相似情感体验的人。李煜由昨日的皇帝沦为今日的囚徒，体验到了一般人，尤其是皇帝所不能尝到的屈辱生活的滋味，从而使他能够把一个不幸者的悲伤表现得分外真切，分外沉重，产生动人的力量。词中的愁恨哀怨之情全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这远非一般悲秋伤春或无病呻吟的悠闲之作所能及，也不是凭一时的灵感所能奏效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
　　即位前后的悲惨之事且不论，尤其是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后，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这时他的地位和生活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他无时无刻不在幽思，怀念他失去的故国山河而产生无穷无尽的绵绵长恨;他后继的小周后，又遭到宋朝巨子的奸污，使他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玷污，从而产生了揪心之痛;此外，贪生怕死的他，每天都在愁着宋太宗会不会处死他，因为几个投降宋朝的国主先后被暗杀毒死，是的，愁恨的确比任何恨都要使人伤心得多。无怪乎他每日都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处此情景下，他只有到梦中去寻找短暂的“春花秋月”，但一梦醒来，摆在眼前的又是痛心疾首的残酷现实。不梦还好，梦了反而更加增添了泪水。这时，他的思想一直处在愈思念、愈愁恨，愈愁恨、愈思念的恶性循环之中，他真是悲极了，恨极了，愁极了，他的泪已干了，血已枯了，心已碎了，即使宋太宗不毒死他，他也将不久于人世了，他的每个细胞里，可以说都充满了这种离情别恨。前述的《虞美人》、《浪淘沙》以及《望江南》，就是这种悲惨生活的写照，是他怀念过去，愁恨现在，绝望将来的哀音，可以说是他诗歌化了的绝命书。仅以《浪淘沙》为例，它由短短的十句组成，其中一些句子一般诗人也可能写得出来，但“梦里不知身是客”，“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这样的句子没有如他的特殊经历的人谁也写不出来。
　　2.敏感和多才多艺的性格情趣，成就了他词作独特的风格特色。李煜工书善画，能诗善词，又精通音乐。还会点武艺、弧矢箭术都不赖，他的多才多艺是他在艺术风格上取得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天资聪慧的他具备了反映其独特经历和感情的艺术条件。
　　3.对词作的酷爱和辛勤的创作实践，使李煜成为文艺奇才。俗话说：“艺大根深”，艺术造诣来自深厚的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如何打牢根基，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兴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知。”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论及治学时也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此乃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以悴。”此乃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乃第三境也。
　　这三种境界精辟地阐述了治学者“苦”与“乐”的关系，只有从兴趣入门上，才能“独上高楼”;进而如迷地“苦学”，人也瘦了，衣带也宽大了，但“终不悔”;最后取得了学问成功的欢乐，作诗填词也一样，只有笔耕不辍，“衣带渐宽终不悔者”才有希望取得辉煌的成就，仅“临渊羡鱼”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退而结网，辛勤耕耘。李煜就是这样一位辛勤耕耘者，他一生的悲欢离合之情，无时无刻不流露在他的词中，其艺术成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了千锤百炼，最后遇上了他的特殊身世才达到杰出的顶点。他在避祸时就写出了“浪花有意千重雪，桃里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知侬有几人。”（《渔父》）这样富人诗情画意的作品。
　　即位后又写过一些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如《玉楼春》、《呜夜啼》、《相见欢》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生离死别甚至是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其创作，藉以抒发他的真情实感。大周后死后，他又是悼词，又是祭文，又是挽联，真是有写不尽的死别之痛;当他得知当人质的弟弟回不来时，他登高作赋，倾诉他无限怀念的生离之情;他的另一个弟弟出镇宣州他赠诗饯行。相转宋军之兵临城下，他还在写，“樱花落尽春归去”（《临江仙》），词未成而城破。他被押北上时。吟出了“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雨打归舟泪万行”的凄楚之音。至于他在软禁期间，人身虽然是不自由的，而他的情感却是很自由的，这时的作品，那更是“以歌当哭”，血和泪的交响曲了。以上说明，他简直不像个皇帝，活像个身处厄运仍坚持创作的词人。
　　总之，李煜在词的创作上，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他为写词导致了国破家亡，落得了“亡国之君”的晦称。“南朝天子多无福，不做词臣做帝王”。宋太祖说过，如果用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的话，那么被俘虏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李煜，可李煜又为写词而丧生。据载当宋太祖知道他写了前述的《虞美人》后，认为他还在怀念故国，存有异心，决心除此后患，于是在他七月七日重阳日这一天，用药酒将他毒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煜的悲剧是词作造成的，王国维说他的词是血写出来的，其含义更在于此。所以可以这样说，作为君王，李煜是不幸的，他一生是个凄凉哀怨的悲剧。但是，又正如清朝诗人赵翼在他诗中所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作为诗人，他又是幸运的，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特有的经历使他产生了特有的感情，从而在创作上获得丰收，并给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作者单位：云南曲靖麒麟区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