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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少年
“阴沉”，是王鼎钧对自己早期文字风格的形容，这样的文字，也正好映衬着他成长的那个动荡的年代。
1925年，王鼎钧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传统的农村大家庭里。祖父是一位经营酒厂的商人，曾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奖而归。祖母去世后，家里来了新祖母。“大家庭本来有许多阴暗面，继祖母来了后，家庭关系更复杂，我记忆里没有快乐的童年。”作为家中长子，他敏感体味着大家庭那些琐碎的矛盾和细节，那些回忆故乡和家庭的“阴沉”的故事，便是若干年后回忆录的第一册《昨天的云》里记下的那些点点滴滴。
王鼎钧小学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4岁那年，他还参加过家乡人组织的游击队。1942年夏天，17岁的王鼎钧被迫离开家乡。离家那天，母亲看着他喝了稀饭，逼着他吃了包子后，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于是，他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
这一年，山东籍名将、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成立了一所专门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的学校。王鼎钧便进入了这所学校。他还记得一次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则完全错误。
“所谓‘流亡学生’，就是从日本占领区跑出来，到抗战地区得到暂时安置的学生。但是日本还是随时会打过来，所以学校是流动的。我们到后方，其实是一路逃亡。”王鼎钧回忆。那时无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设立相应机构，接待流亡学生。当时，流亡学生的“待遇”与一个士兵的待遇相同，一年还有10块法币的医药费，在那个年月里，这个钱基本上只具象征意义，因为买一粒治痢疾的奎宁就要花12块钱。每所学校都有校医，有一位同学牙齿坏了，医生说需要拔牙，但没有麻药，他劝这位同学说：前方有许多将士都受了伤，但没有麻药用，好在你年轻，就流几滴眼泪吧。说罢，“哐”一声，就把牙拔出来了……
少年时的王鼎钧从喜爱文学的二姐那里看过沈从文的书，后来，他又陆续读了巴金的《家》、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于是这个乡村少年开始梦想当一名作家，然而在那个动荡流离的岁月里，这个梦遥远而又奢侈。
关山夺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鼎钧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
此后四年他经历的诸多艰难苦涩、跌宕起伏，都细细地写在回忆录第三册《关山夺路》里。而从第二册写到这一本，中间整整隔了13年。
1948年底，王鼎钧跟随部队调往天津塘沽。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时他和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1月15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他们躺在地下室里，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侥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原来，那时解放军用土法制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而王鼎钧这十几人幸运地赶上了这哑火机会，他成了解放军的战俘。
某天，带着秧歌队的团政委骑马而来。他登台训话，称赞大家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威风凛凛的团政委又说：“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我伸出双手欢迎，想走的也不强留，解放军发路条、发路费给你们。你们爱到哪里就到哪儿，南京也好，广州也好，台湾也好，你们去的地方我们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我们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咱们后会有期！”一番话铿锵有力，惊心动魄。“解放军那时候的气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佩服！”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王鼎钧仍然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片刻，他又轻轻地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怎么样了。”
就这样，王鼎钧带着路条和解放军发放的两天路费，离开了解放区。1949年5月24日，在上海军械总库当差的王鼎钧，带着父亲夜间挤上一条甲板上坐满军人的船，也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等到船靠岸，才知道眼前这方土地竟然是基隆。回望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他后来抑制住满怀乡愁，只感伤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起中央政府‘迁台’的时候，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可是终其一生，他没有做到。”
文学江湖
王鼎钧正式学习写作，是1949年到了台湾之后才开始的。
在基隆港登岸的时候，他向在码头上登记的工作人员要了几纸张，随即便坐在水泥地上开始写字，“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他带着文章进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寄到了当时的“中央日报”。因为没钱付邮费，王鼎钧还在上面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没想到，几天后文章竟刊登出来。“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加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所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于是，他愈加勤奋地给报纸副刊写稿，前后用了50多个笔名，却从未收过退稿信。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给他尚为困顿的生活带来些补贴，更重要的是，由此下定了当作家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王鼎钧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工作。王鼎钧后来从事广播稿撰述的工作，这让他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在“敏感媒体”——广播电台工作的王鼎钧目睹了许多文化界人士或被捕，或判刑甚至处死，那样的心理高压，甚至使得一个人在梦里都无处逃身。
如今回忆这一切，都已付之一笑。不过，王鼎钧说，严格的新闻审查却无意间带来了一个“收获”——“很多时候特务找我谈话，问我文章里为什么要用某个字、有什么特别之意，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字还有这个意思。这也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敏感，从结果上讲，审查对我也是有帮助的——写文章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个检查官在我对面，我要躲着他，要隐藏、伪装，这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都公认我的文章思考比较严谨周密，非常注意文字的妙，这是特务教我的。不过这种检查也有负面影响。我的作品放不开，缺乏奔放的气势。我后来意识到这一点，也竭力突破这一点。”王鼎钧后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成为台湾知名作家与副刊主编。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写散文哪里有什么布局修辞，随心写便是。“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我的经验是靠学习——很多作家不承认刻意学习过，也很避讳谈，好像说出来很伤害自己的尊严，而我是把自己学习的经历公开写出来。我不是天才型作家，条件不够，但我是努力学习型作家，我公开我的学习，让有需要的人来参考。”王鼎钧说。
王鼎钧戏称自己是“麻雀战术”——麻雀在地上不停地吃，随时随地汲取营养，虽然吃的东西很小很少，但集中在胃里形成营养。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他称自己“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2009年，王鼎钧以记叙台湾生活经历的回忆录最后一册《文学江湖》终于完成。
“我用了17年，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作家要把他的痛苦转换成一种愉快，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境界。我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但至少我要做到写的东西使读者得到了启发而不仅是痛苦的转嫁。”王鼎钧说。
“阴沉”，是王鼎钧对自己早期文字风格的形容，这样的文字，也正好映衬着他成长的那个动荡的年代。
1925年，王鼎钧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传统的农村大家庭里。祖父是一位经营酒厂的商人，曾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奖而归。祖母去世后，家里来了新祖母。“大家庭本来有许多阴暗面，继祖母来了后，家庭关系更复杂，我记忆里没有快乐的童年。”作为家中长子，他敏感体味着大家庭那些琐碎的矛盾和细节，那些回忆故乡和家庭的“阴沉”的故事，便是若干年后回忆录的第一册《昨天的云》里记下的那些点点滴滴。
王鼎钧小学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4岁那年，他还参加过家乡人组织的游击队。1942年夏天，17岁的王鼎钧被迫离开家乡。离家那天，母亲看着他喝了稀饭，逼着他吃了包子后，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于是，他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
这一年，山东籍名将、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成立了一所专门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的学校。王鼎钧便进入了这所学校。他还记得一次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则完全错误。
“所谓‘流亡学生’，就是从日本占领区跑出来，到抗战地区得到暂时安置的学生。但是日本还是随时会打过来，所以学校是流动的。我们到后方，其实是一路逃亡。”王鼎钧回忆。那时无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设立相应机构，接待流亡学生。当时，流亡学生的“待遇”与一个士兵的待遇相同，一年还有10块法币的医药费，在那个年月里，这个钱基本上只具象征意义，因为买一粒治痢疾的奎宁就要花12块钱。每所学校都有校医，有一位同学牙齿坏了，医生说需要拔牙，但没有麻药，他劝这位同学说：前方有许多将士都受了伤，但没有麻药用，好在你年轻，就流几滴眼泪吧。说罢，“哐”一声，就把牙拔出来了……
少年时的王鼎钧从喜爱文学的二姐那里看过沈从文的书，后来，他又陆续读了巴金的《家》、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于是这个乡村少年开始梦想当一名作家，然而在那个动荡流离的岁月里，这个梦遥远而又奢侈。
关山夺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鼎钧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
此后四年他经历的诸多艰难苦涩、跌宕起伏，都细细地写在回忆录第三册《关山夺路》里。而从第二册写到这一本，中间整整隔了13年。
1948年底，王鼎钧跟随部队调往天津塘沽。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时他和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1月15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他们躺在地下室里，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侥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原来，那时解放军用土法制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而王鼎钧这十几人幸运地赶上了这哑火机会，他成了解放军的战俘。
某天，带着秧歌队的团政委骑马而来。他登台训话，称赞大家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威风凛凛的团政委又说：“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我伸出双手欢迎，想走的也不强留，解放军发路条、发路费给你们。你们爱到哪里就到哪儿，南京也好，广州也好，台湾也好，你们去的地方我们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我们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咱们后会有期！”一番话铿锵有力，惊心动魄。“解放军那时候的气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佩服！”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王鼎钧仍然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片刻，他又轻轻地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怎么样了。”
就这样，王鼎钧带着路条和解放军发放的两天路费，离开了解放区。1949年5月24日，在上海军械总库当差的王鼎钧，带着父亲夜间挤上一条甲板上坐满军人的船，也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等到船靠岸，才知道眼前这方土地竟然是基隆。回望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他后来抑制住满怀乡愁，只感伤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起中央政府‘迁台’的时候，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可是终其一生，他没有做到。”
文学江湖
王鼎钧正式学习写作，是1949年到了台湾之后才开始的。
在基隆港登岸的时候，他向在码头上登记的工作人员要了几纸张，随即便坐在水泥地上开始写字，“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他带着文章进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寄到了当时的“中央日报”。因为没钱付邮费，王鼎钧还在上面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没想到，几天后文章竟刊登出来。“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加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所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于是，他愈加勤奋地给报纸副刊写稿，前后用了50多个笔名，却从未收过退稿信。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给他尚为困顿的生活带来些补贴，更重要的是，由此下定了当作家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王鼎钧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工作。王鼎钧后来从事广播稿撰述的工作，这让他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在“敏感媒体”——广播电台工作的王鼎钧目睹了许多文化界人士或被捕，或判刑甚至处死，那样的心理高压，甚至使得一个人在梦里都无处逃身。
如今回忆这一切，都已付之一笑。不过，王鼎钧说，严格的新闻审查却无意间带来了一个“收获”——“很多时候特务找我谈话，问我文章里为什么要用某个字、有什么特别之意，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字还有这个意思。这也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敏感，从结果上讲，审查对我也是有帮助的——写文章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个检查官在我对面，我要躲着他，要隐藏、伪装，这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都公认我的文章思考比较严谨周密，非常注意文字的妙，这是特务教我的。不过这种检查也有负面影响。我的作品放不开，缺乏奔放的气势。我后来意识到这一点，也竭力突破这一点。”王鼎钧后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成为台湾知名作家与副刊主编。
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写散文哪里有什么布局修辞，随心写便是。“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我的经验是靠学习——很多作家不承认刻意学习过，也很避讳谈，好像说出来很伤害自己的尊严，而我是把自己学习的经历公开写出来。我不是天才型作家，条件不够，但我是努力学习型作家，我公开我的学习，让有需要的人来参考。”王鼎钧说。
王鼎钧戏称自己是“麻雀战术”——麻雀在地上不停地吃，随时随地汲取营养，虽然吃的东西很小很少，但集中在胃里形成营养。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他称自己“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2009年，王鼎钧以记叙台湾生活经历的回忆录最后一册《文学江湖》终于完成。
“我用了17年，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作家要把他的痛苦转换成一种愉快，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境界。我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但至少我要做到写的东西使读者得到了启发而不仅是痛苦的转嫁。”王鼎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