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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经常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行走,那么,就可能巧遇一个独自骑着三轮车的老人——瘦瘦的、有点驼背、身着褪了色的中山装。这个老人就是我们教育界备受尊重的,今年已是90岁高龄的黄济先生。
黄先生的名字,我在1989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耳闻。但由于在外地,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我认识黄先生是在10年之前,那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基本原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劳凯声教授。说起来,劳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弟子,并且,我发现每当劳先生提起黄先生的时候,在他的言语中也总是充溢着对自己老师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读博士不久,我患了一场重病,连续在校医院打了两周的点滴。有一天,我在校医院刚刚打上点滴,注射室走进了一个身着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前进帽,手里拎着帆布袋的老人。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我身边有个空座,就走了过来坐在我的身边。攀谈中我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黄济先生。
黄先生是山东人,是在1945年来到北京的(当时叫北平)。黄先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学术地位与威望很高,他坐在我身边,说实话,内心的确有一种紧张与压力感。但是,在和黄先生攀谈与交流中,这种紧张与压力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黄先生与人的交流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和蔼与自然,没有任何一点著名教授与学者的架子。
黄先生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标准,和他交流需要努力去听才能够听懂。在和黄先生的攀谈中,黄先生给予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导与学业上的鼓励。与黄先生一边打着点滴,一边聊着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瓶中的注射液就要滴完了。我赶紧摁响了手边的叫铃。但不知为什么,护士迟迟没有来。眼看滴管中的药液就要滴完了,我感到非常着急。黄先生见到这种情况,用很关切的口吻跟我说:“没关系,不用着急,让我来给你拔针。”他叫我用另外一只手压住针口,然后他用自己没有扎针的手,小心翼翼地帮我把针拔了出来。一边拔着,一边说着:“我经常给人拔针,没关系的。我在打点滴的时候,如果护士不在,我就自己把针拔了。”我心中充满了对黄先生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黄先生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学生好多都已成为了国内教育学界的名家。虽然黄先生在学术研究与培养人才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的生活却很平凡,而且在他平凡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都值得我们后辈去认真地思考与细细地品读。
2009年冬天,有一次我在教二楼的西侧碰到了石中英教授。我问石老师:“怎么站在这里?”他说:“我在等黄先生”。接下来对我说:“这学期我在给本科生上教育哲学,他们都想听一听黄先生讲课,今晚我把黄先生请来了,给他们讲一讲教育哲学问题。”我问:“有人去接黄先生吗?”他说黄先生执意不让人去接,要自己一个人过来。平时我和石老师也很难碰到一起,正好趁这个机会聊了一会儿,边等着黄先生。但我们一直没见黄先生过来。石老师看了看手表说:“上课时间就要到了,估计黄先生已在教室等候了。”说着就急急忙忙地奔向了教室。果不其然,黄先生早已在那儿等候了。
在我身边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黄先生,但凡提起他,无不对其充满着尊敬与赞誉之情。2010年的一天,一位安徽皖西学院的访问学者曹老师来到我办公室,很激动地跟我说:“苏老师,我今天在校园里见到黄济老先生了,他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这么有名望的人,又这么大的年龄,还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在校园里,真是令人感动。我偷偷地给黄先生拍了两张骑三轮车的照片,等回到单位后,我要把这两张照片给我们单位的同事与学生看,我要把我听到的黄先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太具有教育意义了。”我看着他说话时的激动与幸福的表情,着实地为他高兴。我内心在想——曹老师说得很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确需要接受老一代人的这种精神与品格的教育,尤其是在黄先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儒雅、挚诚、简朴、淡定、祥和、勤勉、自为、宽容、关爱、博学……
曹老师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黄先生的身影——身着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带着一顶前进帽,手里时常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兜,独自一个人骑着三轮行进在师大的校园之中……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瑞芳)
黄先生的名字,我在1989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耳闻。但由于在外地,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我认识黄先生是在10年之前,那年我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基本原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劳凯声教授。说起来,劳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弟子,并且,我发现每当劳先生提起黄先生的时候,在他的言语中也总是充溢着对自己老师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读博士不久,我患了一场重病,连续在校医院打了两周的点滴。有一天,我在校医院刚刚打上点滴,注射室走进了一个身着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前进帽,手里拎着帆布袋的老人。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我身边有个空座,就走了过来坐在我的身边。攀谈中我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黄济先生。
黄先生是山东人,是在1945年来到北京的(当时叫北平)。黄先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学术地位与威望很高,他坐在我身边,说实话,内心的确有一种紧张与压力感。但是,在和黄先生攀谈与交流中,这种紧张与压力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黄先生与人的交流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和蔼与自然,没有任何一点著名教授与学者的架子。
黄先生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标准,和他交流需要努力去听才能够听懂。在和黄先生的攀谈中,黄先生给予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导与学业上的鼓励。与黄先生一边打着点滴,一边聊着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瓶中的注射液就要滴完了。我赶紧摁响了手边的叫铃。但不知为什么,护士迟迟没有来。眼看滴管中的药液就要滴完了,我感到非常着急。黄先生见到这种情况,用很关切的口吻跟我说:“没关系,不用着急,让我来给你拔针。”他叫我用另外一只手压住针口,然后他用自己没有扎针的手,小心翼翼地帮我把针拔了出来。一边拔着,一边说着:“我经常给人拔针,没关系的。我在打点滴的时候,如果护士不在,我就自己把针拔了。”我心中充满了对黄先生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黄先生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学生好多都已成为了国内教育学界的名家。虽然黄先生在学术研究与培养人才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的生活却很平凡,而且在他平凡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都值得我们后辈去认真地思考与细细地品读。
2009年冬天,有一次我在教二楼的西侧碰到了石中英教授。我问石老师:“怎么站在这里?”他说:“我在等黄先生”。接下来对我说:“这学期我在给本科生上教育哲学,他们都想听一听黄先生讲课,今晚我把黄先生请来了,给他们讲一讲教育哲学问题。”我问:“有人去接黄先生吗?”他说黄先生执意不让人去接,要自己一个人过来。平时我和石老师也很难碰到一起,正好趁这个机会聊了一会儿,边等着黄先生。但我们一直没见黄先生过来。石老师看了看手表说:“上课时间就要到了,估计黄先生已在教室等候了。”说着就急急忙忙地奔向了教室。果不其然,黄先生早已在那儿等候了。
在我身边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黄先生,但凡提起他,无不对其充满着尊敬与赞誉之情。2010年的一天,一位安徽皖西学院的访问学者曹老师来到我办公室,很激动地跟我说:“苏老师,我今天在校园里见到黄济老先生了,他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这么有名望的人,又这么大的年龄,还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在校园里,真是令人感动。我偷偷地给黄先生拍了两张骑三轮车的照片,等回到单位后,我要把这两张照片给我们单位的同事与学生看,我要把我听到的黄先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太具有教育意义了。”我看着他说话时的激动与幸福的表情,着实地为他高兴。我内心在想——曹老师说得很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确需要接受老一代人的这种精神与品格的教育,尤其是在黄先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儒雅、挚诚、简朴、淡定、祥和、勤勉、自为、宽容、关爱、博学……
曹老师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黄先生的身影——身着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带着一顶前进帽,手里时常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兜,独自一个人骑着三轮行进在师大的校园之中……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