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虽然,会议公报中没有提及会前舆论热烈讨论的“包容性增长”或“共享式增长”概念,但其中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论述、对改革内容的论述,均显示了执政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增进社会公平,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什么是可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什么是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公报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一个社会的风险,是可以透过对其社会结构、对不同群体的心态的分析,知其大概的。
　　当下中国最大的风险挑战,恐怕不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减缓,也不是经济结构失衡,而是社会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群体在心理上的隔阂、紧张乃至冲突,尤其是贫富紧张、官民紧张。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极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江西宜黄县农民以自焚的方式反对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予以政纪处理,当地官员却化名发表文章,为强制拆迁进行辩护,并悍然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而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也发出“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的言论。如果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不能化解,社会就面临巨大风险。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会议公报对若干年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重新阐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里连续使用了四个“更加”,显示了调整政策的紧迫感。这四个更加,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公平的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公报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可以推测,未来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在这方面将会提出若干具体政策设想。
　　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从单纯追求速度的增长,转向公平的、共享式增长,不只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进行强制拆迁,是因为,现有种种制度为官员提供了这种便利,而民众则缺乏必要的渠道抗衡官员的这种权力。另一方面,官员之所以投入到这种强制拆迁中,乃是因为,官员们不得不创造好看的经济增长政绩。而官员们之所以在上级面前展开这样的竞争,乃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各级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非对本地民众负责。因而,地方官员完全可能为了创造好看的政绩,而无视本地民众的权利,牺牲本地民众的利益。
　　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当前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社会结构的失衡,背后的根源就是官员的权力与民众的权利配置上的失衡。由此实现的经济增长,其收益当然不可能公平地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而是畸轻畸重。普通民众之所得,从绝对额和相对比例来看,都是不公道的。由此而让社会秩序陷入可以预见和不可以预见的巨大风险之中。
　　对于这种风险及其背后的原因,高层已经认识到了。这次会议就重申了改革的议程: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也就是说,中国将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如果真的有所突破,也必然触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配置,也就等于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从增长到公平增长的转型来说,重要的不是从哪个方面启动改革,而是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即对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进行实质性调整。这样的调整,将能够化解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