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而在去年“伊斯兰国”（IS）中东大本营被摧毁后，面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回流与本土恐怖主义组织的极端化，东南亞地区的反恐局势更趋严峻。在上合组织不断加大对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之下，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流出或流入的主要中转通道。

恐怖主义通道的两条主要线路

　　东南亚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半岛地区与海岛地区两大部分，这一划分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宗教文化上的。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亦可藉此大致分为两条不同的线路。
　　一是半岛一线。半岛一线主要是中国“东突”恐怖分子南下进入泰国、马来西亚，进而前往土耳其、叙利亚与伊拉克等国参加“伊斯兰国”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主义组织的线路。2014年3月1日发生于昆明的“暴力恐怖袭击案”即是多名维吾尔族恐怖分子经云南边境外逃东南亚失败后返回昆明实施的恐怖袭击。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的存在。具体线路可以分为三条，人员往来反方向亦然。一是东线，即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恐怖分子从中国的新疆到中越边境，偷渡到越南后，既可坐船抵达马来西亚，又可继续穿越柬埔寨抵达亚兰—波贝口岸进入泰国。泰国国家安全部曾经表示，亚兰—波贝口岸是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偷渡进入泰国人数最多的一条线路。二是中线，即中国—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恐怖分子从新疆南下到云南后，通过磨憨—磨丁口岸，沿着昆曼公路抵达老挝会晒县，再从泰国的清孔口岸进入泰国，最后到达泰国南部地区或者马来西亚。三是西线，即中国—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恐怖分子穿越中缅边境，抵达缅甸大其力府，最后通过大其力口岸进入泰国清莱府。但因为缅北局势相对混乱，“东突”恐怖分子通过这一线路中转的并不多。
　　二是海岛一线。海岛国家不仅是恐怖主义通道的出发地，也是恐怖主义通道的目的地。前者指恐怖组织在本地招募大量的恐怖分子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参加“圣战”或接受恐怖主义培训，后者是指大量从“伊斯兰国”返回的恐怖分子直接将本地区作为袭击的目的地，或者建立“伊斯兰国”的候选地。海岛一线具体可以分为两条，人员往来反方向亦然。一是北线，即菲律宾—马来西亚。菲律宾恐怖分子从棉兰老岛出发，沿苏禄群岛进入东马，最后抵达吉隆坡，再经飞机等途径前往“伊斯兰国”。马来西亚本土恐怖分子往来于东马和西马，形成了一条人员、武器流动之道。目前，这一线路流动更多的还是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仅占少数。但是，利用这一通道向菲律宾南部地区阿布沙耶夫组织、“穆特组织”运送的武器物资不在少数。二是南线，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恐怖分子坐船抵达加里曼丹岛，最后到达爪哇岛的雅加达，可通过飞机等途径中转到“伊斯兰国”。同时，这一通道也是印尼恐怖分子东西往来的通道。

恐怖主义通道的特征

　　首先是半岛一线多为陆路通道，海岛一线多为海路通道。由于地理因素，当前半岛一线的恐怖主义通道以陆路为主，即恐怖分子大多通过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往来于始发地与目的地之间。恐怖分子甚至为安全起见，徒步穿越于各个山区。海岛一线国家大多为“群岛之国”，比如印度尼西亚即被称作“万岛之国”、菲律宾被称作“千岛之国”，恐怖分子大多依靠船舶往来于各个群岛。
　　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成通道重要枢纽。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已成为恐怖分子聚集的重要城市，即两国成为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的重要枢纽。恐怖分子无论是前往中东还是返回该地区，马来西亚与印尼都是重要的中转站，同时也是本地恐怖组织袭击的重要目标。
　　最后是恐怖主义通道与东南亚地区边缘地带相重叠。当前，除去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等城市之外，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的线路大多避开繁华大都市，多经由各国管控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边缘地带，恐怖主义通道从而与边缘地带相重叠，这进一步恶化了边缘地区的发展环境。例如，半岛一线穿过的缅北地区、金三角地区、泰南地区，都是发展滞后、宗教民族矛盾复杂的边缘地区。海岛一线穿过的菲律宾南部、马来西亚东部、印尼东部也大多属于远离该国核心区的边缘地带。

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的影响

　　首先是推动恐怖主义发展网络化。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网络化。而恐怖主义通道的打通成为联络各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血管”。一方面表现在本土恐怖主义组织的网络化。各个恐怖组织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与网络技术，共同训练、共同策划恐怖袭击。另一方面是与域外的恐怖主义通道相连接、恐怖组织相合作。如东南亚的恐怖主义通道，向西可连接巴基斯坦—阿富汗恐怖主义通道、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恐怖主义通道，同时不断加强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在人员培训、武器制造、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合作。
　　其次是“三股势力”合流趋势明显。在东南亚恐怖主义问题上，令人困惑的是，并非穆斯林人口大国的菲律宾与泰国反而成为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显然，这与两国南部地区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紧密相关，两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更是激化了这一矛盾。同时，利用部分人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就为其发泄不满提供动力与灵感，进而使泰南地区、菲南地区暴恐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合流趋势明显。比如，2017年5月开始，菲律宾军警与恐怖组织“穆特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在南部城市马拉维激战达数月之久，即是“三股势力”合流的典型表现。
　　再次是地区安全威胁进一步加重。2002年后至今，在15年间，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分子数量增加了720%，恐怖袭击从2002年的106起，增加到2016年的870起;同时，由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从2002年的350人，增加到2014年的744人。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东大本营的不断衰落，早期参加“伊斯兰国”圣战的恐怖分子逐渐回流，试图在本国发展恐怖组织、开展恐怖袭击。东南亚地区自然成为“圣战者”的重点规划之地，东南亚地区开始由通道中转站向通道目的地转变。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恐怖分子最终回流所带来的威胁将更为严重。
　　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问题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网络化发展的结果。在未来，其具体线路可能因为各国反恐力度的加大而更趋复杂化。基于全球“大流动”的时代特征，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或会发生其他形式的“变种”。但是，当前东南亚恐怖主义通道直接与我国“东突”恐怖分子相关，有鉴于此，中国可尝试提供一定的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比如，可通过情报共享、资金支持、反恐人员培训等方式切实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这对于提升区域治理水平，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