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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人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洗礼了人类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人们变得束手无策，除了坦然面对，似乎没有任何反抗力量能够抵挡得了这场“突袭”。这场“风暴”其实就是人们“爱憎交加”的全球一体化现象，其中，全球一体化对传统文化的洗礼是最为深刻的，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众多流传百年甚至是千年的传统文化瞬间瓦解。现代化工业取缔了传统作坊，西方思想“侵入”了国人的头脑，甚至日常生活习惯也被慢慢“融化”，然而面对如此悲惨的“战场”，我们甘愿轻易被“俘虏”吗？我们该保持何种态度去面对这种全球盛行的“大同文化”呢？
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使者开始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大同文化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意识陷阱，它诱使人类文化框架趋于“模块化”。然而，由于世界的魅力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个性与共性的并存才是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大前提。而不同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摸索与延续，它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已经深入“骨髓”，在“大同文化”的诱惑下，传统文化或许会在短时间内会“走出家门”，但时间久了，内心日益增强的“归属感”必然会让它走上“归家之路”。当然，这条“归家之路”在全球一体化“风暴”的席卷下，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遥望远方的“灯塔”和眼前荆棘丛生的废墟，“她们”需要回忆昔日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与文化需求的关系来看，自我修复应当是“文化回归”的根本动力所在。
一、神情转移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实际上是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很多传统元素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功能载体而存在，而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下，这些功能载体被一些更快捷、更方便的新发明所替代，如果这些新发明取代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功能载体的时候，人们便自然地全盘抛弃了“老物件”的所有内容。
然而，面对这一类传统文化，当我们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回头再审视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并非像我们先前想象的那样一文不值，内心油然而生的惋惜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老物件的“去”与“留”。“去”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完全没有“资格”在当代生存下去，“留”是因为它的样貌依然令人流连忘返，两者形成了形式与功能的矛盾。
对于这一矛盾，其实我们没必要对其全盘否定，功能不合当代，那我们可以将它的“神情”保留，并把它转移到其他功能载体上。比如菜篮子的编织手艺是目前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原因在于现代人拥有了更便捷的储物工具。试想，如果我们撇除菜篮子的实际功能不说，单是这种编织手艺就完全可以在当下生存，我们完全可以将编织的样式、技巧、材料等方面的文化元素运用到建筑表皮、室内家具、景观小品等现代设计中，这不但能够满足现代人们对于文化的“猎奇”心理，还能够融入浓浓的“中国味”。诸如此类的方法还可以利用到剪纸、木匠工艺等即将“无家可归”的传统文化中去。
二、以简取胜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列中，存在着一些“顽固文化”的名单，他们以昔日辉煌作为生存的资本，虽保留了原始功能，但与现代的生活与心态需求已经拉开了距离，这些“顽固文化”的护卫者不愿意更改这些文化的一毫一毛，他们担心一旦更改任何一个细节，或者仅仅是注入一滴“现代血液”，那么这些传统文化的光彩就会瞬间失色。对于这样的文化客体，我们应该知道，它们的生存是相当困难的，一种文化如果不能融入正常生活中，虽然目前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昔日辉煌的光环必然会渐渐褪色。
对于中国的一些“顽固文化”，要想在这处处被同化的世界里生存，以简取胜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文化“修复”过程中，保留原有的气质，以精巧和简洁的方式结合功能，将其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提炼出来，以配合中国当代文化和心态的发展需求。当然，这里说的“简”，并非是盲目的删减，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炼结果。贝律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他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一次深度解读，根据当代简约理念，去除了一些“繁琐”的细节，只保留了几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装饰元素。白墙灰瓦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简单的线条重新勾勒了中国建筑的轮廓，精巧简洁的片假山依然能够营造出中国的山水意境。在他的笔下，苏州博物馆仿佛经历一次“重生”，血液被更换，但原有的气质和灵魂仍然存在。一眼看去，人们还是能够辨识：这是中国建筑。
当然，对于传统元素的保留与舍弃的比例多少，根本无法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同文化的属性，以及此文化在现代潮流冲击下的“保值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所以对它们的“简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行者的知识背景、理解深度、拿捏量度等诸多主观要素，并非只是一件简单的“筛选”工作。
三、洋为中用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必然会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对两者的“挑战”，并非只是“非你即我”的评判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融共生，是把握和创造个性的重要机会，其间的“修复”力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与尊重。实际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侵蚀”的主要思想，任何努力与方法必然走向“洋为中用”的道路。
当然，这并非是一条阳光大道，而是一个“自我肯定与否定”的艰难之旅。在这个旅程中，传统文化的“修复”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1、在如今的时代中，传统文化“独善其身”已无可能。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精彩的一面，但毕竟是从特有的地域与人文环境中产生，固然不能取代我们的一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不无可能，而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切勿不可盲目照搬，而是需要深度剖析西方文化的实际内容与本土客观条件的相融程度，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得出区别之后，还需对其形式表现进行解读，并结合本土文化的呈现方式，对外来文化的形式元素进行“转译”，使其真正融入本土，这是“自我肯定”的历程。
2、将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简单合并也是传统文化“自我修复”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另一大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没有理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差异之前，不愿意丢弃自己已经背离时代发展的东西，盲目地在自己的文化框架上添砖加瓦，以求得视觉上的简单融合，希望以此戴上时代的“帽子”，而这顶“帽子”不但没有让自己跟进时代的步伐，反而遮挡了本身的魅力与灵魂，从而产生不伦不类的效果。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
传统与当下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迫在眉睫，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不断的努力促进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作为这个文化“接力”的特殊年代，我们有责任将传统文化推向传承的“浪尖”，以求在历史中修复，在未来中再生。
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使者开始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大同文化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意识陷阱，它诱使人类文化框架趋于“模块化”。然而，由于世界的魅力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个性与共性的并存才是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大前提。而不同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摸索与延续，它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已经深入“骨髓”，在“大同文化”的诱惑下，传统文化或许会在短时间内会“走出家门”，但时间久了，内心日益增强的“归属感”必然会让它走上“归家之路”。当然，这条“归家之路”在全球一体化“风暴”的席卷下，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遥望远方的“灯塔”和眼前荆棘丛生的废墟，“她们”需要回忆昔日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与文化需求的关系来看，自我修复应当是“文化回归”的根本动力所在。
一、神情转移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实际上是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很多传统元素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功能载体而存在，而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下，这些功能载体被一些更快捷、更方便的新发明所替代，如果这些新发明取代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功能载体的时候，人们便自然地全盘抛弃了“老物件”的所有内容。
然而，面对这一类传统文化，当我们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回头再审视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并非像我们先前想象的那样一文不值，内心油然而生的惋惜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老物件的“去”与“留”。“去”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完全没有“资格”在当代生存下去，“留”是因为它的样貌依然令人流连忘返，两者形成了形式与功能的矛盾。
对于这一矛盾，其实我们没必要对其全盘否定，功能不合当代，那我们可以将它的“神情”保留，并把它转移到其他功能载体上。比如菜篮子的编织手艺是目前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原因在于现代人拥有了更便捷的储物工具。试想，如果我们撇除菜篮子的实际功能不说，单是这种编织手艺就完全可以在当下生存，我们完全可以将编织的样式、技巧、材料等方面的文化元素运用到建筑表皮、室内家具、景观小品等现代设计中，这不但能够满足现代人们对于文化的“猎奇”心理，还能够融入浓浓的“中国味”。诸如此类的方法还可以利用到剪纸、木匠工艺等即将“无家可归”的传统文化中去。
二、以简取胜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列中，存在着一些“顽固文化”的名单，他们以昔日辉煌作为生存的资本，虽保留了原始功能，但与现代的生活与心态需求已经拉开了距离，这些“顽固文化”的护卫者不愿意更改这些文化的一毫一毛，他们担心一旦更改任何一个细节，或者仅仅是注入一滴“现代血液”，那么这些传统文化的光彩就会瞬间失色。对于这样的文化客体，我们应该知道，它们的生存是相当困难的，一种文化如果不能融入正常生活中，虽然目前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昔日辉煌的光环必然会渐渐褪色。
对于中国的一些“顽固文化”，要想在这处处被同化的世界里生存，以简取胜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文化“修复”过程中，保留原有的气质，以精巧和简洁的方式结合功能，将其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提炼出来，以配合中国当代文化和心态的发展需求。当然，这里说的“简”，并非是盲目的删减，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炼结果。贝律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他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一次深度解读，根据当代简约理念，去除了一些“繁琐”的细节，只保留了几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装饰元素。白墙灰瓦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简单的线条重新勾勒了中国建筑的轮廓，精巧简洁的片假山依然能够营造出中国的山水意境。在他的笔下，苏州博物馆仿佛经历一次“重生”，血液被更换，但原有的气质和灵魂仍然存在。一眼看去，人们还是能够辨识：这是中国建筑。
当然，对于传统元素的保留与舍弃的比例多少，根本无法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不同文化的属性，以及此文化在现代潮流冲击下的“保值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所以对它们的“简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行者的知识背景、理解深度、拿捏量度等诸多主观要素，并非只是一件简单的“筛选”工作。
三、洋为中用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必然会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对两者的“挑战”，并非只是“非你即我”的评判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融共生，是把握和创造个性的重要机会，其间的“修复”力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发挥与尊重。实际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侵蚀”的主要思想，任何努力与方法必然走向“洋为中用”的道路。
当然，这并非是一条阳光大道，而是一个“自我肯定与否定”的艰难之旅。在这个旅程中，传统文化的“修复”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1、在如今的时代中，传统文化“独善其身”已无可能。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精彩的一面，但毕竟是从特有的地域与人文环境中产生，固然不能取代我们的一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不无可能，而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切勿不可盲目照搬，而是需要深度剖析西方文化的实际内容与本土客观条件的相融程度，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得出区别之后，还需对其形式表现进行解读，并结合本土文化的呈现方式，对外来文化的形式元素进行“转译”，使其真正融入本土，这是“自我肯定”的历程。
2、将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简单合并也是传统文化“自我修复”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另一大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没有理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差异之前，不愿意丢弃自己已经背离时代发展的东西，盲目地在自己的文化框架上添砖加瓦，以求得视觉上的简单融合，希望以此戴上时代的“帽子”，而这顶“帽子”不但没有让自己跟进时代的步伐，反而遮挡了本身的魅力与灵魂，从而产生不伦不类的效果。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否定”的过程。
传统与当下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迫在眉睫，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不断的努力促进传统文化的“自我修复”。作为这个文化“接力”的特殊年代，我们有责任将传统文化推向传承的“浪尖”，以求在历史中修复，在未来中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