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难想象，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就被卖到梆子戏班里学戏且一辈子以演戏为生的荀慧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记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他斋名小留香馆，故日记题名为《小留香馆日记》。
　　从一九二五到一九六六年的四十多年里，《小留香馆日记》累积多达四十四本（一说四十五本）。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批日记历经劫难，在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几度更迭的数十年里得以保持全貌。“文化大革命”中荀慧生受到冲击，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财物均于抄家时被掳走，“文革”结束后家产被发还，珠宝失落不少，这批日记居然完璧归赵。悲剧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没有毁于战火和乱离，甚至都没有毁在红卫兵手里，却在荀家其后的析产过程中失落了大部分，至今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是残存的六册，其中又包括两部分，一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一为四十年代，中间有多年的间断。不过，这六册日记记录的恰好是荀慧生艺术上最辉煌的年代。前一阶段，恰逢他从一位初获声名的演员成长为名家的重要转折点；后一阶段，更是他人生的顶点，是他一生中享誉最盛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时期，他所遭遇的各类纷扰越多。因为无从得见全璧，我们很难武断地判定其他部分是更精彩抑或较乏味，但仅从这一部分看，《小留香馆日记》已经堪称一部奇书。它所具备的独特且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文献层面和艺术层面，更在社会学方面。说它是民国年间伶人生活的一部别样的百科全书，恐怕也不为过。
　　日记的整理者宝堂兄邀我为这部日记写篇序，我第一次完整阅读了这部分残存的日记，心情十分复杂。我想我不能说“先睹为快”，用“震惊”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这里所说的“震惊”，首先是震惊于日记的主人居然将他的真实生活内容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些未经粉饰的内容，和我们以往所知的荀慧生的形象，实有太大反差。仅就这六册日记而言，荀慧生当年的生活状况，完全超出了我此前对这位名伶生活的想象与理解的极限。我不知道当这部日记面世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将有人依据这些可靠的一手资料，为荀慧生写一部更接近人物本真面貌的传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曾经给荀慧生写过传记的作者们，面对这些日记大约会有些郁闷，因为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突然发现，坊间任何一部有关荀慧生的人物传记或其他记录性文字，都离真相太远。
　　荀慧生有一部完整的《小留香馆日记》存世，在京剧界并不是什么惊天秘密。二十多年前，某戏剧杂志上就刊登了荀慧生晚年日记里的一些片段，读来很符合官媒与官媒养成的社会公众对这位京剧大师的定义与期待，理智、阳光，并且有很多关乎京剧表演艺术的闪亮格言。然而细细辨析，其中的文字显然经过了程度不等的修饰与变动。整理者之所以要在日记公开发表时做这些改动，固有多种考虑，即使不愿认同其良苦用心，也无须轻率指责。但毕竟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样的修改遮蔽了日记的本色，恐怕也与艺术家撰写日记的初衷有悖。我不知道我们将要看到的版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据我所知，这个由和宝堂等人悉心整理的版本，出于极端无奈的心情，也将做最小限度的删节。但我也同样深信，这个版本将会努力以最接近于日记原初样貌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相信让荀慧生日记以这种近乎本真的方式面世，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二

　　当我们面对《小留香馆日记》的原文时，才能切身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对名伶的日常生活样貌并无多少了解。无论是在民国年间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各类报刊上有关他们的诸多报道与评论，几乎从未真正揭示他们的生活真相。坊间偶尔也有以伶人为主角的小说问世，其中毕竟夹杂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一般读者也不会将其当信史读；至于各类名伶传记，撇开为传主讳言的成分，作者纵算和伶人们再接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世界，更难以奢望其切入如此深的生活细部和情感角落。现在我们拥有了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总算有机会获得一个记述现代社会中京剧名伶日常生活最有价值也最可信的文本。
　　在荀慧生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与人生，同时也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荀慧生以演戏为生，在通常情况下他生活在以表演为中心的天地里，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只要对他的演艺生涯没有形成直接影响，大致不会引起他多少关注。但我们在这部日记里看到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荀慧生在日记里极为罕见地完整摘抄了当天北京《晨报》的标题新闻，其震惊与愤懑之情力透纸背。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似乎出于本能，因为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难”这个词就频频出现在日记里，不仅充分展示了这场变故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冲击，通过伶人们的相互交谈，也可以看到这场变故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荀慧生在内的普通国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出现的场合与内容，更渐次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其中固然有各界人士积极组织和参与的救亡活动，有主人公参加各类义务演出的记录，但是，透过荀慧生的记载，我们还看到“国难”被不同人用不同方式消费，因而衍化出林林总总的众生相。其中不乏打着“爱国”旗号的离谱表演，他们对荀慧生和他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造成的困扰，实不能全然无视。荀慧生似有先见之明地洞察了这样的结果，他这六册日记所涉的时间段，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化并不少见，却唯有“九一八事变”在日记里留下浓重的笔痕，恐怕并非偶然。
　　在这部分残存的日记里，恰好记录了现代京剧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荀慧生创作演出的许多事实，更可以从中得到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印证。比如一九三一年杜家祠堂落成的盛会，尽管当年的《梨园公报》印有特刊，但直接参与表演的当事者的记录，这却是独一份。且正因日记有出自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一些有趣的细节，是从未在其他记录中看到过的。比如第一天他的《鸿鸾禧》是和姜妙香合演的，与通常史料所载有异，但日记无疑更加可靠。还有，我们看到，为了这场演出，不仅主人杜月笙接送招待的礼数十分周到，道上的朋友们也无不倾力相助。日记里写道，头天戏毕之后，“张师以自卧之床相让，而自睡于门口床上”，实不失为一桩美谈—这里所说的“张师”，就是与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齐名的海上闻人张啸林。荀慧生曾经很正式地拜在张啸林门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日记里言必称“张师”，而且看来，张也确实很眷顾他。

四

　　当荀慧生日常生活的这些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也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评价荀慧生出了一道难题。坦白地说，这些私人记述中所记录的生活内容，包括他在日记里对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品评，未必都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和首肯，尤其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抱着怎样的心态阅读《小留香馆日记》，如何评价日记中所记录的那个荀慧生，如何理解伶人的艺术、生活和人格。
　　无论从吸毒与戒毒还是从沉迷于麻将、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还是从他经营留香饭店的经历看，在荀慧生的性格中，都有他自己未必清醒意识到的种种缺陷。他因敏感而多疑，因软弱而无法摆脱对外物的心理依赖，他既是名伶，也是有着各种性格缺陷的凡人。
　　最后，人们或许还会疑惑，荀慧生何以要如此坦诚且用心地在日记里详尽地描述他舞台下大量显然会招人物议的生活细节。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部日记是纯粹的私人记述；留下这些日记的荀慧生，绝非有意要把他生活所有细节都记录在案，来让后人指戳评点的。个人记日记的动机五花八门，我无法对荀慧生妄加揣测。这是不是由于他身边的文人影响的结果？很有可能。众所周知，从清末民初始，京剧名伶身边就开始有文人环绕，二十出头就大红大紫、跻身一流名伶之列的荀慧生也不例外。不仅荀慧生如此，梅兰芳等京剧大师留下的文字，多数都有人代笔。其实，《小留香馆日记》一直是由荀慧生和他身边的文人们共同书写的，其中有部分则先由他自己记下当天各类事项，或由他草拟后，再请人整理抄录。在不同时期，先后有数人担当了和荀慧生一起书写日记的角色，仅以这六册日记看，前后文体、文笔与叙述内容及重心之不一致，多少可间接地说明日记里其他参与者所起的作用。但所有参与写作和整理者都无法改变的，是日记内容均出于荀慧生生活实况这一事实。因而，至少可以说，当时的荀慧生是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这样的生活和当时的生活方式的。
　　至于今人，我们要感谢荀慧生留下这样一份珍贵文献，让我们有可能通过《小留香馆日记》，闯入这个此前从未为外界所知的领地，真切触摸到那个年代一位伟大的艺人有质感的私人生活。我们看到了荀慧生艺术巅峰时期的经历，既有他的坚强也有他的脆弱，既关乎民族大节也不乏儿女私情，既有他和三教九流的交往，也有他商业上屡屡失败的投资经过。当然，还要感谢荀家慨然允许将这批日记公之于世，对于京剧研究乃至中国现代史研究，真相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这一书名并不吸引眼球。此书中译本和英文原书的正标题一样，只不过副标题不同。英文版副标题的中文直译“印度的经济增长如何减少了贫困及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委实冗长沉闷。我很怀疑有多少经济学界之外的读书人会买下此书。笔者亦非经济学家，但看到此书后，并未翻阅，直接下单。这绝非我对印度的发展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也并非我是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者，而是我知道，这是一部印度版市场与政府PK的大剧本。
　　市场与政府之争，被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称为“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这是其一部文集的副标题。其实，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或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究竟应该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两者行使职能是否有各自适当的边界，市场与政府究竟是相互支持还是彼此替代，这些争议不仅在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具有持久性，而且还具有全球性。印度是地球村中的一个大家庭，其内部成员对市场与政府PK的争鸣声浪，早已声震全球了，而《增长》一书堪称印度市场派的黄钟大吕，其妙音的基调是：让市场的子弹再飞一会儿。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子弹，还是政府的炮弹，基本上不是汉阳造就是中正式，思想源自泰西却本土改造，虽足以在中土混战中一显身手，但却无法出口。可是，印度的思想争鸣却具有中国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国际视野。无论是市场导向派还是政府主导派，印度学人的书籍由国际出版界巨头出版并畅销全球，其争鸣言论在享有盛誉的国际媒体上发表，更有一批国际一流经济学家围观且加入战团。
　　在市场与政府的印度大PK中，市场派的旗手是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而政府派的旗手则是阿马蒂亚·森。他们两人二○一三年在《经济学人》上就经济增长是否重要不仅唇枪舌剑，而且语带讥讽，前者的火药味尤为浓烈。两位经济学宗师的话语焦点和风格在一些中国学人看来颇有些莫名其妙，但在国际学界，这一争论无非是市场与政府关系之永恒旋律的最新变奏。这一变奏的两大曲本，一本就是《增长》，另一本是由让·德雷兹（一位归化为印度籍的比利时裔经济学家）和阿马蒂亚·森合撰的《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性》（中译本亦已问世，但作者排名次序更改）。
　　《增长》的作者是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中译本并没有隆重推出两位作者，只是在封面勒口分别给出了两三行的简介。除了介绍两位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外，对于巴格瓦蒂，轻描淡写地称其为“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实际上，巴格瓦蒂在经济学界是泰斗级人物，更是国际经济学的掌门人。巴格瓦蒂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获得的国际学术荣誉绝不逊于森。《增长》一书的第二作者帕纳格里亚亦年过六旬，虽与掌门大师相比是晚辈，但也是武林高手。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印地语：意为“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
　　笔者的经济学武功不济，尤其无法像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迪顿等经济学大师那样，加入巴格瓦蒂和森的争鸣，但却自认为可以把他们二位争辩的武学套路拆解一番，再结合中国的情形，包括本人卷入的中国医改，评点一番。有趣的是，印度学人就印度的未来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时常拿中国说事儿，但他们眼中的中国，简直变成了哈哈镜，至少在我这个中国学人眼中是面目全非的。这从一个侧面引证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地位，就是中国的事情根本没有说清楚。于是乎西洋人也好，印度人也罢，说起中国来，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参考文献，于是把自己摸来的中国龙，与眼前看到的印度象，胡乱对照一番。

超越GDP主义的神话？

　　《增长》的最大特点是争辩性。好辩争强是印度学人的共同特点，森曾经专门出书，论述“好辩的印度人”。森本人其实也是一位出色的辩手，其相当一部分学术作品的主旨在于抨击主流经济学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理性的白痴”（这是森一篇著名论文的正标题），无视道德与价值观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自荣膺诺贝尔奖桂冠之后，森的好辩之性并未改变，只不过辩词和辩风日趋优雅。与森相比，巴格瓦蒂的争辩风格是阳刚。想当年，面对国际性反全球化运动在西雅图发起的挑战，巴格瓦蒂挺身而出，七进七出，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辩护，真可谓新自由主义三军中的“赵子龙”。
　　《增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揭穿神话”，大开大阖，招招不离反新自由主义者的要害。第一招点指印度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尼赫鲁时代萌芽，在英迪拉·甘地时代成熟，战略行业大规模国有化，其他行业的私人企业无论在投资、雇佣还是在经营活动（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上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然而，印度式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或称“发展主义”）不仅并未给印度带来发展，而且将甘地自己提出的“终结贫困”的口号沦为空文。《增长》并未对计划体制的遗产多费拳脚，只是祭出一阳指的点穴之功：发展主义营造了各式各样的神话，“共同织成了一幅关于增长、贫困和社会目标的精美挂毯”。
　　第二招祭出四记连环掌，劲击印度的发展主义神话。实际上，谁都知道印度的发展主义并未给印度带来发展，因此支持发展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会对早期发展主义战略进行批评，只不过批评的焦点是指摘尼赫鲁主义太GNP主义（当年流行GNP，现在大都改为GDP），而不重视收入再分配。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经济增长并非无关紧要，但并非扶贫所必需，扶贫本质上是一个再分配问题，而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施政领域在于卫生保健和教育的发展。森在这一批评上可谓几十年一以贯之。但巴格瓦蒂当年留学剑桥，一九六一年学成海归时，也持同样的看法，时常撰文谴责计划委员会的“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不足”。后来，巴格瓦蒂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发现并且在《增长》中详述了印度早期发展主义战略中种种再分配政策的存在，及其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孱弱而随之而生的无效性。
　　第三招击穿了有关印度改革的五个神话。印度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始自一九九一年，在英迪拉·甘地及其子拉吉夫·甘地相继遇刺后，新当选的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在政府收支平衡出现危机之际，被迫开启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当然，在拉吉夫·甘地治下，命令与控制型政府主导体制已经开始放松，局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启动。印度走向市场之路非常类似于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印度和中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到了九十年代，两国都开始大踏步地踩着石头过河。市场化改革给两国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增长，当属确定无疑，但对于极为好辩且阵容强大的印度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声誉隆崇的诸多国际左翼学人来说，印度改革的不是之处真可谓多多，从而造就了《增长》所谓的五大改革神话。
　　神话之一，是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不能由一九九一年后的改革来解释，而应该归功于八十年代的探索（中国也有类似的神话，即一九七九年以后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应该归功于该年之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神话之二，市场改革并没有减少贫困（中国类似神话：市场化无助于如大小凉山等边远地区贫困民众的脱贫）；神话之三，市场化忽视甚至伤害了社会弱势团体（中国类似神话：农民工的命运悲惨）；神话之四，印度官方贫困线太低（在这一点，中国也有类似的事实，但却少有左翼学人进行批评，笔者曾发表学术论文论证中国贫困线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都设置过低）；神话之五，开放（全球化）会不利于穷人（中国类似神话：中国工人受到全球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
　　第四招拆解有关市场改革与不平等的神话。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学人笼统地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归咎于市场化，而未能仔细地辨别既有且不断演变的权力格局对不平等加剧的深刻影响。印度也不例外，以经济不平等程度提高为由抨击市场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增长》中所谓的“神话4.1”。这类抨击把当今印度比拟为美国十九世纪的“镀金时代”（马克·吐温一部知名小说的标题），而这一时代的特征是新贵暴发、新富炫富、官商勾结。这一抨击自然极易引发美国学者的共鸣，被《增长》称为“神话4.2”。
　　第五招猛击激进主义学者（如德雷兹与森等）关于卫生保健和教育的一系列神话，即（一）印度的贫困尽管减少了，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相比，卫生保健领域的成就相当糟糕；（二）印度的营养不良情况举世闻名；（三）政府主导型的“喀拉拉邦模式”达到了非常优秀的教育和健康水准；（四）市场主导型的古吉拉特邦发展经验虽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卓有成效，但在健康和教育领域表现很差。
　　最后，《增长》的拳风劲扫了另外四种神话，即市场化使得印度农民的自杀率不断提高、市场改革造就了更多的腐败、注重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政策取向挤掉了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市场化让新德里被迫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接受“华盛顿共识”。
　　《增长》拳击的种种“印度神话”，无一不在中国存在。如果转化一下场景，更改一些图表，改变一些地名（例如将喀拉拉邦改为重庆，将古吉拉特邦改为浙江），那么“印度神话”就会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之中。只不过在“印度神话”作者笔下被视为榜样的中国（例如中国的医疗卫生），在许多中国高僧笔下会被视为魔障之界，而且中国高僧们还会西游，把印度经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当作真经取回长安。
　　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通过详尽的文献梳理、理论辨析和数据分析，昭示了这类神话的软肋。尽管这类神话所揭橥的很多现象是确证无疑的（如很多贫困者贫困依旧、很多弱势者更加弱势、新旧腐败盛行、经济社会不平等加剧等），但其分析路径及其结论却因未能挖掘导致这类现象的政治与社会根源并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化而极具误导性和危险性。

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如何相得益彰？

　　到此为止，不明就里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巴格瓦蒂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森则主张超越GDP主义。这一判断就森而言大体正确，但对巴格瓦蒂来说就大错特错了。 　　在学术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森是温和左派。他并不像印度以及全球的激进学者那样，对市场、企业和资本的作用大加贬斥，但也未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对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限度、市场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的积极作用以及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展开深入的研究。对森的主张来说，超越GDP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合适的标签。在二○一三年夏，巴格瓦蒂曾投书全球知名媒体《经济学人》，批评森从不明确提倡任何支持增长的政策（如贸易开放和直接外国投资），也没有认识到如果缺乏增长，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政策是不可行的，并讽刺“森先生只是近来才学会了在表面上支持增长，而长久以来一直在指责增长拜物教”。森在反驳中则一方面表明自己一直在研究经济增长（“作为手段而非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经济增长必须与其他措施（减少文盲、疾病、营养不良和其他问题）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具有包容性的增长，并认定东亚地区早年国家主导型发展主义经验中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是导致这一地区日后经济腾飞的基础。
　　就经济学思想传统而言，巴格瓦蒂既不属于芝加哥学派也不属于奥地利学派，而是接近于新古典综合派。这一派学者一方面高度重视并且深入研究了市场机制的运作及其作用，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即主张通过再分配以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看家或许会认为森与巴格瓦蒂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别，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手而已。实则不然。尽管两位学人都赞成政府强化社会政策的力度，但巴格瓦蒂更强调在社会政策的实施中必须一方面注重市场机制的引入以提升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实施社会政策与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容性。其实，这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既注重公平也关注公平的特点，而全球左翼痛扁不已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只是其自造的稻草人。
　　因此，《增长》一书在花了一半篇幅批判森所代表的印度左翼思潮之后，提出了替代性的“第一类改革”和“第二类改革”主张。第一类改革，即维持和提高增长速度，并使其更具包容性；第二类改革，即在扩大再分配项目范围的同时，使之更有效率。用中国看家所熟悉的公共话语来说，即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同时让更广泛的民众享受到市场改革的成果。
　　就第一类改革，即深化市场化改革，《增长》针对劳动法、土地征收、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以及农业和食品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印度，承继计划经济的遗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多重严苛的管制。《增长》引证大量学者所开展的实证研究，以说明劳动力市场管制改革的不力导致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利。在印度，也存在着土地强征，即政府以令人炫目的百花错拳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私人那里获得土地，然后转手给开发商、开发区或工业家。《增长》坚持认为，土地的公共征收制度应该向更加透明的政府购买制度发展，亦即让市场机制以更有效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印度左翼对土地制度中市场机制作用的怀疑和抨击既没有道理，也无济于事。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几乎是稍微关心一点印度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对此，《增长》并没有排斥政府干预，而是将论述重点放在政府内部的协调以及在航空、公用设施、公路建设等领域实施必要的管制改革。在很多学者笔下，印度高等教育的孱弱令人痛心疾首，尽管大量国际知名的印度裔学者大都在印度接受了本科教育，而印度理工学院也享誉世界，但《增长》写道：“与中国比较大学的质量和数量的话”，印度“更是令人惭愧”。这一看法很有可能会让不遗余力抨击中国高等教育腐朽不堪的华夏刀客们大跌眼镜。在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看来，印度高等教育之所以陷入危机，端因政府的严苛管制所导致的公立大学垄断性和弱竞争。印度农业依然在实行一种准统购统销制度，这使得印度农业以及政府主导的食品业双双成为非常无效率的行业。
　　就第二类改革，即推动“更有效和更具包容性的再分配”，《增长》就社会福利的政策工具、就业保障与减贫脱贫、成人营养与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改革、基础教育完善开展了讨论。与很多印度学者单纯呼吁政府增加投入有所不同，《增长》这一部分的论述，重点放在分析各种社会政策工具的优劣，例如即便已经确定实施有利于贫困人群的再分配政策，但相关福利的给付方式，究竟是直接发放福利还是补贴就业，究竟是发放现金还是给付实物，究竟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地实施转移支付，究竟是采取普惠型还是选择性（定向）发放福利，究竟是国家以设立事业单位的形式提供社会服务还是向民营组织购买服务等。对这些施政工具的讨论，乍看起来只是技术性问题，实则涉及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领域治理变革的大问题。针对不同的社会政策，不同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体现了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社群机制的不同组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实际上，这正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的核心问题，其紧迫性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反映。例如，在中国的医改中，政府主导派与市场主导派的陈旧争论对于政府与市场持零和博弈的思维，而更多的人则是简单地呼吁政府增加投入，但新思维则是探究两种机制相得益彰的各种方式和条件。可以说，这样的新思维在《增长》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在许多印度学人（以及他们的华人小伙伴）满含济世关怀和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心的公共政策言说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和印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腾飞。龙和象大有不同，但她们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内容和舞美背景，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两国在经济腾飞之际，都在寻求超越GDP主义，以探索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之道。印度学人的大鸣大放，尽管使用的兵器与中土江湖有所差别，但其内功心法实际上别无二致，均来自泰西的诸派武学世家。观摩一下印度武林高手就政府PK市场的过招，对中土武学的进益，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贾格迪什·巴格瓦蒂、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著，王志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