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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的头24年是为进入华尔街做准备的。在所罗门公司解雇我之前，我在那里生活了15年。在我39岁那年，我生命中的第三个阶段即将开始了。兜里揣着1000万美元，我重新上路。
白手创业
我设想建立一家全面搜集证券数据的企业，让人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最有用的信息，并提供计算机软件，让那些不是数学家的人也可以分析这些信息。
在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通过发行数十亿美元的新国债来融资）处于爆炸边缘的时代，这样一种服务对在金融、证券、投资领域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吸引力——这一切，将为我所设想的这种服务提供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每一家大型证券公司都花费巨资独立搜集信息。更糟的是，他们在实际工作当中都依靠算盘和计算尺，或者现代一点的类似工具，比如小型掌上计算器，来处理这些信息。我能以几分之一的价格提供一种高级得多的系统，通过大量用户来分散费用，将使我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我还有另一个优势：我既不是经纪人也不是交易商，我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这将使我的产品拥有那些证券公司内部系统所无法企及的独立性。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还没有人在做这个。
我在麦迪逊大街租了一个单间的临时办公室，房间不到100平方英尺。我并不是独自创业，1981年年底，我招募了4个前所罗门公司员工，其中3个直到今天还在公司：邓肯·麦克米伦，他帮助我了解潜在客户的需求;查克·泽加，他创建了我们的软件架构;施刚达，他写了很多最初的分析程序。公司开业第一天，我们在杂物间似的办公室里开了一瓶香槟庆祝。
美林首单
在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做了一些咨询工作。这为我们带来了第一笔销售业务，买家是美林公司。让我们研究美林公司和机构客户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了一些似乎是真知灼见的结论，他们看起来对我们的报告很满意。
与他们公司建立起来的联系和信任，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机会——我们被引见给美林公司资本市场部的主管——埃德·莫里亚蒂。会见在他们公司一间很大的董事会议室里进行。我坐在埃德的左边，负责他们公司所有软件开发工作的汉克·亚历山大坐在他的右边。我尽可能信心十足地跟他们说话。
“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根据市场变动24小时随时更新的收益分析曲线……可以向你们展示反映市场实时变化的期货与现货的动态比值图表……对于你们的交易员，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记录每一笔成交的交易，并且同步更新他们的市场变化。”
埃德转向汉克·亚历山大问道：“那么，汉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公司内部开发，”汉克回答说，“我们自己来建立这个系统。”
“那要花多长时间？”埃德又问。
接着，汉克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个嘛，如果你不再给我们派新的任务”——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6个月之内开始着手。”
我的好机会来了。
“我可以在6个月之内就完成！而且如果你们觉得不行的话，可以不用付钱！”我几乎是大喊着说，“既然汉克半年之内也未必能够开始做，你们就没有时间上的风險，既然你们只在系统有效的情况下才付钱，你们也没有成本上的风险。”
埃德站起身。“那好吧，这听起来很不错。”说完之后他走出了房间。
与埃德的会面结束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同事们都欣喜若狂，直到大家意识到要在6个月之后交付一种压根儿还不存在的产品，才开始冷静下来。作为开发人员，我们是魔术师，但不可能是奇迹创造者。幸运的是，美林公司和彭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起草合同。我们承诺的6个月期限从合同签字之后才开始计算——这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的工作赢得了一点额外的时间。
正确的选择
月复一月，我们努力地工作着，我们的情绪在兴高采烈和担心大难临头之间不断切换。我们不只是在救火，当某个软件漏洞迫使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那就相当于在大地震的废墟之上一砖一瓦地重建家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每一天都在向自己承诺的产品靠近。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面向实际应用制造产品。我们在产品的键盘上把“Enter”键换成了“Go”。功能键都用简单的英语标示——没有难懂的技术语言，终端机上显示的都是和市场相关的信息，如“Equity”表示“股票”，“Comdty”表示“商品”，“Muni”表示“市政债券信息”。生产简便易用的产品成了我们公司标志性的特征。
我们把产品做成结构紧凑、价格低廉的工作站，这样就能提供与单一用途、单一用户机器一样可靠的性能。我们设计了彩色按键、方便使用的小键盘，可以放在客户面前有限的空间里。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显示器定做了正方形的架子，好让用户可以将它们垂直堆叠放置。
我们制造的电子设备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之外控制键盘和显示器，这样，我们的产品就不必放在用户那狭小而脏乱的办公桌上了（个人电脑却必须这么放），可以单独放在大厅另一头一个有利于延长机器寿命的、恒温控制的、无尘的机房里。
与埃德会谈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在承诺的时间内交付产品。我们除了要编写软件和搜集信息，还要制造自己的硬件设备。终于，交货的那一天到了。不过承诺的6个月时间正好在星期六到期，于是我们得以推迟到星期一交货。我们不断地修改软件，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程序，以确保我们交付的产品正如我们承诺的一样，能够进行可靠的实时分析。
在1983年6月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一下午，我和邓肯在麦迪逊大街打了辆出租车。我扛着终端机，邓肯抱着键盘和显示器。我们把机器安装在美林公司首席债券交易员的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站在周围，为这台机器真的被造出来而感到惊奇——没有人真的指望我们能按时交货。
我们插好插头，打开电源开关。当我像个导游一样向他们解说的时候，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我们的显示器上闪现出一行字：“请装入软件。”我马上意识到，那个折磨了我们整个周末的巨大的软件漏洞已经解决了——就在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脑袋里那根绷紧的弦放松下来了。它能用！
我心中对彭博能否成功还残留的一丝疑虑消失了。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项目——它的用途广泛，但体积却尽可能地小。我们从小处做起，每过一段时期按时完成一个目标。生活中做每一件事情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摘自《布隆伯格自传》，机械工业出版社
白手创业
我设想建立一家全面搜集证券数据的企业，让人们能够选择自己认为最有用的信息，并提供计算机软件，让那些不是数学家的人也可以分析这些信息。
在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通过发行数十亿美元的新国债来融资）处于爆炸边缘的时代，这样一种服务对在金融、证券、投资领域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吸引力——这一切，将为我所设想的这种服务提供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每一家大型证券公司都花费巨资独立搜集信息。更糟的是，他们在实际工作当中都依靠算盘和计算尺，或者现代一点的类似工具，比如小型掌上计算器，来处理这些信息。我能以几分之一的价格提供一种高级得多的系统，通过大量用户来分散费用，将使我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我还有另一个优势：我既不是经纪人也不是交易商，我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这将使我的产品拥有那些证券公司内部系统所无法企及的独立性。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还没有人在做这个。
我在麦迪逊大街租了一个单间的临时办公室，房间不到100平方英尺。我并不是独自创业，1981年年底，我招募了4个前所罗门公司员工，其中3个直到今天还在公司：邓肯·麦克米伦，他帮助我了解潜在客户的需求;查克·泽加，他创建了我们的软件架构;施刚达，他写了很多最初的分析程序。公司开业第一天，我们在杂物间似的办公室里开了一瓶香槟庆祝。
美林首单
在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做了一些咨询工作。这为我们带来了第一笔销售业务，买家是美林公司。让我们研究美林公司和机构客户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了一些似乎是真知灼见的结论，他们看起来对我们的报告很满意。
与他们公司建立起来的联系和信任，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机会——我们被引见给美林公司资本市场部的主管——埃德·莫里亚蒂。会见在他们公司一间很大的董事会议室里进行。我坐在埃德的左边，负责他们公司所有软件开发工作的汉克·亚历山大坐在他的右边。我尽可能信心十足地跟他们说话。
“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根据市场变动24小时随时更新的收益分析曲线……可以向你们展示反映市场实时变化的期货与现货的动态比值图表……对于你们的交易员，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记录每一笔成交的交易，并且同步更新他们的市场变化。”
埃德转向汉克·亚历山大问道：“那么，汉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公司内部开发，”汉克回答说，“我们自己来建立这个系统。”
“那要花多长时间？”埃德又问。
接着，汉克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个嘛，如果你不再给我们派新的任务”——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6个月之内开始着手。”
我的好机会来了。
“我可以在6个月之内就完成！而且如果你们觉得不行的话，可以不用付钱！”我几乎是大喊着说，“既然汉克半年之内也未必能够开始做，你们就没有时间上的风險，既然你们只在系统有效的情况下才付钱，你们也没有成本上的风险。”
埃德站起身。“那好吧，这听起来很不错。”说完之后他走出了房间。
与埃德的会面结束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同事们都欣喜若狂，直到大家意识到要在6个月之后交付一种压根儿还不存在的产品，才开始冷静下来。作为开发人员，我们是魔术师，但不可能是奇迹创造者。幸运的是，美林公司和彭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起草合同。我们承诺的6个月期限从合同签字之后才开始计算——这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的工作赢得了一点额外的时间。
正确的选择
月复一月，我们努力地工作着，我们的情绪在兴高采烈和担心大难临头之间不断切换。我们不只是在救火，当某个软件漏洞迫使一切从头开始的时候，那就相当于在大地震的废墟之上一砖一瓦地重建家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每一天都在向自己承诺的产品靠近。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面向实际应用制造产品。我们在产品的键盘上把“Enter”键换成了“Go”。功能键都用简单的英语标示——没有难懂的技术语言，终端机上显示的都是和市场相关的信息，如“Equity”表示“股票”，“Comdty”表示“商品”，“Muni”表示“市政债券信息”。生产简便易用的产品成了我们公司标志性的特征。
我们把产品做成结构紧凑、价格低廉的工作站，这样就能提供与单一用途、单一用户机器一样可靠的性能。我们设计了彩色按键、方便使用的小键盘，可以放在客户面前有限的空间里。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显示器定做了正方形的架子，好让用户可以将它们垂直堆叠放置。
我们制造的电子设备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之外控制键盘和显示器，这样，我们的产品就不必放在用户那狭小而脏乱的办公桌上了（个人电脑却必须这么放），可以单独放在大厅另一头一个有利于延长机器寿命的、恒温控制的、无尘的机房里。
与埃德会谈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在承诺的时间内交付产品。我们除了要编写软件和搜集信息，还要制造自己的硬件设备。终于，交货的那一天到了。不过承诺的6个月时间正好在星期六到期，于是我们得以推迟到星期一交货。我们不断地修改软件，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程序，以确保我们交付的产品正如我们承诺的一样，能够进行可靠的实时分析。
在1983年6月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一下午，我和邓肯在麦迪逊大街打了辆出租车。我扛着终端机，邓肯抱着键盘和显示器。我们把机器安装在美林公司首席债券交易员的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站在周围，为这台机器真的被造出来而感到惊奇——没有人真的指望我们能按时交货。
我们插好插头，打开电源开关。当我像个导游一样向他们解说的时候，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我们的显示器上闪现出一行字：“请装入软件。”我马上意识到，那个折磨了我们整个周末的巨大的软件漏洞已经解决了——就在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脑袋里那根绷紧的弦放松下来了。它能用！
我心中对彭博能否成功还残留的一丝疑虑消失了。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项目——它的用途广泛，但体积却尽可能地小。我们从小处做起，每过一段时期按时完成一个目标。生活中做每一件事情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摘自《布隆伯格自传》，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