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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见到苏晓林先生是在四野司令员林彪元帅长女林晓霖女士主持的“纪念四野与二野四兵团解放中南五省”的招待会上。晓林先生不善饮酒以茶代之，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讲了他父亲当年在东北作战的一些往事，言谈话语之间充满着对父亲缅怀敬仰之情
有功不居
我的父亲苏静中将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小时候，他从不给我们讲过去的革命故事，更不提他有过什么功劳。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他说战争年代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
其实，战争年代，父亲的贡献远不止这么一个建议!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很有功的。”当时，红一军团走在最前面，父亲任红一军团侦察科参谋，确实是在为整个长征的红军开路。突破腊子口后，毛主席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进，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带上行军路线图向毛主席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总参测绘局的同志看到聂帅的回忆录，打算写一篇题为《长征路上的开路人》的文章，希望父亲提供材料，父亲认为不妥，文章没有写成。整个长征途中，父亲绘制了数百张行军路线图，仅存的几张，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父亲虽然谨慎、寡言，却非常机警、聪明。1938年115师进军晋西的孝义地区，当时父亲在115师任侦察科科长，国民党军派了一名联络参谋及其随行人员前来做联络工作。而实际上是进行侦察、策反的特务活动。父亲负责与之联络并接待他。在接触过程中，父亲对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和师机要科译电员的表现，发现了他们通过金钱引诱，收买了那个译电员并骗取密码本的严重問题。父亲果断、巧妙地收回了密码本。随后，父亲决定通过在与其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悄悄获取他们的密码线索。每当父亲装作无意地“透露”一些部队“情况”后，那个联络参谋便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就用电台把情报发出去，而父亲却在一旁装睡，在被子里偷偷将其发出的电码记录在本子上，经过大量“情况”内容与电码校对，我军有效地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我军装备奇缺，部队分散，通讯不畅，没有后方及群众支持。父亲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总”情报处处长。100多人的情报处在父亲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掌握了大量敌军情报，为“前总”指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46年2月11日，敌89师226团和265团l营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孤军深入至秀水河子，远离其主力达3天以上路程。父亲仔细核实了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林彪，林彪当机立断，就近调集了7个团的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对国民党军作战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此后，情报处又以准确的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87师4400余人。林彪对其秘书季宗权说过：“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有可靠的情报作后盾，林彪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到师、团一级。
点睛之笔
以上这些，父亲都是有功劳的，为什么他一概不提，却把一个建议看得如此重要呢?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注意阅读一些有关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书。1948年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攻打锦州，而当林彪得知敌增兵葫芦岛，对攻锦构成威胁时，一度信心不足。林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锦州与锦西相距只有40公里，我军只能依据其间无险可守的塔山阻敌，塔山阵地实为坡地，正面宽达10公里，南面大小东山和影壁山均被敌军占领：东临渤海湾，易遭敌舰炮火攻击。当时敌锦西方面出动10个师增援锦州，蒋介石率军舰亲自指挥，加上敌机轰炸，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海陆空大战。林彪派了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死守塔山，还不放心，又把1纵放在塔山与锦州之间做预备队，派父亲去塔山的4纵“督战”。战后，4纵的同志戏称父亲为“监军”。听父亲说，我军奔袭锦州，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被迫撤离，我军积蓄两年多的重装备——重炮、坦克和装甲车就都要扔在锦州了。
坑道近迫作业是2纵5师参谋长汪洋在攻打义县时提出来的。父亲与炮兵司令朱瑞亲自前往义县前沿，发现了这一攻城方法，与父亲走在一起的朱瑞不幸触雷牺牲。10月5日，父亲在义县以北的公路旁见到林彪、罗荣桓，马上作了汇报，10月7日，父亲又到林彪住处，再次详细汇报了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具体经验。林彪极为重视，立即给攻城各纵、师发电，要求每师用2／3的兵力抢挖宽高各1.5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六十米处。部队借此大大减少了伤亡。敌守军司令范汉杰被俘后，十分感慨地说，一见到这么多交通沟，就感到守城无望了。
进入东北后，父亲就在四野司令部工作。60年代初，罗荣桓元帅委托父亲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四野战史，父亲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1994年，陈云提议父亲担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战史定稿时因对四野战史的编写持不同意见，父亲辞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因便血住进解放军309医院，此时癌扩散巳遍布父亲的胃、肝和腹腔，一个多月后，父亲病逝于309医院，终年87岁。
北平和平解放前，父亲只身潜入北平，代表我军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共同起草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父亲与邓宝珊入城前，林彪交给邓一封以林、罗的名义(其实是毛泽东亲自写的1致傅作义的信，邓看信后感到非常意外，表示此信措辞过于严厉，恐怕傅作义不能接受。父亲马上向林、罗汇报了此事，林彪表示，暂不给傅作义看也可以。协议登报前，父亲奉命出城向“总前委”汇报工作，一进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問：“那封信交给博作文看了没有?”父亲答：“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問一問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首长这么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查問了此事。傍晚，父亲回城找邓問及那封信。邓困惑不答。于是父亲便与邓宝珊一起驱车去见傅作义。乘父亲与傅谈话时，邓宝珊把信交给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冬菊看信后也未敢交给其父。傅作义是个很有尊严的军人，父亲也担心他看了信会发生变故，直到会见结束，都未向傅作义提到有这么一封信，事后也未再催問邓宝珊。眼看北平和平解放就要大功告成，父亲确实不希望傅作义真的看到那封信，可上面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只好变通一下，走个过场。 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信全文。傅作义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2月3日给林、罗写信：“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林彪马上宴请傅作义，做了工作，才使事态平息下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曾得意地写了一封羞辱性质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两信相照。耐人寻味。
光明磊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父亲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当参谋，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父亲在他身边，并将他扶下马靠在路边，让医务人员进行救治。解放战争又当过四野的副参谋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审查，当时周总理問父亲：“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父亲回答：“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听说江青把父亲的材料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父亲很坦然，在群众大会上引火烧身：“战争年代，我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母亲很生气，说：“你父亲真傻，偏偏林彪出了問题，他却要说自己和林彪关系非常密切!”李先念后来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后来有人悄悄对父亲说：“老苏啊，中央原定要抓93个林彪死党，结果只抓了92个……”
我家离林彪的住处只隔一条街，步行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可是解放后，父亲只去过林彪家两次。第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父亲找林彪征求意见：第二次是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去之前，父亲先请示了周总理，回来后对谁也不宣传。我曾問过父亲：“你过去跟林彪那么熟，为什么不经常去林彪家串串门呢?”父亲说：“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林彪因为过去受伤身体不好，不便去打搅。”
公私分明
父亲到北京工作后、我们家一直住在一个很旧的四合院里，窗户还是纸糊的，一半的房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我们就要挤到父母有暖气的三间北房里。整个院子住了近十户人家，夜里院门也经常不关。父亲成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后，计委的同志看到父亲的住房条件，觉得说不过去，就以安全为由，提出要给父亲另找一套四合院，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汽车是一辆旧吉姆车，时速一超过80公里，水箱就开锅，一次去天津，不得不一再因此而停下来。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任县委妇女部部长，“抗大”毕业后分配到115师政治部任干事。1955年军队授衔前，要求女同志一律复员，当时母亲正患肝炎和早期肝硬化，此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几十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母亲一直对父亲有意见，当初是父亲一再动员母亲复员的。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10多口人，日子过得依然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每月提前10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总是补丁摞补丁，鞋子也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出来的。1949年傅作义送给父亲一套毛衣毛裤，他一直穿到1964年，因为是机织的，不能重织，母亲将破洞补好让我穿，我又一直穿到1975年。当年傅作义送的一块手表，母亲一直戴了多年。1976年以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恢复工作后，他们的夫人找母亲联名写信给军委，要求回部队安排，母亲很积极，父亲说：“人家都是被打倒、关了那么多年，我一直是在工作，就不要向党伸手了。”结果联名写信的夫人都按军级待遇安排了，而母亲的待遇仅有一个公费医疗。
父亲对生活上的要求很低，除了抽烟的开支必须保证外，其他方面都很简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父亲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做错也不批评。
光影高人
在红军干部中，父亲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因学生运动被警方追捕而逃到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学会了照相。“九一八”事变，父亲回国参加了红军，因为父亲会照相，所以缴获了照相机后，就让父亲使用。他拍摄的“朱德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的照片，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内，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解放后，罗荣桓出国访問带回一件礼品——莱卡牌照相机，还带有一个长焦镜头，罗荣桓把它转送给了父亲。然而，父亲拍摄过朱德的照片却没有同朱德的合影，长征时常和毛主席在一起却没有与毛主席的合影，以后也同样没有留下与周总理、李先念、罗荣桓、林彪的合影，最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与傅作义的合影。
离休以后，父亲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他在战争中拍摄的许多照片，都已经成为记载那些历史年代中的珍贵影像，为军博等国内大博物馆珍藏，并且多次为国内外重要媒体所转载。对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的摄影作品在国内的有关赛事中多次获大奖。父亲直到晚年，仍视摄影为乐事，也多次拍下我们家庭生活的生动照片，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永恒温馨的美好记忆……
记者知道苏静将军是在观看“辽沈战役”这部历史巨片之后。一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苏静将军，当問到扮演林彪的演得像不像时，将军沉吟了片刻讲道：“有时候看着还像!”在仔细聆听了苏晓林先生讲述了他父亲苏静将军那些逝去的往事，我又再三品味着当年老将军回答电视台记者的话，恍忽之间，明白了老将军在戎马倥偬岁月和政治风波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为什么能够平静度过一生的真谛。
林彪元帅长女林晓霖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帮助，在此致谢!
有功不居
我的父亲苏静中将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我小时候，他从不给我们讲过去的革命故事，更不提他有过什么功劳。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他说战争年代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
其实，战争年代，父亲的贡献远不止这么一个建议!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很有功的。”当时，红一军团走在最前面，父亲任红一军团侦察科参谋，确实是在为整个长征的红军开路。突破腊子口后，毛主席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进，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带上行军路线图向毛主席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总参测绘局的同志看到聂帅的回忆录，打算写一篇题为《长征路上的开路人》的文章，希望父亲提供材料，父亲认为不妥，文章没有写成。整个长征途中，父亲绘制了数百张行军路线图，仅存的几张，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父亲虽然谨慎、寡言，却非常机警、聪明。1938年115师进军晋西的孝义地区，当时父亲在115师任侦察科科长，国民党军派了一名联络参谋及其随行人员前来做联络工作。而实际上是进行侦察、策反的特务活动。父亲负责与之联络并接待他。在接触过程中，父亲对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通过观察他们的行动和师机要科译电员的表现，发现了他们通过金钱引诱，收买了那个译电员并骗取密码本的严重問题。父亲果断、巧妙地收回了密码本。随后，父亲决定通过在与其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悄悄获取他们的密码线索。每当父亲装作无意地“透露”一些部队“情况”后，那个联络参谋便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就用电台把情报发出去，而父亲却在一旁装睡，在被子里偷偷将其发出的电码记录在本子上，经过大量“情况”内容与电码校对，我军有效地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我军装备奇缺，部队分散，通讯不畅，没有后方及群众支持。父亲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总”情报处处长。100多人的情报处在父亲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工作卓有成效，掌握了大量敌军情报，为“前总”指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46年2月11日，敌89师226团和265团l营及师属山炮连、运输连孤军深入至秀水河子，远离其主力达3天以上路程。父亲仔细核实了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林彪，林彪当机立断，就近调集了7个团的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对国民党军作战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此后，情报处又以准确的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87师4400余人。林彪对其秘书季宗权说过：“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有可靠的情报作后盾，林彪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到师、团一级。
点睛之笔
以上这些，父亲都是有功劳的，为什么他一概不提，却把一个建议看得如此重要呢?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注意阅读一些有关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书。1948年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攻打锦州，而当林彪得知敌增兵葫芦岛，对攻锦构成威胁时，一度信心不足。林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锦州与锦西相距只有40公里，我军只能依据其间无险可守的塔山阻敌，塔山阵地实为坡地，正面宽达10公里，南面大小东山和影壁山均被敌军占领：东临渤海湾，易遭敌舰炮火攻击。当时敌锦西方面出动10个师增援锦州，蒋介石率军舰亲自指挥，加上敌机轰炸，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海陆空大战。林彪派了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死守塔山，还不放心，又把1纵放在塔山与锦州之间做预备队，派父亲去塔山的4纵“督战”。战后，4纵的同志戏称父亲为“监军”。听父亲说，我军奔袭锦州，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被迫撤离，我军积蓄两年多的重装备——重炮、坦克和装甲车就都要扔在锦州了。
坑道近迫作业是2纵5师参谋长汪洋在攻打义县时提出来的。父亲与炮兵司令朱瑞亲自前往义县前沿，发现了这一攻城方法，与父亲走在一起的朱瑞不幸触雷牺牲。10月5日，父亲在义县以北的公路旁见到林彪、罗荣桓，马上作了汇报，10月7日，父亲又到林彪住处，再次详细汇报了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具体经验。林彪极为重视，立即给攻城各纵、师发电，要求每师用2／3的兵力抢挖宽高各1.5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六十米处。部队借此大大减少了伤亡。敌守军司令范汉杰被俘后，十分感慨地说，一见到这么多交通沟，就感到守城无望了。
进入东北后，父亲就在四野司令部工作。60年代初，罗荣桓元帅委托父亲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四野战史，父亲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1994年，陈云提议父亲担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战史定稿时因对四野战史的编写持不同意见，父亲辞去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因便血住进解放军309医院，此时癌扩散巳遍布父亲的胃、肝和腹腔，一个多月后，父亲病逝于309医院，终年87岁。
北平和平解放前，父亲只身潜入北平，代表我军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共同起草签订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父亲与邓宝珊入城前，林彪交给邓一封以林、罗的名义(其实是毛泽东亲自写的1致傅作义的信，邓看信后感到非常意外，表示此信措辞过于严厉，恐怕傅作义不能接受。父亲马上向林、罗汇报了此事，林彪表示，暂不给傅作义看也可以。协议登报前，父亲奉命出城向“总前委”汇报工作，一进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問：“那封信交给博作文看了没有?”父亲答：“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問一問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首长这么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查問了此事。傍晚，父亲回城找邓問及那封信。邓困惑不答。于是父亲便与邓宝珊一起驱车去见傅作义。乘父亲与傅谈话时，邓宝珊把信交给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冬菊看信后也未敢交给其父。傅作义是个很有尊严的军人，父亲也担心他看了信会发生变故，直到会见结束，都未向傅作义提到有这么一封信，事后也未再催問邓宝珊。眼看北平和平解放就要大功告成，父亲确实不希望傅作义真的看到那封信，可上面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只好变通一下，走个过场。 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信全文。傅作义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2月3日给林、罗写信：“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林彪马上宴请傅作义，做了工作，才使事态平息下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曾得意地写了一封羞辱性质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两信相照。耐人寻味。
光明磊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父亲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当参谋，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父亲在他身边，并将他扶下马靠在路边，让医务人员进行救治。解放战争又当过四野的副参谋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审查，当时周总理問父亲：“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父亲回答：“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听说江青把父亲的材料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父亲很坦然，在群众大会上引火烧身：“战争年代，我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母亲很生气，说：“你父亲真傻，偏偏林彪出了問题，他却要说自己和林彪关系非常密切!”李先念后来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后来有人悄悄对父亲说：“老苏啊，中央原定要抓93个林彪死党，结果只抓了92个……”
我家离林彪的住处只隔一条街，步行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可是解放后，父亲只去过林彪家两次。第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父亲找林彪征求意见：第二次是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去之前，父亲先请示了周总理，回来后对谁也不宣传。我曾問过父亲：“你过去跟林彪那么熟，为什么不经常去林彪家串串门呢?”父亲说：“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林彪因为过去受伤身体不好，不便去打搅。”
公私分明
父亲到北京工作后、我们家一直住在一个很旧的四合院里，窗户还是纸糊的，一半的房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我们就要挤到父母有暖气的三间北房里。整个院子住了近十户人家，夜里院门也经常不关。父亲成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后，计委的同志看到父亲的住房条件，觉得说不过去，就以安全为由，提出要给父亲另找一套四合院，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汽车是一辆旧吉姆车，时速一超过80公里，水箱就开锅，一次去天津，不得不一再因此而停下来。母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任县委妇女部部长，“抗大”毕业后分配到115师政治部任干事。1955年军队授衔前，要求女同志一律复员，当时母亲正患肝炎和早期肝硬化，此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几十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母亲一直对父亲有意见，当初是父亲一再动员母亲复员的。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10多口人，日子过得依然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每月提前10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总是补丁摞补丁，鞋子也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出来的。1949年傅作义送给父亲一套毛衣毛裤，他一直穿到1964年，因为是机织的，不能重织，母亲将破洞补好让我穿，我又一直穿到1975年。当年傅作义送的一块手表，母亲一直戴了多年。1976年以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恢复工作后，他们的夫人找母亲联名写信给军委，要求回部队安排，母亲很积极，父亲说：“人家都是被打倒、关了那么多年，我一直是在工作，就不要向党伸手了。”结果联名写信的夫人都按军级待遇安排了，而母亲的待遇仅有一个公费医疗。
父亲对生活上的要求很低，除了抽烟的开支必须保证外，其他方面都很简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父亲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做错也不批评。
光影高人
在红军干部中，父亲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他上过师范，曾因学生运动被警方追捕而逃到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学会了照相。“九一八”事变，父亲回国参加了红军，因为父亲会照相，所以缴获了照相机后，就让父亲使用。他拍摄的“朱德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的照片，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内，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解放后，罗荣桓出国访問带回一件礼品——莱卡牌照相机，还带有一个长焦镜头，罗荣桓把它转送给了父亲。然而，父亲拍摄过朱德的照片却没有同朱德的合影，长征时常和毛主席在一起却没有与毛主席的合影，以后也同样没有留下与周总理、李先念、罗荣桓、林彪的合影，最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与傅作义的合影。
离休以后，父亲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他在战争中拍摄的许多照片，都已经成为记载那些历史年代中的珍贵影像，为军博等国内大博物馆珍藏，并且多次为国内外重要媒体所转载。对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的摄影作品在国内的有关赛事中多次获大奖。父亲直到晚年，仍视摄影为乐事，也多次拍下我们家庭生活的生动照片，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永恒温馨的美好记忆……
记者知道苏静将军是在观看“辽沈战役”这部历史巨片之后。一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苏静将军，当問到扮演林彪的演得像不像时，将军沉吟了片刻讲道：“有时候看着还像!”在仔细聆听了苏晓林先生讲述了他父亲苏静将军那些逝去的往事，我又再三品味着当年老将军回答电视台记者的话，恍忽之间，明白了老将军在戎马倥偬岁月和政治风波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为什么能够平静度过一生的真谛。
林彪元帅长女林晓霖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