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先民自古崇尚“人死而灵魂不灭”以及“敬天法祖”的观念，因此对“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推崇备至。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草根天子与布衣将相合力开创了一个延续400余年的大帝国，并从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遗存至今的汉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出土的随葬品涵盖金、银、铜、铁、玉、石、漆木、竹器以及棉、麻、絲织品等，集中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的礼仪宴饮、生活趣旨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一座保存完好的汉墓，就如同一座包罗万象的地下博物馆。在众多品秩的汉墓中，诸侯王汉墓别具一格，它上承帝陵，下接侯墓，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这是2000年前诸侯王们为自己构建的地下世界，在这里，他们延续着声色犬马的骄奢生活。

封王建国与白马之盟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开创了强盛的西汉王朝。在国家治理方面，他大体延袭秦制，以郡县立国；但在权衡利弊后，决意分封诸侯。起初，刘邦分封的诸侯王中既有异姓王，也有同姓王。政权稳固后，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心存疑虑，畏惧他们谋反，危及汉室江山。于是，刘邦着手翦灭异姓诸侯王及诸位功臣，异姓王中势力最大的韩信、彭越和英布均死于这次大清洗中。不久，刘邦一病不起，他深知自己时日不多，便将大臣们召集于帐前，吩咐人宰杀一匹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当着刘邦的面纷纷起誓，表示从今往后，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倘若有人违背此盟约，众人共讨伐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马之盟”。

　　西汉所分封的诸侯国，大多位于都城长安以东的广袤地域，疆域十分辽阔。据记载，汉初九个封国所辖之地共有三十九郡，而中央直辖之地不过十五郡，雄厚的实力为诸侯国营建大规模王陵奠定了基础。按照规制，诸侯王及其子孙既赴封地，除非诏令迁徙或因罪除国，皆世代居之，因此他们的陵墓多建于封藩境内。人们常说汉墓“十墓九空”，尽管汉代诸侯王墓遭到大规模破坏，但仍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墓葬遗存至今，为我们了解汉代盛况提供了考古实物证据。

墓葬选址中的堪舆之术

　　诸侯王是汉初王侯分封之制的第一等爵，最初是“汉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白马之盟”后，则“非刘氏不能封王”，只有皇子以及原有诸侯王的继承者才有资格被封为诸侯王。因此，诸侯王陵是仅次于帝陵的大型墓葬。历数两汉分封的诸侯王及其子孙，应不下百人，而遗存至今的两汉诸侯王墓数量也蔚为大观。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往往远离京畿，因此诸侯王墓在全国各省均有分布。以华东地区为例，江苏、山东、安徽等地遗存的汉墓数量最多。如位于江苏徐州一带的楚国是汉代最重要的诸侯国，也是西汉时期基本没有间断的诸侯国，其墓葬规制与帝陵相差无几。那么，诸侯王是如何为自己选择墓地的呢？
　　汉代诸侯王在选择“万年吉壤”时，颇重堪舆之术，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风水”。汉代崇尚巫觋，因而对丧葬这类阴间之事更要请问鬼神。从帝陵看，当时的人们在选择墓址时，往往建于地势高亢的台地或山上的“形吉胜地”。西汉帝陵大多位于咸阳北阪高地，也就是都城长安的北面，东西横亘，地势高亢，背靠九峻山，南临渭水，风水极佳。帝陵的择墓观对诸侯王有着很深的影响。位于江苏徐州一带的楚王汉墓就效仿帝陵选址，大多建于地势开阔的小山丘附近；而且此山往往为“孤山”，也就是没有跟其他山丘毗连，远观正如一座坟丘，诸侯王的棺椁则深藏于山体正中的穴位。
　　在诸侯王看来，居高造墓有诸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可以防水和防盗。由于当时的工程技术水平所限，古人在营造墓室时最怕渗水导致棺木腐朽、墓体坍塌。防盗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将墓址选于深坑土石穴或横穴崖洞更易于防盗，不少诸侯王墓就是凿山为藏。

　　诸侯王墓还有一大特点，即多分布在距河流较近或沿河两岸的高地上。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在诸侯王看来，山水相依的地势是“藏风聚气”的好地方。徐州楚王山汉墓群，南依山峰，北侧有获水自西而来，绕山而东行，形成山水相依、枕山面水的绝佳地势。不远处的狮子山汉墓群，西北有高大的骆驼山，南为大面积的开阔地，古泗水环绕山前流向东南，是一处山水会际的风水宝地。
　　墓址选好了，墓室的朝向也是不可含糊的。从西汉帝陵的朝向看，尽管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均有墓道，但是主墓道朝向东面。然而，不少诸侯王墓的朝向与帝陵朝向并不一致。以楚王墓为例，除楚元王刘交墓为东向外，其他几处的楚王墓南、西、北向皆有。为何诸王墓道的方向各不相同呢？事实上，这与每座墓的风水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诸侯王与王后的墓道方向也不相同，大体为“王西后东”“王南后北”，难不成夫妻二人到了阴间还要“拌嘴”？显然并非如此，这与古代男尊女卑、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有关。

墓室内的“黄肠题凑”

　　墓室的朝向选定了，剩下就是营建墓室了。墓室是放置棺椁的地方，也是诸侯王在阴间的“宫殿”所在。地位最高、实力最雄厚的诸侯王，其墓室十分庞大，且采用帝王方可享用的“黄肠题凑”墓制。那些混得不太好的或封国较小的诸侯王，只能采用砖室墓、石室墓或磚石混筑墓。可见，汉代的诸侯王也是有贫富差别的。

　　“黄肠题凑”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汉代葬制，常见于帝王陵。“黄肠题凑”本是天子专用的葬制，当然经过天子特许或以示褒奖，也可以施恩于诸侯王及重臣。“黄肠题凑”，即在棺椁之外用相当多的方形木围成一个方框的形状。因为帝王所用的木头多为黄心柏木，故名“黄肠”；而棺椁周围用木头垒在一起，围成一圈墙，则为“题凑”。三国时，魏人苏林认为“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黄肠题凑”，直至1974年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人们才第一次见到了“黄肠题凑”的实景。当然，天子的“黄肠题凑”与诸侯王的“黄肠题凑”是有很大区别的，如在木料的选用上，只有天子才能使用柏木，而诸侯王只能使用其他材质。可能是因气候环境的影响，东汉以降，在中原一带寻找数量如此庞大的木料已十分困难，于是“黄肠题凑”的葬制也就绝迹了。
　　极显尊贵的“黄肠题凑”成为盗墓者的一大“克星”，因为它实在是太牢固了。柏木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其耐腐蚀等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此外，人们在营建墓室时，往往将柏木周围的间隙一一填充完毕，最后还用金属浇筑，可谓“固若金汤”。所以，尽管历代盗墓者在盗墓时所用的技巧有很多，但是想要将“黄肠题凑”之类的墓穴打开，也需费一番周折。
　　除了“黄肠题凑”之外，墓室内还有“便房”。大家不要想歪了， 此“便房”并非今人常说的“方便之所”，而是“黄肠题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对“便房”有着较为形象的描述，但在“黄肠题凑”尚未发掘出土时，史学界对“便房”有多种理解，如“前室说”“回廊说”“曲字形房屋说”“木质棺房说”“置棺房屋说”“椁室说”“附属建筑说”等。直至江苏扬州神居山广陵王刘胥墓与安徽六安双墩六安恭王刘庆墓相继出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所谓“便房”是放置于主棺旁的独立木结构椁室，是仅次于帝陵梓宫的一种葬具。

精美的随葬品

　　谈及墓葬，肯定少不了随葬品，何况还是“土豪”般的诸侯王。诸侯王墓葬内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少者数百件，多者可达上万件。
　　汉墓中的随葬品大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器具，冀望在阴间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除此之外，诸侯王还要准备“金缕玉衣”与“玉棺”，以求死后能“万年不腐”。金缕玉衣也叫“玉匣”或“玉押”，是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穿的殓服。在汉代人看来，玉是“山岳精英”，将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从而保持人的尸骨不腐，于是便制作了这种将人整体包裹在玉中的玉衣。缝接玉片的线也并非一般的线，主要分为三类，即金缕、银镂、铜缕，分别对应一定的等级。但实际也有僭越之处，如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扬州神居山广陵王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均发现有金缕玉衣。据统计，考古工作者从汉墓中发掘出各类金缕玉衣达20多件。
　　除了金缕玉衣之外，不少诸侯王墓中还出土有玉棺，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就出土有一副光彩夺目的玉棺。此玉棺使用的是西域玛纳斯河出产的上等碧玉，玉质纯正，色泽深沉，表面抛光，出土时已残散，后经修复，精妙绝伦。

　　诸侯王墓中还出土有其他各式随葬品。考古发现表明，西汉王诸侯王墓流行用车马随葬，并且一般是3辆车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和2号墓、山东济南洛庄汉墓11号陪葬坑等，均为3辆实用真车马。但是也有例外，如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4辆，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西南侧的2号陪葬坑随葬实用真车马5辆等，此处不作赘述。除此之外，用实用的编钟、编磬陪葬也是西汉时期诸侯王墓一种常见的做法。如山东济南洛庄汉墓14号坑为乐器陪葬坑，随葬有编钟一套计19件，编磬六套计107件；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西回廊随葬完整的实用编钟和编磬各一套。西汉时期，用钱币陪葬是上至帝王、下至官吏的常见葬俗，只不过陪葬钱币的数量多少不同而已；但用金饼陪葬，则仅限于帝王和皇族贵戚等，这当然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如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金饼20枚。
　　人们现今所发现的汉墓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多少地下世界未现于人间？还有多少诸侯往事未曾揭晓？期待考古工作者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揭示更多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