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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掀起了研究严歌苓作品的热潮，对她的小说创作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电影
一、严歌苓小说研究理论成果
中英文创作、多产、涉猎广的严歌苓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扶桑》、《赴宴者》、《天浴》《寄居者》、《雌性的草地》《白蛇》等。作为享誉文坛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广泛涉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创作底蕴，形成自己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和人性哲思与历史批判主题，以及一系列边缘人物形象。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娜分析道“严歌苓经历过中国的特殊时代——文革，并且在赴美之前曾为军队歌舞团舞蹈演员，所以严歌苓是带着中国记忆立足于北美的。因此，她讲述的故事必然与本土的作家不同……严歌苓笔下的一切故事都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人性。人性的表达也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兴趣。比如《扶桑》、《少女小渔》展现出在异域遭遇苦难而不抱怨的中国女人的美好人性。”[1]严歌苓也这样说到：“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西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2]
严歌苓小说除了主题与语言风格备受关注外，其叙事影视化特征更是倍受关注的话题。王冠含《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叙事》中这样提到：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电影剧本，与电影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部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已经有“特写镜头”式叙事、“蒙太奇”式的情节以及“画外音”式的人物对自，色彩及道具般的象征在小说中也很突出。《扶桑》这部小说则大大强化了影像叙事的特征，影像叙事虽然在小说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却正与故事内容的传奇性相符合，从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高度统一。而且，严歌苓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还屡获大奖……蒙太奇式的场面组接叙事，小说《绿雪》尤为明显;特写镜头式的细节描写，《扶桑》中运用得淋漓尽致;旁白与内心独白的台词化效果更使得读者形成观众思维;场面描写中色彩的晕染与道具的意义象征更是使场景戏剧化……如此种种，都是影响严歌苓小说影视走向影视改编的关键因素。孙晓虹则“探讨严歌苓小说与电影艺术的互动关系，从而总结出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影片取得成功的经验，解释了电影艺术与严歌苓小说的潜在影响和渗透”。
二、影视改编研究的理论成果
小说改编成影视，从电影电视剧艺术发展伊始就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无论是題材、素材，还是人物、情节，影视作为后起的影像叙事艺术，必然会从已然发展十分成熟的小说艺术中汲取营养;而小说作为通过读者想象联想间接构建画面的文字文本，在转换成直接可见的画面的过程中也必然利用到影视技术。而这种转换绝不仅仅是技术的转换，更是艺术思维的转换。”同时，作为接受电影电视剧社会影响及文化影响的当代作家，其小说创作必然也在叙事、人物各方面借鉴了影视艺术及其思维方式：小说与影视的互文可见一斑。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林侠就对小说的影视改编做了综合而系统的研究，从文化、文本及叙事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改编的意义、内容及典型案例，对小说影视改编理论系统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他在《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绪论中提到“几乎每一部改编作品面世时，观众都会有意无意地将它与原著进行比较，而结果也是惊人的一直：改编不如原作。这透露出改编一次长期以来带给受众的心理暗示。原作是先在且原创的;改编而来的摹本是模仿之作，即便非常优秀，也难以与原作相较……改编作品不敬会陷入无谓的忠实与戏说之争，也会被先行者的光辉所遮蔽。除此之外，文学具有的精英意识在无意识中与研究者的身份暗自契合……（改编作品）在学术研究中也难以保持评价的公正。”正是这种困境与误区的出现要求研究者更加客观冷静的评价电影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毛凌滢认为：“文学与影视，为了争夺各自的生存权和话语权，彼此之间进行着抗衡、对峙。一方面是文学对自己作为经典艺术的地位和文学经典的捍卫与坚守，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年轻的影视艺术对自身合法性与独立性的求证。”作家莫言坦言：“我觉得每次写电视剧剧本都是对我很大的人格侮辱。每次都会被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很多很好的艺术想法都被改掉。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明白了：电视剧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艺术，不要在里面寄托太多思想。”
然而，“电影改编不是一味对原著进行故事化的重合，更多的是基于小说的主题思想上，发挥各种想象与重构而达到改编的目的，是一项具有强烈视觉性要求的艺术创造。电影改编的过程中通常把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与当代生活相融合，从而使艺术感基于生活或高于生活。”故而，在平等看待二者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比较，即，异中求同与同中求异。郭海洋说到小说改编的保证与前提，是二者的相通性：共同的创作来源（即生活）、异质同构和相似的叙事理论。而相异性则是比较的必要前提，“强调二者的相异性，目的是为了突出小说中有些成分（元素）是不能直接转化为电影的，需要遵循电影的特性、运用电影的思维对其进行电影化的改造。”“纵观电影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改编自小说的影视作品在一片质疑声中却又得到‘嘉奖’（从1927年至今，在已举办的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中，是原创的影片微乎其微，有一半多改编自小说;我国历届获‘金鸡奖’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改编自文学作品）。”
以上影视改编研究的成果在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研究中起到十分必要的执导作用，但实际研究某个特定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必须结合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具体改编实例，如对于《金陵十三钗》电影剧本与小说故事的差异，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作品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将之融合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习惯于用自己的思想去完成创作，而改写剧本既要留意内容的取舍，又要和导演不断沟通，这便是我不愿当编剧的原因。不过既然是我自己改编剧本，原著中的主线以及我希望表达的思想就不会变。”“严歌苓一身兼作家和编剧二职，尽管她更倾向于作家，但影视化商业大潮中也难得独善其身。小说的精英与低调成熟，影视的强势与高调商业，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文学品格与广泛影响力，是当代作家面临的选择与权衡。”
总结
“随着电视在人们日常文化娱乐中作用的日益扩大，电视剧在人们的欣赏品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电视这一当代最有力的新闻传媒，营造、传播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普遍。文学与电视的联姻，前景广阔。”“她（严歌苓）不希望读者将她的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混为一谈。在她的内心，她始终将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严格区分，她还是更看中纯文学的创作。”[19]纵观严歌苓的创作，其小说文本是符合“真正小说”的典型范本。“在她的小说中，影像叙事是通过一种深刻而内在的途径展开的，即电影的声音成为了正面的力量，已经融入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严歌苓小说研究——从小说到影视》主旨在于对严歌苓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的影视转媒研究，立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落根在严歌苓小说文本原著，与根据其小说已改编成影视作品相比较，进而逐步得出结论：严歌苓小说具有天然的影视改编优势，却又在具体转媒过程中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参考文献：
[1]张艳艳.国族意识与人性情怀的再书写——关于严歌苓的《小姨多鹤》[J].华文文学.2008.5
[2]庄园.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2006（1）总第72期
[3]王冠含.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叙事[D]，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论文，2009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电影
一、严歌苓小说研究理论成果
中英文创作、多产、涉猎广的严歌苓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扶桑》、《赴宴者》、《天浴》《寄居者》、《雌性的草地》《白蛇》等。作为享誉文坛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广泛涉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创作底蕴，形成自己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和人性哲思与历史批判主题，以及一系列边缘人物形象。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娜分析道“严歌苓经历过中国的特殊时代——文革，并且在赴美之前曾为军队歌舞团舞蹈演员，所以严歌苓是带着中国记忆立足于北美的。因此，她讲述的故事必然与本土的作家不同……严歌苓笔下的一切故事都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人性。人性的表达也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兴趣。比如《扶桑》、《少女小渔》展现出在异域遭遇苦难而不抱怨的中国女人的美好人性。”[1]严歌苓也这样说到：“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西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2]
严歌苓小说除了主题与语言风格备受关注外，其叙事影视化特征更是倍受关注的话题。王冠含《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叙事》中这样提到：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电影剧本，与电影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部小说《雌性的草地》中已经有“特写镜头”式叙事、“蒙太奇”式的情节以及“画外音”式的人物对自，色彩及道具般的象征在小说中也很突出。《扶桑》这部小说则大大强化了影像叙事的特征，影像叙事虽然在小说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却正与故事内容的传奇性相符合，从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高度统一。而且，严歌苓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还屡获大奖……蒙太奇式的场面组接叙事，小说《绿雪》尤为明显;特写镜头式的细节描写，《扶桑》中运用得淋漓尽致;旁白与内心独白的台词化效果更使得读者形成观众思维;场面描写中色彩的晕染与道具的意义象征更是使场景戏剧化……如此种种，都是影响严歌苓小说影视走向影视改编的关键因素。孙晓虹则“探讨严歌苓小说与电影艺术的互动关系，从而总结出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影片取得成功的经验，解释了电影艺术与严歌苓小说的潜在影响和渗透”。
二、影视改编研究的理论成果
小说改编成影视，从电影电视剧艺术发展伊始就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无论是題材、素材，还是人物、情节，影视作为后起的影像叙事艺术，必然会从已然发展十分成熟的小说艺术中汲取营养;而小说作为通过读者想象联想间接构建画面的文字文本，在转换成直接可见的画面的过程中也必然利用到影视技术。而这种转换绝不仅仅是技术的转换，更是艺术思维的转换。”同时，作为接受电影电视剧社会影响及文化影响的当代作家，其小说创作必然也在叙事、人物各方面借鉴了影视艺术及其思维方式：小说与影视的互文可见一斑。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林侠就对小说的影视改编做了综合而系统的研究，从文化、文本及叙事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改编的意义、内容及典型案例，对小说影视改编理论系统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他在《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绪论中提到“几乎每一部改编作品面世时，观众都会有意无意地将它与原著进行比较，而结果也是惊人的一直：改编不如原作。这透露出改编一次长期以来带给受众的心理暗示。原作是先在且原创的;改编而来的摹本是模仿之作，即便非常优秀，也难以与原作相较……改编作品不敬会陷入无谓的忠实与戏说之争，也会被先行者的光辉所遮蔽。除此之外，文学具有的精英意识在无意识中与研究者的身份暗自契合……（改编作品）在学术研究中也难以保持评价的公正。”正是这种困境与误区的出现要求研究者更加客观冷静的评价电影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毛凌滢认为：“文学与影视，为了争夺各自的生存权和话语权，彼此之间进行着抗衡、对峙。一方面是文学对自己作为经典艺术的地位和文学经典的捍卫与坚守，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年轻的影视艺术对自身合法性与独立性的求证。”作家莫言坦言：“我觉得每次写电视剧剧本都是对我很大的人格侮辱。每次都会被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很多很好的艺术想法都被改掉。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明白了：电视剧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艺术，不要在里面寄托太多思想。”
然而，“电影改编不是一味对原著进行故事化的重合，更多的是基于小说的主题思想上，发挥各种想象与重构而达到改编的目的，是一项具有强烈视觉性要求的艺术创造。电影改编的过程中通常把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与当代生活相融合，从而使艺术感基于生活或高于生活。”故而，在平等看待二者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比较，即，异中求同与同中求异。郭海洋说到小说改编的保证与前提，是二者的相通性：共同的创作来源（即生活）、异质同构和相似的叙事理论。而相异性则是比较的必要前提，“强调二者的相异性，目的是为了突出小说中有些成分（元素）是不能直接转化为电影的，需要遵循电影的特性、运用电影的思维对其进行电影化的改造。”“纵观电影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改编自小说的影视作品在一片质疑声中却又得到‘嘉奖’（从1927年至今，在已举办的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项中，是原创的影片微乎其微，有一半多改编自小说;我国历届获‘金鸡奖’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改编自文学作品）。”
以上影视改编研究的成果在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研究中起到十分必要的执导作用，但实际研究某个特定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必须结合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具体改编实例，如对于《金陵十三钗》电影剧本与小说故事的差异，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作品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将之融合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习惯于用自己的思想去完成创作，而改写剧本既要留意内容的取舍，又要和导演不断沟通，这便是我不愿当编剧的原因。不过既然是我自己改编剧本，原著中的主线以及我希望表达的思想就不会变。”“严歌苓一身兼作家和编剧二职，尽管她更倾向于作家，但影视化商业大潮中也难得独善其身。小说的精英与低调成熟，影视的强势与高调商业，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文学品格与广泛影响力，是当代作家面临的选择与权衡。”
总结
“随着电视在人们日常文化娱乐中作用的日益扩大，电视剧在人们的欣赏品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电视这一当代最有力的新闻传媒，营造、传播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普遍。文学与电视的联姻，前景广阔。”“她（严歌苓）不希望读者将她的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混为一谈。在她的内心，她始终将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严格区分，她还是更看中纯文学的创作。”[19]纵观严歌苓的创作，其小说文本是符合“真正小说”的典型范本。“在她的小说中，影像叙事是通过一种深刻而内在的途径展开的，即电影的声音成为了正面的力量，已经融入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严歌苓小说研究——从小说到影视》主旨在于对严歌苓小说到电影电视剧的影视转媒研究，立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落根在严歌苓小说文本原著，与根据其小说已改编成影视作品相比较，进而逐步得出结论：严歌苓小说具有天然的影视改编优势，却又在具体转媒过程中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参考文献：
[1]张艳艳.国族意识与人性情怀的再书写——关于严歌苓的《小姨多鹤》[J].华文文学.2008.5
[2]庄园.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2006（1）总第72期
[3]王冠含.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叙事[D]，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