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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莱尔马赫与《克拉提洛斯》问题
在柏拉图的35部对话中，《克拉提洛斯》（Kratylos）是一部非常令人费解的作品。早在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翻译柏拉图文集之时，他就在《克拉提洛斯》的“引论”中谈道，这部对话给“柏拉图的朋友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P228）。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克拉提洛斯》带来的困难主要在于：其一，“似乎很难确定柏拉图对语言究竟持怎样的意见”；其二，很难为柏拉图所主张的词源论（etymology）辩护，因为，“人们几乎很难容忍”这些近乎荒谬的词源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第二点要比第一点“更为困难”[1]（P228-229）。
事实上，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两个困难，正是当今西方学界的大部分《克拉提洛斯》研究一直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克拉提洛斯》问题”。最重要的是，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解决上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则：必须区分柏拉图的严肃的意思（what is intended seriously）与玩笑。笔者认为，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个原则可以作为解读《克拉提洛斯》的基本原则，可惜的是，施莱尔马赫这篇卓有见识的“引论”最终没有能够揭示《克拉提洛斯》的本意，这与施氏本人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由于施莱尔马赫最早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解读原则，因此，就整个《克拉提洛斯》研究史而言，施莱尔马赫的“引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成就。如今人们能够看到的古代世界的专门研究，仅有公元5世纪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注疏。1但是严格而言，普罗克洛斯的《克拉提洛斯》注疏其实并非意在探究柏拉图的本意，而是新柏拉图主义哲人“六经注我”式的一家之言。因为，虽然与如今西方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普罗克洛斯十分重视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几乎很难让人容忍”的词源论，不过，普罗克洛斯的基本意图却是利用柏拉图关于诸神的词源解释成立自家的神学理论，而非解释柏拉图的本意。2另一方面，就现代世界而言，在为数不多的《克拉提洛斯》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致力于探求——遑论能够发现——《克拉提洛斯》的真正意图。大部分关于《克拉提洛斯》的现代研究其实并未越出普罗克洛斯的局限，因为，这些研究均以某些现代哲学的范畴或问题为解释框架，并未在最大限度上以柏拉图本人的文本为依据；因此，如果说普罗克洛斯的注疏是新柏拉图主义哲人以其神学理论为前提的“六经注我”之论，现代的大部分《克拉提洛斯》研究就其根本而言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只不过在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理论在这里转变为语言哲学、语言学等现代哲学问题范畴。3
其实，现代《克拉提洛斯》研究之所以成就寥寥，原因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解释原则——区分柏拉图的本意与玩笑。德语学界历来以近代以来兴起的认识论或观念论研究为重，因此，不仅在《克拉提洛斯》研究方面，甚至在整个柏拉图哲学研究方面，在解读方法与问题意识上都以认识论哲学为主。4同时，虽然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英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成果迭出，但就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近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影响。况且，由于《克拉提洛斯》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在讨论语词问题，因此，受到语言哲学深刻影响的英语学界更容易在这部对话的研究上看走眼。例如，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声名的阿克利尔（J.L.Ackrill）就是如此。[2]（P33-52）概而言之，如今西方学界的《克拉提洛斯》解释绝大部分采取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框架，笔者将这类解释统称为“语言-认识论解释法（the language-epistemological way of interpreting）”。这种解释法关心的问题主要在于语言的语义学（semantic）问题、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语言-认识论解释法”不仅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很可能恰恰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完全相反。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很多重要的思想史问题5，仅就这种解释方法的明显缺陷择要言之。
范登伯格在评论普罗克洛斯的注疏时说道，对于柏拉图而言，语言哲学完全是一种“陌生”的理论。[3]（P1）因此，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克拉提洛斯》意在讨论语言哲学问题，很可能并不符合柏拉图本人的意图。事实上，一旦人们这样做，立刻就会遇到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第一个困难——“似乎很难确定柏拉图对语言究竟持怎样的意见”，换言之，人们很难确定柏拉图到底赞同语言的自然论还是习俗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往往只关心与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相关的文本内容，亦即《克拉提洛斯》的前五分之一与最后五分之一，在这两个部分中，苏格拉底看起来分别支持语言的自然论与习俗论，因此，如何确定柏拉图的所谓“语言哲学观点”就变得十分困难。虽然一些研究者尝试将苏格拉底的两种“理论”加以调和，想以此解决柏拉图在语言哲学上的“矛盾”，但是，这类研究往往颇为牵强，且不说它们与柏拉图思想的整体不相容，它们甚至经不住现代语言哲学自身的质疑。
再者，“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几乎完全无法合理地解释整个对话的词源论部分，关于这个部分，大多数研究只能以只言片语应付了事；例如，阿德莫罗（F. Ademollo）的《克拉提洛斯》注疏可谓新近关于这部对话的最详细的解释[4]，可是，关于占据整个对话近五分之三篇幅的词源论部分，作者仅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加以处理；更重要的是，作者并不关心柏拉图设计词源论的意图，仅仅在这个部分随己意择取一些片段加以解释。事实上，作者的处理完全没有抓住词源论部分的关键。另外，部分重视词源论的研究者对这个部分中出现的词源解释有比较细致的分类研究，不过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也很少涉及最重要的义理问题。1在这里，研究者们大都无法解决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个“更为困难”的难题——很难解释柏拉图所主张的近乎荒谬的词源论。
二、《克拉提洛斯》的宇宙秩序
上面的论述已经表明，当代的“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在解释柏拉图的《克拉提洛斯》时显得相当无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对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解释原则引起足够重视。换言之，解释《克拉提洛斯》的关键正在于，切不可轻易断定在对话中哪些是“严肃的意思”，哪些是“玩笑”。具体而言，解释者们应该尤其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不可轻易认为那些看似讨论“语言-认识论问题”的内容就是严肃的意思，因为只有在近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中，“语言-认识论问题”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柏拉图那里，“语言-认识论问题”从根本上讲只具有从属地位；其二，不可轻易认为苏格拉底的词源论是不严肃的东西或荒谬的东西，因为柏拉图往往在一些看似并不严肃的内容当中揭示极其严肃的问题。因此，倘若仅仅把《克拉提洛斯》中看似涉及“语言-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看作严肃的“理论”，人们必然会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失之交臂。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柏拉图的《克拉提洛斯》呢？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提出一个根本原则与两个关键问题。就根本原则而言，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原则仍需稍作推进，在解读《克拉提洛斯》甚至柏拉图的其他对话时，不仅应该区分严肃的意思与玩笑，甚至应该在柏拉图的玩笑中看到某种严肃的东西。换言之，在《克拉提洛斯》甚至整个柏拉图对话中，本质上并不存在完全作为玩笑而可以等闲视之的东西，即使在看似最荒谬的玩笑中，柏拉图也总是在揭示某些极为严肃的东西。同时，倘若要探究《克拉提洛斯》的意图，必须注意两个重要事实。
在对话的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并非意在反驳赫谟基内斯（Hermogenes）的语词“习俗论”，柏拉图安排赫谟基内斯作为这个部分的对话者，是为了让苏格拉底更好地引导甚至转换讨论的主题。2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苏格拉底与赫谟基内斯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辩难。事实上，到这个部分结束时，苏格拉底已经“借助赫谟基内斯的帮助”成功地将最初的语词问题转换为关于事物之“自然”（Physis）的问题，同时，苏格拉底也将设立语词的问题转换为立法者如何立法的问题。柏拉图在这个部分的整个意图其实是，通过成立万物的自然与万物的立法者，为第二部分讨论宇宙的正当秩序做准备，只不过，这个讨论宇宙秩序的部分并未采用通常的对话形式，而是采用了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词源论形式。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苏格拉底的词源论与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和帕默尼德的关系，其中，苏格拉底对帕默尼德的讨论隐藏得最深。苏格拉底的词源论表面上以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为基础，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苏格拉底恰恰意在修正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同时，在苏格拉底的词源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诸神名称的讨论。这个部分其实意在从哲学上修正赫西俄德的宇宙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就是苏格拉底成立的“自然”概念，以及苏格拉底对宙斯的词源解释。此外，苏格拉底在修正赫拉克利特流变说的同时，也在修正帕默尼德的“存在”（ousia）说。如果基于这样的事实，对话的第三部分就变得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在这个部分中，从表面上提出的语词“习俗论”就不再与“自然论”相矛盾。最后，我们应该这样说，《克拉提洛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讨论了《王制》（Politeia）中并未完全展开的“形而上学”，如果要为这部对话找到某种解释框架，最恰当的不是近代以来的“语言-认识论解释法”，而是柏拉图本人的《王制》。
参 考 文 献
[1] F.Schleiermacher.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trans. by William Dobson[M].New York，1874.
[2] J.L.Ackrill.Language and Reality in Plato’s Cratylus[A].Essays on Plato and Aristotle[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 R.M.van den Berg.Proclus’ Commentary on the Cratylus in Context，ancient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Naming[M].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
[4] F.Ademollo.The Cratylus of Plat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在柏拉图的35部对话中，《克拉提洛斯》（Kratylos）是一部非常令人费解的作品。早在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翻译柏拉图文集之时，他就在《克拉提洛斯》的“引论”中谈道，这部对话给“柏拉图的朋友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P228）。根据施莱尔马赫的说法，《克拉提洛斯》带来的困难主要在于：其一，“似乎很难确定柏拉图对语言究竟持怎样的意见”；其二，很难为柏拉图所主张的词源论（etymology）辩护，因为，“人们几乎很难容忍”这些近乎荒谬的词源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第二点要比第一点“更为困难”[1]（P228-229）。
事实上，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两个困难，正是当今西方学界的大部分《克拉提洛斯》研究一直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克拉提洛斯》问题”。最重要的是，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解决上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则：必须区分柏拉图的严肃的意思（what is intended seriously）与玩笑。笔者认为，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个原则可以作为解读《克拉提洛斯》的基本原则，可惜的是，施莱尔马赫这篇卓有见识的“引论”最终没有能够揭示《克拉提洛斯》的本意，这与施氏本人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如此，由于施莱尔马赫最早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解读原则，因此，就整个《克拉提洛斯》研究史而言，施莱尔马赫的“引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成就。如今人们能够看到的古代世界的专门研究，仅有公元5世纪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注疏。1但是严格而言，普罗克洛斯的《克拉提洛斯》注疏其实并非意在探究柏拉图的本意，而是新柏拉图主义哲人“六经注我”式的一家之言。因为，虽然与如今西方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普罗克洛斯十分重视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几乎很难让人容忍”的词源论，不过，普罗克洛斯的基本意图却是利用柏拉图关于诸神的词源解释成立自家的神学理论，而非解释柏拉图的本意。2另一方面，就现代世界而言，在为数不多的《克拉提洛斯》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致力于探求——遑论能够发现——《克拉提洛斯》的真正意图。大部分关于《克拉提洛斯》的现代研究其实并未越出普罗克洛斯的局限，因为，这些研究均以某些现代哲学的范畴或问题为解释框架，并未在最大限度上以柏拉图本人的文本为依据；因此，如果说普罗克洛斯的注疏是新柏拉图主义哲人以其神学理论为前提的“六经注我”之论，现代的大部分《克拉提洛斯》研究就其根本而言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只不过在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理论在这里转变为语言哲学、语言学等现代哲学问题范畴。3
其实，现代《克拉提洛斯》研究之所以成就寥寥，原因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解释原则——区分柏拉图的本意与玩笑。德语学界历来以近代以来兴起的认识论或观念论研究为重，因此，不仅在《克拉提洛斯》研究方面，甚至在整个柏拉图哲学研究方面，在解读方法与问题意识上都以认识论哲学为主。4同时，虽然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英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成果迭出，但就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近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影响。况且，由于《克拉提洛斯》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在讨论语词问题，因此，受到语言哲学深刻影响的英语学界更容易在这部对话的研究上看走眼。例如，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声名的阿克利尔（J.L.Ackrill）就是如此。[2]（P33-52）概而言之，如今西方学界的《克拉提洛斯》解释绝大部分采取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框架，笔者将这类解释统称为“语言-认识论解释法（the language-epistemological way of interpreting）”。这种解释法关心的问题主要在于语言的语义学（semantic）问题、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语言-认识论解释法”不仅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很可能恰恰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完全相反。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很多重要的思想史问题5，仅就这种解释方法的明显缺陷择要言之。
范登伯格在评论普罗克洛斯的注疏时说道，对于柏拉图而言，语言哲学完全是一种“陌生”的理论。[3]（P1）因此，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克拉提洛斯》意在讨论语言哲学问题，很可能并不符合柏拉图本人的意图。事实上，一旦人们这样做，立刻就会遇到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第一个困难——“似乎很难确定柏拉图对语言究竟持怎样的意见”，换言之，人们很难确定柏拉图到底赞同语言的自然论还是习俗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往往只关心与语言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相关的文本内容，亦即《克拉提洛斯》的前五分之一与最后五分之一，在这两个部分中，苏格拉底看起来分别支持语言的自然论与习俗论，因此，如何确定柏拉图的所谓“语言哲学观点”就变得十分困难。虽然一些研究者尝试将苏格拉底的两种“理论”加以调和，想以此解决柏拉图在语言哲学上的“矛盾”，但是，这类研究往往颇为牵强，且不说它们与柏拉图思想的整体不相容，它们甚至经不住现代语言哲学自身的质疑。
再者，“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几乎完全无法合理地解释整个对话的词源论部分，关于这个部分，大多数研究只能以只言片语应付了事；例如，阿德莫罗（F. Ademollo）的《克拉提洛斯》注疏可谓新近关于这部对话的最详细的解释[4]，可是，关于占据整个对话近五分之三篇幅的词源论部分，作者仅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加以处理；更重要的是，作者并不关心柏拉图设计词源论的意图，仅仅在这个部分随己意择取一些片段加以解释。事实上，作者的处理完全没有抓住词源论部分的关键。另外，部分重视词源论的研究者对这个部分中出现的词源解释有比较细致的分类研究，不过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也很少涉及最重要的义理问题。1在这里，研究者们大都无法解决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这个“更为困难”的难题——很难解释柏拉图所主张的近乎荒谬的词源论。
二、《克拉提洛斯》的宇宙秩序
上面的论述已经表明，当代的“语言-认识论解释法”在解释柏拉图的《克拉提洛斯》时显得相当无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对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解释原则引起足够重视。换言之，解释《克拉提洛斯》的关键正在于，切不可轻易断定在对话中哪些是“严肃的意思”，哪些是“玩笑”。具体而言，解释者们应该尤其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不可轻易认为那些看似讨论“语言-认识论问题”的内容就是严肃的意思，因为只有在近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中，“语言-认识论问题”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柏拉图那里，“语言-认识论问题”从根本上讲只具有从属地位；其二，不可轻易认为苏格拉底的词源论是不严肃的东西或荒谬的东西，因为柏拉图往往在一些看似并不严肃的内容当中揭示极其严肃的问题。因此，倘若仅仅把《克拉提洛斯》中看似涉及“语言-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看作严肃的“理论”，人们必然会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失之交臂。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柏拉图的《克拉提洛斯》呢？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提出一个根本原则与两个关键问题。就根本原则而言，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原则仍需稍作推进，在解读《克拉提洛斯》甚至柏拉图的其他对话时，不仅应该区分严肃的意思与玩笑，甚至应该在柏拉图的玩笑中看到某种严肃的东西。换言之，在《克拉提洛斯》甚至整个柏拉图对话中，本质上并不存在完全作为玩笑而可以等闲视之的东西，即使在看似最荒谬的玩笑中，柏拉图也总是在揭示某些极为严肃的东西。同时，倘若要探究《克拉提洛斯》的意图，必须注意两个重要事实。
在对话的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并非意在反驳赫谟基内斯（Hermogenes）的语词“习俗论”，柏拉图安排赫谟基内斯作为这个部分的对话者，是为了让苏格拉底更好地引导甚至转换讨论的主题。2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苏格拉底与赫谟基内斯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辩难。事实上，到这个部分结束时，苏格拉底已经“借助赫谟基内斯的帮助”成功地将最初的语词问题转换为关于事物之“自然”（Physis）的问题，同时，苏格拉底也将设立语词的问题转换为立法者如何立法的问题。柏拉图在这个部分的整个意图其实是，通过成立万物的自然与万物的立法者，为第二部分讨论宇宙的正当秩序做准备，只不过，这个讨论宇宙秩序的部分并未采用通常的对话形式，而是采用了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词源论形式。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苏格拉底的词源论与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和帕默尼德的关系，其中，苏格拉底对帕默尼德的讨论隐藏得最深。苏格拉底的词源论表面上以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为基础，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苏格拉底恰恰意在修正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同时，在苏格拉底的词源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诸神名称的讨论。这个部分其实意在从哲学上修正赫西俄德的宇宙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就是苏格拉底成立的“自然”概念，以及苏格拉底对宙斯的词源解释。此外，苏格拉底在修正赫拉克利特流变说的同时，也在修正帕默尼德的“存在”（ousia）说。如果基于这样的事实，对话的第三部分就变得不难理解，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在这个部分中，从表面上提出的语词“习俗论”就不再与“自然论”相矛盾。最后，我们应该这样说，《克拉提洛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讨论了《王制》（Politeia）中并未完全展开的“形而上学”，如果要为这部对话找到某种解释框架，最恰当的不是近代以来的“语言-认识论解释法”，而是柏拉图本人的《王制》。
参 考 文 献
[1] F.Schleiermacher.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trans. by William Dobson[M].New York，1874.
[2] J.L.Ackrill.Language and Reality in Plato’s Cratylus[A].Essays on Plato and Aristotle[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 R.M.van den Berg.Proclus’ Commentary on the Cratylus in Context，ancient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Naming[M].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
[4] F.Ademollo.The Cratylus of Plato[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