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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种类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体式、表达、题材、格调等互不相同。古人也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说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文辞以体制为先。”他们都对文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的。
既然如此，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读者亦应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面对诗、词、曲、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体，显然应有不同的接受模式，如此方能更好地接受、解读、阐释作品。反之，若缺乏文体意识，阅读就容易千篇一律，不能真正地贴近对象的本质。若是文体相差较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若是文体比较接近，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对作家固然重要，而“如何写”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关注作品写了什么，更要关注它是如何写的，这才是鉴赏的重点所在。不同的文体，设置了种种不同的规矩，以提醒、约束作家如何表达。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外在体式的不同，更多、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学精神。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审美、鉴赏、分析与评价作品的能力。如果缺乏文体意识，显然不利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像有着血缘关系的诗、词、曲，由于文体类似，读者在接受中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就更严重。本文针对此，试对文体间的不同展开讨论。
二
诗、词、曲同属韵文，属于广义上的诗歌，同时又有各自的文体特征。我们有时虽然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如词有词牌、句式为长短句，形式与诗歌不同，但对文体间真正的不同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并不明了。无论面对何种文体，鉴赏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总是背景、意象、意境、修辞、技法等，根本不涉及对象的特性。如此这般，仿佛诗、词、曲完全是一种文体，那么它们在文学史上何必独立存在？我们读诗、读词与读曲又有何区别？又如何体验不同文体的独特美感？
这种对文体有意无意的忽视，自然会造成鉴赏的不到位。如果独立分析一首作品，诗也好，词也好，曲也好，若是写情，则常说直抒胸臆、托物言志等；若其中有景，则张口即是“情景交融”；若是咏史，借古讽今、深沉的历史感等话语又极为常见。若是论及语言，则无非优美、动人、流畅等。这样的赏析当然不能算错，但过于套路化、表面化。实际上，即使同是写情，诗与词并不一样；同是咏史，同样采用借古讽今，词与曲也不一样。
至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差别，形式上固然很明显，而更多的表现在内部，这才是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在鉴赏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从美学风貌上看，诗体典雅、庄重，而词体委婉、柔媚。明李东琪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解极为精辟。这里可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一）》与晏几道《鹧鸪天》相比较。《羌村三首》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鹧鸪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诗写战乱之中的夫妻相逢，风格浑厚沉郁。晏词写自己与早年相识的歌女重逢，风格则婉约娇媚。尤其“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本是从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化出，而二者风格之差别极为明显。与诗词相比，曲体则显得通俗质朴。如关汉卿《沉醉东风》写离情别绪：“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明白如话，浅近通俗。
从风格上看，诗体直白含蓄皆有，词体更重委婉，曲体则追求直率。词如柳永《八声甘州》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由人到己，又由己到人，婉转动人。即使是豪放之作，笔法也崇尚曲折，忌直露。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即深沉蕴藉，非一般粗浅之作能比。曲体则最忌曲笔，反以明快显豁为美。如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自然酣畅，可谓直率。
从语言上看，诗体语言典雅，从词到曲则显示出口语化的趋势。比如写孤独感，杜甫《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像开始的叠句以及“怎生”“这次第”这样的语言，在诗中尤其是近体诗中，就不多见。至于曲，则大量使用口语。试读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再读关汉卿《一枝花·不服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其口语化的特色极为明显。
由此可见，即使是较为接近的诗、词、曲，其文体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同一作家，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会有意识地区分主题、内容、情调。如南渡之后，李清照目睹国土沦丧，痛恨当局苟且偷安，希望能够恢复中原，作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作者表达对历史、人生、现实的认识与体悟，慷慨激昂。而在《武陵春》一词中，李氏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里所写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悲苦之情。诗、词之别，清晰可见。我们在鉴赏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不能采取固定的模式，而应注意其文体特征，挖掘出各自的独特性。 三
关于作品鉴赏中的文体意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在某一文体内部，又有更细的文体划分，则“小文体”间又有区别。刘勰《文心雕龙》曾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其区分就相当细微。在诗歌中，《诗经》和《楚辞》不同，乐府诗和文人诗不同，古诗和律诗不同。同时，四言诗和五言诗不同，五言诗和七言诗又不同。在文章中，骈文、散文各有不同。在散文中，哀祭、尺牍、碑志、序跋、杂记等，也各有不同。在赋中，大赋、小赋、文赋、律赋，同样各有不同。同时，某一种文体，在不同的时代，其特点也会有不同。比如诗分唐宋，自南宋至今众说纷纭。钱锺书《谈艺录》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二家所云可谓真知灼见。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宋诗风之不同即由此决定。若以花作比，唐诗如牡丹而宋诗如梅花，前者丰腴而后者瘦劲。若以景作比，唐诗如天然山水而宋诗如人间园林，前者具自然美而后者具人工美。那么在鉴赏中，显然鉴赏的方式、关注的重心都会有区别。如果拿同样的评价方式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那么既不能给予作品以准确的评价，也不能贴近作品的本质。
二是文体间的渗透。不同文体各有特色，但也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常见。我们鉴赏时，对于这种现象，就应注意其中的新变。比如宋词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即属此类。辛弃疾词即是“以文为词”的代表。“以文为词”的内涵也很丰富。如辛氏《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对话体，对词体来说就是一种革新。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种句式较为松散，语意连贯，意脉流动，不同于传统诗词意象密集、结构跳跃的语言特点。又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作者运用典故，告诫执政者要铭记历史，不要草率从事，以免重蹈古人覆辙，落得“仓皇北顾”的下场。这实际上是在发表议论。词体本多抒情，在词中议论说理者甚少，自稼轩起始突破常规，大发议论，将本应该写入散文的内容置于词中表达。诸如此类，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只是按常规分析其字、词、句、典故、结构等，显然就不能真正读懂作品。
其实，不仅古典文学的鉴赏需要文体意识，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鉴赏同样如此。应该说，这是文学鉴赏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种类也极为丰富。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体式、表达、题材、格调等互不相同。古人也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说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说：“文辞以体制为先。”他们都对文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作家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选择恰当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目的。
既然如此，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读者亦应有鲜明的文体意识。面对诗、词、曲、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体，显然应有不同的接受模式，如此方能更好地接受、解读、阐释作品。反之，若缺乏文体意识，阅读就容易千篇一律，不能真正地贴近对象的本质。若是文体相差较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若是文体比较接近，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在某种意义上，“写什么”对作家固然重要，而“如何写”就更为重要。我们要关注作品写了什么，更要关注它是如何写的，这才是鉴赏的重点所在。不同的文体，设置了种种不同的规矩，以提醒、约束作家如何表达。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外在体式的不同，更多、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学精神。不同文体、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审美、鉴赏、分析与评价作品的能力。如果缺乏文体意识，显然不利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像有着血缘关系的诗、词、曲，由于文体类似，读者在接受中文体意识缺失的问题就更严重。本文针对此，试对文体间的不同展开讨论。
二
诗、词、曲同属韵文，属于广义上的诗歌，同时又有各自的文体特征。我们有时虽然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如词有词牌、句式为长短句，形式与诗歌不同，但对文体间真正的不同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并不明了。无论面对何种文体，鉴赏模式并无本质区别，总是背景、意象、意境、修辞、技法等，根本不涉及对象的特性。如此这般，仿佛诗、词、曲完全是一种文体，那么它们在文学史上何必独立存在？我们读诗、读词与读曲又有何区别？又如何体验不同文体的独特美感？
这种对文体有意无意的忽视，自然会造成鉴赏的不到位。如果独立分析一首作品，诗也好，词也好，曲也好，若是写情，则常说直抒胸臆、托物言志等；若其中有景，则张口即是“情景交融”；若是咏史，借古讽今、深沉的历史感等话语又极为常见。若是论及语言，则无非优美、动人、流畅等。这样的赏析当然不能算错，但过于套路化、表面化。实际上，即使同是写情，诗与词并不一样；同是咏史，同样采用借古讽今，词与曲也不一样。
至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差别，形式上固然很明显，而更多的表现在内部，这才是本质的不同，是我们在鉴赏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从美学风貌上看，诗体典雅、庄重，而词体委婉、柔媚。明李东琪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解极为精辟。这里可将杜甫《羌村三首（其一）》与晏几道《鹧鸪天》相比较。《羌村三首》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鹧鸪天》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诗写战乱之中的夫妻相逢，风格浑厚沉郁。晏词写自己与早年相识的歌女重逢，风格则婉约娇媚。尤其“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本是从杜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化出，而二者风格之差别极为明显。与诗词相比，曲体则显得通俗质朴。如关汉卿《沉醉东风》写离情别绪：“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明白如话，浅近通俗。
从风格上看，诗体直白含蓄皆有，词体更重委婉，曲体则追求直率。词如柳永《八声甘州》云：“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由人到己，又由己到人，婉转动人。即使是豪放之作，笔法也崇尚曲折，忌直露。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即深沉蕴藉，非一般粗浅之作能比。曲体则最忌曲笔，反以明快显豁为美。如王磐《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自然酣畅，可谓直率。
从语言上看，诗体语言典雅，从词到曲则显示出口语化的趋势。比如写孤独感，杜甫《登高》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李清照《声声慢》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像开始的叠句以及“怎生”“这次第”这样的语言，在诗中尤其是近体诗中，就不多见。至于曲，则大量使用口语。试读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再读关汉卿《一枝花·不服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其口语化的特色极为明显。
由此可见，即使是较为接近的诗、词、曲，其文体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同一作家，从事不同文体的写作，会有意识地区分主题、内容、情调。如南渡之后，李清照目睹国土沦丧，痛恨当局苟且偷安，希望能够恢复中原，作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作者表达对历史、人生、现实的认识与体悟，慷慨激昂。而在《武陵春》一词中，李氏写道：“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里所写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悲苦之情。诗、词之别，清晰可见。我们在鉴赏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不能采取固定的模式，而应注意其文体特征，挖掘出各自的独特性。 三
关于作品鉴赏中的文体意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在某一文体内部，又有更细的文体划分，则“小文体”间又有区别。刘勰《文心雕龙》曾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其区分就相当细微。在诗歌中，《诗经》和《楚辞》不同，乐府诗和文人诗不同，古诗和律诗不同。同时，四言诗和五言诗不同，五言诗和七言诗又不同。在文章中，骈文、散文各有不同。在散文中，哀祭、尺牍、碑志、序跋、杂记等，也各有不同。在赋中，大赋、小赋、文赋、律赋，同样各有不同。同时，某一种文体，在不同的时代，其特点也会有不同。比如诗分唐宋，自南宋至今众说纷纭。钱锺书《谈艺录》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二家所云可谓真知灼见。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宋诗风之不同即由此决定。若以花作比，唐诗如牡丹而宋诗如梅花，前者丰腴而后者瘦劲。若以景作比，唐诗如天然山水而宋诗如人间园林，前者具自然美而后者具人工美。那么在鉴赏中，显然鉴赏的方式、关注的重心都会有区别。如果拿同样的评价方式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那么既不能给予作品以准确的评价，也不能贴近作品的本质。
二是文体间的渗透。不同文体各有特色，但也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常见。我们鉴赏时，对于这种现象，就应注意其中的新变。比如宋词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即属此类。辛弃疾词即是“以文为词”的代表。“以文为词”的内涵也很丰富。如辛氏《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对话体，对词体来说就是一种革新。再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种句式较为松散，语意连贯，意脉流动，不同于传统诗词意象密集、结构跳跃的语言特点。又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云：“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作者运用典故，告诫执政者要铭记历史，不要草率从事，以免重蹈古人覆辙，落得“仓皇北顾”的下场。这实际上是在发表议论。词体本多抒情，在词中议论说理者甚少，自稼轩起始突破常规，大发议论，将本应该写入散文的内容置于词中表达。诸如此类，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只是按常规分析其字、词、句、典故、结构等，显然就不能真正读懂作品。
其实，不仅古典文学的鉴赏需要文体意识，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鉴赏同样如此。应该说，这是文学鉴赏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