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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改编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作《井底引银瓶》，但是两部作品存在着较大差异，都有各自的时代烙印。白朴将白居易的诗创作成一部生动的杂剧作品，在继承诗歌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种反抗礼教的思想倾向，体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问题特点，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白朴；白居易；《墙头马上》；《井底引银瓶》；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3-01
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改编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作《井底引银瓶》，发展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但是两部作品存在着较大差异，都有各自的时代烙印。白朴将白居易的诗创作成一部生动的杂剧作品，在继承诗歌基本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墙头马上》塑造了性格鲜明的男女主人物形象，表现了一种反抗礼教的思想倾向，体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问题特点，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井底引银瓶》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一首爱情悲剧诗，是一首遭封建礼教欺压迫害的女子的怨歌。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1]。原诗序：“止淫奔也。”诗的最后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是为了劝诫少女们不要未经父母允许便与情人私奔，最后使自己落得有家不可归的下场。带有一定的说教劝诫意义，是维护封建礼教的表现。《墙头马上》是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杂剧作品，通过描述李千金大胆地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 ，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通过对裴李爱情故事的曲折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青年追求理想爱情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白居易和白朴都是封建文人， 虽然他们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但受时代的限制，思想上的限制是难免的。《井底引银瓶》的小序“止淫奔”就表现出作者维护封建礼教的意图。白居易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也吸取释、道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了白居易终生所遵循的信条。[2]白朴也受到封建门第观、 读书求官意识影响。最后的“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荷着万万岁当今圣明主！ ”表现出白朴的忠君思想。剧作中设定，裴李二人早有婚约，“原有婚议”，削弱了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意义。剧中一再强调李千金出身于官宦人家，也反映出作者的门第观念。这些可说是白朴消极思想的间接反映， 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两人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处。
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井底引银瓶》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和说教色彩，他主观上同情妇女的遭遇，但是又维护封建礼教。他认为要避免这种不幸，就要“止淫奔”，他在主观意向上还是维护封建礼教。小序“止淫奔”就是全书的主旨，特别是那句“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3]。而《墙头马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倾向。白朴反用白居易原诗的主旨，支持李千金为爱私奔的行为，充分的肯定了男女追求理想爱情婚姻的合理性。“只要姻缘天配合，何必区区结彩楼”，这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正面挑战，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的反抗。白朴的思想，是对《井底引银瓶》中思想的发展提升，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識。
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唐朝国力衰退的时期。唐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兼收并蓄。各种思想和学派同流，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并存。到中唐时期，重整儒家思想成为文人们的使命，白居易作为其中一员自然不例外。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当时的文学潮流也是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白居易认为人的行为应该以经典为标准，并且批判了当时很多背离经典的行为。他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不能离开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起草的制诏，目的是为了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来维持封建秩序。《井底引银瓶》就体现出这种维护封建礼教的思想倾向，也就带有浓厚的劝诫说教意味。它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的认可，是对“始乱终弃”的婚姻风尚的认同，这些都是重整儒风和维护封建礼教的表现。
元代与中唐相比，社会有了巨大变化。市民阶层壮大，勾栏瓦肆兴起，元杂剧被文人所亲睐。由于元杂剧要适应市民阶层的爱好，所以显现出俗化倾向。元朝是外族统治，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汉族文人实行高压政策，汉族文人的地位低下，仕途无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文人们借用杂剧的形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当时的文化政策宽松，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白朴幼年时蒙古军入侵，国破家亡的经历，使他痛恨统治阶级。他一生不屑于为官，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遍游山水，见多识广，他对人间的冷暖百态，都有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他能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他的《墙头马上》一改“男尊女卑”的传统，女主人公李千金大胆泼辣，敢于反抗，占据着主导地位。男主人公裴少俊没有主见，对封建礼教妥协，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角色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反叛意识的体现。在作品中，白朴谴责裴少俊的软弱、负心，批评裴尚书的势力、狠毒，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和封建势力对爱情的破坏，热情的歌颂了李千金为爱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敢和叛逆。这是对传统婚姻理念和礼教纲常的大胆挑战。
《墙头马上》通过男女主人公波折的爱情经历，塑造了李千金这样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鲜明的叛逆者的形象，相对于《井底引银瓶》中男女主人公角色的设定来说《墙头马上》中的角色设定，更凸显出女性所占的主动性。而这种变化，正是唐元两代文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反映[4]。不同的作品，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代表着作者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从《井底引银瓶》到《墙头马上》，作者从封建卫道、说教到向封建礼教做出大胆反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随时代的变化，时代精神也在改变，我们能看到文人们在思想上的进步和抗争。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47.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514.
[3]霍松林. 白居易译析[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37.
[4]高益荣. 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5.
关键词：白朴；白居易；《墙头马上》；《井底引银瓶》；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03-01
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改编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作《井底引银瓶》，发展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但是两部作品存在着较大差异，都有各自的时代烙印。白朴将白居易的诗创作成一部生动的杂剧作品，在继承诗歌基本的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又有了长足发展。《墙头马上》塑造了性格鲜明的男女主人物形象，表现了一种反抗礼教的思想倾向，体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问题特点，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井底引银瓶》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一首爱情悲剧诗，是一首遭封建礼教欺压迫害的女子的怨歌。由于这对青年男女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1]。原诗序：“止淫奔也。”诗的最后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是为了劝诫少女们不要未经父母允许便与情人私奔，最后使自己落得有家不可归的下场。带有一定的说教劝诫意义，是维护封建礼教的表现。《墙头马上》是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杂剧作品，通过描述李千金大胆地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 ，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通过对裴李爱情故事的曲折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青年追求理想爱情与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
白居易和白朴都是封建文人， 虽然他们的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但受时代的限制，思想上的限制是难免的。《井底引银瓶》的小序“止淫奔”就表现出作者维护封建礼教的意图。白居易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也吸取释、道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了白居易终生所遵循的信条。[2]白朴也受到封建门第观、 读书求官意识影响。最后的“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荷着万万岁当今圣明主！ ”表现出白朴的忠君思想。剧作中设定，裴李二人早有婚约，“原有婚议”，削弱了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意义。剧中一再强调李千金出身于官宦人家，也反映出作者的门第观念。这些可说是白朴消极思想的间接反映， 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两人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处。
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井底引银瓶》具有浓厚的封建卫道和说教色彩，他主观上同情妇女的遭遇，但是又维护封建礼教。他认为要避免这种不幸，就要“止淫奔”，他在主观意向上还是维护封建礼教。小序“止淫奔”就是全书的主旨，特别是那句“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3]。而《墙头马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倾向。白朴反用白居易原诗的主旨，支持李千金为爱私奔的行为，充分的肯定了男女追求理想爱情婚姻的合理性。“只要姻缘天配合，何必区区结彩楼”，这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正面挑战，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的反抗。白朴的思想，是对《井底引银瓶》中思想的发展提升，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識。
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唐朝国力衰退的时期。唐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兼收并蓄。各种思想和学派同流，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并存。到中唐时期，重整儒家思想成为文人们的使命，白居易作为其中一员自然不例外。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当时的文学潮流也是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白居易认为人的行为应该以经典为标准，并且批判了当时很多背离经典的行为。他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不能离开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起草的制诏，目的是为了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来维持封建秩序。《井底引银瓶》就体现出这种维护封建礼教的思想倾向，也就带有浓厚的劝诫说教意味。它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的认可，是对“始乱终弃”的婚姻风尚的认同，这些都是重整儒风和维护封建礼教的表现。
元代与中唐相比，社会有了巨大变化。市民阶层壮大，勾栏瓦肆兴起，元杂剧被文人所亲睐。由于元杂剧要适应市民阶层的爱好，所以显现出俗化倾向。元朝是外族统治，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汉族文人实行高压政策，汉族文人的地位低下，仕途无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促使文人们借用杂剧的形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当时的文化政策宽松，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白朴幼年时蒙古军入侵，国破家亡的经历，使他痛恨统治阶级。他一生不屑于为官，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遍游山水，见多识广，他对人间的冷暖百态，都有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他能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他的《墙头马上》一改“男尊女卑”的传统，女主人公李千金大胆泼辣，敢于反抗，占据着主导地位。男主人公裴少俊没有主见，对封建礼教妥协，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角色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反叛意识的体现。在作品中，白朴谴责裴少俊的软弱、负心，批评裴尚书的势力、狠毒，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和封建势力对爱情的破坏，热情的歌颂了李千金为爱打破封建礼教的勇敢和叛逆。这是对传统婚姻理念和礼教纲常的大胆挑战。
《墙头马上》通过男女主人公波折的爱情经历，塑造了李千金这样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鲜明的叛逆者的形象，相对于《井底引银瓶》中男女主人公角色的设定来说《墙头马上》中的角色设定，更凸显出女性所占的主动性。而这种变化，正是唐元两代文人社会地位变化的反映[4]。不同的作品，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代表着作者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从《井底引银瓶》到《墙头马上》，作者从封建卫道、说教到向封建礼教做出大胆反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也能看到随时代的变化，时代精神也在改变，我们能看到文人们在思想上的进步和抗争。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47.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514.
[3]霍松林. 白居易译析[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37.
[4]高益荣. 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