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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信号表明，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央高层开始秉持一种新的思路和态度。
200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时表示，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记者前来采访北京奥运会，愿意千方百计地为奥运采访提供充分的服务。他还说，哪个国家都有负面，中国这么大，负面的难以避免。我们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大家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流进行充分估计、综合评价。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并将之作为“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的印象中，国家最高领导人强调尊重新闻规律，这是此前鲜见的。讲话中，胡锦涛还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不再使用外交辞令
汶川大地震改变了过去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模式，在报道的深度、广度以及时效性上，都有空前突破。
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地震，7分钟后，北京地区出现震感；17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28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张地震图片，时效性领先全球媒体。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15时的整点新闻中以头条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就此开始了《突发事件·关注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报道。
随后，众多媒体也纷纷投入到报道中来，关注范围从救援工作的进展到灾民安置，再到志愿者工作、后方募捐，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
与此同时，境外媒体也陆续进入灾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境外媒体进入灾区前，其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内媒体的报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单波曾做过一个统计：地震发生之初，《今日美国》在头版刊发了题为《强震袭击中国》的新闻，在这条2609字的新闻中，引述中国官方消息源的内容就达1678字，这在新闻写作中是“罕见”的。单波认为，国外媒体之所以大量引述国内报道，是因为看到了我国的信息公开，“中方能够真诚地面对这个事件，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让国外媒体感到亲近”。
“公开”撬动国际舆论转向
事实上，信息开放的基调在地震刚发生后不久就已定下。
5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灾区，此时距离地震发生仅两个小时多一点。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面对海外记者表示：“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此时，大部分国内外媒体和救援队都已抵达灾区，并开始了报道和救援工作，但温总理的发言还是明确了政府的态度：“这次救灾采取开放的方针!”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赞誉。英国《金融时报》称赞中国的这场蜕变，认为一个“自信而敢于负责的大国形象”正在形成。英国《泰晤士报》用“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描述记者在四川的所见所感。
外媒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救援行动中的表现大都给予了直接的积极评价。路透社网站5月16日的专栏文章说，在灾难发生后，西方媒体一片赞扬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申卡尔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中国领导人马上到了现场，卷起袖子救灾。”
这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后国际舆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公开”是撬动国际舆论转向的关键之举。
在6月20日的讲话中，胡锦涛对此总结说，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占据舆论制高点
“6·28”瓮安事件的处理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汶川大地震的经验。
7月1日19时40分，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瓮安“6·28”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事件真相。
与一开始简单定性为黑恶势力挑战党和政府不同，不久后，外界看到了贵州高层对此事的反省。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了“6·28”事件的教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石宗源说。
随后，瓮安县委书记和县长、政法委书记以及县公安局局长均被免职。
事实上，瓮安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现场的视频、照片就出现在互联网上，随即大量小道消息、谣言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为事态的变化推波助澜，而这很可能促动了其后官方主动发布信息。
“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习惯于遇到事情就‘捂’，生怕丢了乌纱帽。”一位专家说。
然而在信息时代，“捂”已经一次次被证明弊大于利，公开反而能使政府获得主动。石宗源在事件之后的反省获得舆论的广泛好评，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在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以主流信息占据舆论制高点，把握主动权，显然已成为高层的共识，并推动一些地方官员转变行为方式。
喻国明认为，政府如果频繁承认错误，的确会带来威信的下降，但如果一味封堵，最终则可能导致更大破坏性的爆发，“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伤及执政根本就不会出问题”。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0期，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200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时表示，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各国记者前来采访北京奥运会，愿意千方百计地为奥运采访提供充分的服务。他还说，哪个国家都有负面，中国这么大，负面的难以避免。我们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大家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流进行充分估计、综合评价。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并将之作为“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的印象中，国家最高领导人强调尊重新闻规律，这是此前鲜见的。讲话中，胡锦涛还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
不再使用外交辞令
汶川大地震改变了过去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模式，在报道的深度、广度以及时效性上，都有空前突破。
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地震，7分钟后，北京地区出现震感；17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28分钟后，新华社发出第一张地震图片，时效性领先全球媒体。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15时的整点新闻中以头条形式播出了地震的消息，就此开始了《突发事件·关注汶川地震》的现场直播报道。
随后，众多媒体也纷纷投入到报道中来，关注范围从救援工作的进展到灾民安置，再到志愿者工作、后方募捐，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
与此同时，境外媒体也陆续进入灾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境外媒体进入灾区前，其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内媒体的报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单波曾做过一个统计：地震发生之初，《今日美国》在头版刊发了题为《强震袭击中国》的新闻，在这条2609字的新闻中，引述中国官方消息源的内容就达1678字，这在新闻写作中是“罕见”的。单波认为，国外媒体之所以大量引述国内报道，是因为看到了我国的信息公开，“中方能够真诚地面对这个事件，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让国外媒体感到亲近”。
“公开”撬动国际舆论转向
事实上，信息开放的基调在地震刚发生后不久就已定下。
5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灾区，此时距离地震发生仅两个小时多一点。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面对海外记者表示：“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此时，大部分国内外媒体和救援队都已抵达灾区，并开始了报道和救援工作，但温总理的发言还是明确了政府的态度：“这次救灾采取开放的方针!”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赞誉。英国《金融时报》称赞中国的这场蜕变，认为一个“自信而敢于负责的大国形象”正在形成。英国《泰晤士报》用“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描述记者在四川的所见所感。
外媒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救援行动中的表现大都给予了直接的积极评价。路透社网站5月16日的专栏文章说，在灾难发生后，西方媒体一片赞扬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申卡尔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中国领导人马上到了现场，卷起袖子救灾。”
这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后国际舆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公开”是撬动国际舆论转向的关键之举。
在6月20日的讲话中，胡锦涛对此总结说，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占据舆论制高点
“6·28”瓮安事件的处理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汶川大地震的经验。
7月1日19时40分，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瓮安“6·28”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事件真相。
与一开始简单定性为黑恶势力挑战党和政府不同，不久后，外界看到了贵州高层对此事的反省。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了“6·28”事件的教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石宗源说。
随后，瓮安县委书记和县长、政法委书记以及县公安局局长均被免职。
事实上，瓮安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现场的视频、照片就出现在互联网上，随即大量小道消息、谣言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为事态的变化推波助澜，而这很可能促动了其后官方主动发布信息。
“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习惯于遇到事情就‘捂’，生怕丢了乌纱帽。”一位专家说。
然而在信息时代，“捂”已经一次次被证明弊大于利，公开反而能使政府获得主动。石宗源在事件之后的反省获得舆论的广泛好评，就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在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以主流信息占据舆论制高点，把握主动权，显然已成为高层的共识，并推动一些地方官员转变行为方式。
喻国明认为，政府如果频繁承认错误，的确会带来威信的下降，但如果一味封堵，最终则可能导致更大破坏性的爆发，“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伤及执政根本就不会出问题”。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0期，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