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舅舅是位老华侨，其实和我并非直系亲戚。我1993年到大阪工作，知道舅妈有个远房表哥住在附近，就去拜访他，硬管他叫上了舅舅。
　　舅舅一开始对我很冷淡，听说是因为他和国内的亲戚有些误会。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受母亲之命回老家，给亲戚们很多钱，但亲戚们写信给他母亲时却绝口不提此事。老母亲觉得他没把事情做好，他因此非常生气，认为老家人狡猾。现在想想，当时给外国的信都有可能受到审查，家乡人也许不敢写吧。
　　舅舅待人谦和低调，因为做了多年珠宝生意，凡事都精确认真，很有绅士派头。在他面前，我也收起贪嘴瘾，爱吹牛，爱褒贬评论，爱替别人出主意的“坏毛病”——其实这些“坏毛病”，我一向都引以为豪，认为是个人魅力呢。凭着不多说闲话，加上会做他爱吃的家乡菜，我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
　　我认识他时，他已退休，主要工作就是玩。他最大的兴趣是做木工，家里地下室就是个木工作坊。舅舅不但做家具，还从零开始，花了3年时间，自己在山里搭了个度假屋。
　　他玩得很认真，也结交了很多会玩的朋友。有一位渡边先生，为了打野猪，能走遍大山甚至蹲守整夜。他传授给舅舅摘野菜的地图和时间表。每年时间一到，舅舅就会带我去那些隐秘的山谷和河溪，摘下最鲜嫩的野菜。还有一位喜欢独自驾船出海，一高兴就过十几天野外生活的“野人”先生。他到舅舅的山中小屋做客时，总是自备睡袋打地铺。这位老先生还有个“毛病”，一来就涂油漆，通烟囱，除白蚁。没事干，他是不来的。这些老人，年轻时都是拼命工作的精英，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老了也不愿意闲着，即使一身病痛，也要忙忙碌碌。
　　舅舅这样一位快乐祥和的老绅士，一天却突然找我，气愤地说他的合伙人盗用了他的钱，要跟人打官司，着实吓我一跳。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他1985年回中国旅游，走“丝绸之路”，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导游大姐。大姐很豪爽，他们相谈甚欢，在他回日本后还有联系。大姐想创业，经常找他商量，他都没兴趣。后来大姐说，想在草原办个农场。这个想法让他心动了，就投资了70万元人民币。大姐也是个勤劳肯干的人，动员全家都去垦荒、打井、养牛、牧马，经营得有模有样。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大姐家农场附近也有个农场，走失了些牲口，其中的几头牛被大姐收了。人家农场主来讨时，大姐不肯归还，理由是：“我还丢了不少牛呢，我找谁要去！”结果，她被那家农场主打成重伤。大姐身体垮了，精神也颓了，又赶上当年大旱歉收，就把农场卖了，一走了之，从此失去了联系。舅舅的投资虽然全黄了，但一直挺担心她。
　　最近，大姐突然又联系到他，说要来日本看他。刚见面时很高兴，两人都流了泪。大姐说她卖了农场后，拿着钱做过几次失败的买卖，最近终于有了起色，安定下来；说她儿子也成了家，和她一起做生意；说等到将来生意好了，就把当初的70万元还给他。然后她掏出1万元，请舅舅有机会去看他们。
　　舅舅越听越不是滋味，冷冷地问：“那70万元，你打算怎么还啊？”大姐笑嘻嘻地说：“我们的生意还可以，就是我儿子房子还没买，等他买了房，就可以开始还你钱了。”舅舅勃然大怒：“这是什么鬼话！十几年前，你人间蒸发，现在说这些哄小孩子吗！还有这1万元，算什么！”他大发脾气，大姐莫名其妙，最后哭了起来，委屈地走了。
　　舅舅余怒未消，要我帮他打官司。我抓耳挠腮半天，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文化差异的误会：大姐已经消失多年，如果她想贪了这笔钱，何必主动找舅舅。她应该不是想赖账。至于那1万元，大概是多年没联系的歉意，或者再见的见面礼。
　　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错误及将来怎么做有个交代。这位大姐对“卷款潜逃”略过不提，对今天主动现身却颇为自得。她可能还觉得自己做得很漂亮，没想到却把思维方式已经完全日本化的舅舅气得七窍生烟。
　　我憋不住想要偷笑，却无意中看见舅舅眼角渗出了泪花。才明白这件事对舅舅而言，一点都不好笑。他气愤怀疑多日，真的很难过，现在有人能说服他，这只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他并不是被人涮了的倒霉蛋。这让他终于放松下来，流下欣慰的眼泪。打官司的话，也不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