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论证了电子媒介的出现如何改变社会场景，社会场景的改变又如何影响人的角色进而影响其行为。本文通过对“媒介情境论”的梳理进而分析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产生的新传播方式所形成的新的传播场景，探究在新场景下媒介地理中的 “手机人”在媒介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身份焦虑。试图探讨新环境下“媒介情境论”的全新运用与可能的改进。
　　关键词：媒介情境论；智能手机；手机人；身份焦虑
　　一、媒介情境论
　　1.媒介情境论简介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提出了“媒介情境”理论，旨在说明电子媒介对受众的影响。针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做出了批判式继承，他指出麦克卢汉明确了媒介会对社会造成影响，但没有说明电子媒介如何引起广泛社会变化。同时认为戈夫曼仅分析了人际交流中不同的“场所”、“话语”影响表达情感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揭示出“场所”对交流情境如此重要的真正原因。
　　据此，他将媒介情境定义拓展为“信息系统”：“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 形成了“新媒介——新场景——新角色——新行为”的新传播模式。
　　2.智能手机时代的媒介情境论
　　梅罗维茨的理论主要聚焦在电视对社会行为造成的影响。进入21世纪，大批新媒体方兴未艾，2010年“智能手机年”的到来标志着智能手机成为了终端市场冲锋陷阵的斗士。新媒体的广泛使用重构了媒介情境，大量的想象共同体使得受众角色和行为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智能手机用户呈现出“手机人”特有的身份焦虑，在身份识别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徘徊和迷茫。
　　二、媒介地理与“手机人”的崛起
　　1.新媒介营造传播新场景
　　传统上我们将社群等同于圈定的地理边界和生活处所，但现代电子媒介已经突破了地缘为纽带的首属群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群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共同价值和目标变得多样化。随身携带的电子讯号突破了传统意义的边界，打破了面对面交流的必要。只要随身携带一部智能手机，在任何能搜到信号的时空都可以加入某个社群，我们的生活世界逐渐形成了一种“网络地理”。突破地理限制的社群使“个人对任何超出他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的人群的认同，都依赖于想象的跨越。” 这种想象共同体不仅有效提供了凝聚力，也提供了某种围绕着它人们可以建立起来他们自己和别人身份的东西。此时，世界不是一个作为实体而存在的事实世界，而只是我们所感知的存在。
　　从口语的面对面交流，到文字基于地理的有限空间传播，到广电时期地球村的出现，不论场景如何更新，传播是人们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网络延伸了我们的感知，智能手机更是将这种延伸在时空上最大化。与面对面交往融合的情形不同，电子媒介的混合场景持续时间长，且不可避免，所以其对社会行为有更大的影响。 论坛、微博和微信等典型的新兴交往场景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下影响更为深刻，它们在信息传播范围的可控性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如果说微博是一个完全公开化的社交圈，那么微信所开创的“既公开又封闭”的信息发布方式则让用户对其所处共同体的边界设置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用户可以在这些新的交往场景中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ID假面进行交流，是“不同情境的分离”，使“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了可能。
　　2.“手机人”的崛起
　　最初的手机是口耳的延伸，随着手机的智能化，人的视听说甚至是情感上的感知功能得到延伸，智能手机用户成为了特殊“进化”后的超人。
　　他们是生活于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随身携带甚至痴迷于智能手机的人群。他们热衷于同时身处多个传播场景，具备随时随地收发各类电子信息的便利，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主体，我们将这类人称为“手机人”。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机对使用者的限制越来越少，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高速网络的覆盖，都为用户进入传播场景提供了可能，手机人群体必将越发壮大，在新的交流场景中扮演更新的角色。然而，在新环境下原本恰当的行为可能不再合适，进而出现身份焦虑等问题。
　　三、“手机人”的媒介身份焦虑
　　1.媒介身份焦虑
　　在中国，“身份”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身份制作为意识形态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部分。而在西方，“identity”一方面指“身份、本体、本身”，强调作为实体的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包含“同质性、一致性”的认知，是认知主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所形成的情感及归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类别“群体或组织的过程”。可见，媒介身份焦虑是在使用多种媒介过程中，由于身份建构陷入困境或是伴随认同危机而产生的有指向性的焦虑。
　　2.“媒介情境论”语境下焦虑的具体表现
　　智能手机真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对所有人进行传播的理想状态，结合多个想象共同体，诞生了一群“身兼数职”的“手机人”。个体身份认同的多来源、多角色、多重性使他们在身份建构上出现了相互重叠、彼此抵牾与冲突的现象，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识别与建构变得模糊不清进而产生焦虑。
　　（1）多个舞台，多重身份——忙于应付多重身份理想化表演
　　戈夫曼指出，在人生这场戏中任何人的行为可以被分为“后区”和“前区”，每个成员都渴望在舞台上的表演能够塑造一个深受好评的形象。介于有选择朋友以及设置信息公开权限等技术性支持，智能手机时代的新场景可以相互融通也可以相互独立，活跃于多个舞台的手机人在各个不同的圈子里精心塑造着不同的理想化形象。如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所言，对于同一个旅行，在不同的圈子里呈现不一样的自己：或是灯红酒绿，或是阳光海滩。
　　虽然场景主义者认同不同舞台上的角色多样性。但智能手机便携、多功能的特点，加上网络想象共同体的媒介地理性質，使人们同时身处多个场景、扮演多个角色的可操作性大大加强。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角色，或者是哪几种角色的集合，分不清哪些人是哪一场戏的观众，多重身份理想化表演使他们疲于应付。
　　（2）观众重合，后台暴露——前后台移动过程中，出现尴尬场景
　　“完全不同的行为需要性质完全不同的场景。” 完全不同的场景决定完全不同的身份。通常来说“个人常常具有交叉的群体身份” ，但有时会出现后台区面积压缩，使得后台隐私部分被暴露在前台区的观众面前的尴尬现象。若某天甲乙两人在作为后台区的B场景聊起了甲的窘事，当然甲在A场景中经过修饰塑造了一个令人觉得可爱的形象。结果，乙出现在A场景说出了实情，尴尬自是不可避免。
　　诚然，智能手机的不断人性化使社会群体身份有了新的排列，比如微信朋友圈中相互不是好友无法看到对方在自己共同好友状态下的评论，这避免了不同场景重合带来的身份定位困难。但当媒介地理出现变化时，这样的尴尬依旧不可避免。智能手机的普及使这种身份的交叉成为常态，沉迷于想象共同体的手机人遇此尴尬场面的机会则更多。
　　（3）忽略常规，痴迷特殊身份——想象共同的冲击下出现认同危机
　　如果我们同意把整个人生看成一台戏，那么，基于智能手机建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只是其中的几个场景。在这几个特殊场景中，由于其联结点是基于想象的非物质性共享事物，一方面，这种认同会加快加深其融合的速度与程度，精神文化上的认同更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尊重的感觉以及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另一方面，手机人能够在这些特有的舞台上扮演非常规角色，满足了他们在常规舞台上被压抑的心理。因此部分手机人沉溺于想象共同体，社交能力退化或是患上“社交恐惧症”。他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更好地进行面对面交流。
　　同时，想象共同体间交流可能出现的信任危机让人际交往中对交往对象的真实性产生不确定，少了直面冲击力的间接交往使交流变得肤浅化，客观上阻碍了人际关系的深度发展。
　　通过媒介情境理论可见，智能手机时代为我们创造着多个全新的传播场景，受此影响而崛起的“手机人”一方面乐于成为媒介化社会电子网络节点和信息传播的主体，另一方面却在多个传播场景中无法很好的建构自己的身份并找到合适的位置，显得无所适从。可以看到，面对技术的不断革新，既不能痴迷于技术，也不能迷信于理论，应结合实际正确引导智能手机用户合理进行媒介社交，适时回归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不要沉迷于想象共同个体，忽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