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宽恕众生，不解救众生，是苦了你自己。
　　文人大都爱书如命，虽云“书非借不能读也”，却都不大愿意将自己的珍藏轻易外借。沈从文却不同，他愿意与更多人分享自己的藏书。尽管如此，借出去的书当然也是希望按时归还的，沈先生在每本书前都写上“此书可借，使用后盼能见还，望莫冻结在私人手中，便于供大家使用。”
　　姚雪垠为创作《李自成》，通过好友徐盈向沈从文借了“东北博影印”旧图《满洲实录》四大册还有其他一些资料。沈从文给姚雪垠写信，信的内容是向姚索书。“出版社上次退还的《满洲实录》一函，内中缺少一册，盼能为问下落。”为了收回此书甚至提出，“弟出一点钱，给出版社保管这份材料的人，作为找回报酬。”又再次强调，“主要还是便于以后别的朋友借用，因弟的所有图书，多从大家便利着想，从来不作个人私有物。”索要自己的书，竟然还如此客气，甚至愿意出钱作为回报，这是何等宽厚的胸怀啊！
　　沈先生的宽厚可不仅表现在借书这件事上。年轻时沈从文在一个机关当收税员，在这里认识了一个“白脸长身”的男孩，男孩同沈从文十分要好。半年后的一天，这个样子诚实的男孩很和气地邀沈从文到他家中去看他的姐姐。沈从文爱写诗，女孩子爱读诗，这个“白脸女孩子”跟沈从文聊得很投机。一来二去，两人谈起了恋爱。沈从文家卖老屋所得的余款全部都放在他身上保管。有一天，那“白脸女孩子”突然向沈从文借钱，说有急用，第二天肯定还。沈从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对方果然很守信，第二天即刻还钱。就这样，三天两头借，隔三岔五还。结果，借来借去，对方总共欠有一千块钱一直没还。不久，对方就隐遁了。沈从文也觉得自己无脸在沅州待下去，也离开了。
　　晚年，有作者给沈从文作传。他从沈从文口中获知当年那“白脸女孩子”的真实姓名后，就把这件事的始末连同“白脸女孩子”的名字一起写入《沈从文传》中。沈从文知道这事后，连忙打电话给那位作者，要他别提那个“白脸女孩子”的名字。作者以为沈从文至今还没忘却“白脸女孩子”对他的伤害，非常痛恨她，甚至连她名字都不愿意提起，就听从沈从文的意见，把她的真名删了。后来，作者再见到沈从文时，沈从文解释道：“我这个人一生受过不少伤害，最知道被人伤害的滋味有多难受。我听说那位老太太（即当年的白脸女孩）还健在，不要因此给人造成损害。做人还是宽厚一点儿好！”
　　画家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他有一次接到表叔的信，信中写道：“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了……”这封看似浪漫平和的信正写于十年“文革”中，彼时的沈先生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那个地方虽然叫双溪也确实有万顷荷花，但老人家心中的凄苦应该是可想而知的，能如此宽厚对待又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有一天开批斗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刷上糨糊粘在他的后背上，批斗会开完了，他撕下那张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应该好好练一练的。”黄永玉先生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记载：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写小说，沈从文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地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文革”后，沈从文被人们重新拾起并得到重视，对此，沈从文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他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要知道，沈从文是何其大名鼎鼎的文人，而晚年所被迫从事的多少事是与自己的专业、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毫无关系的，可他的态度，始终无怨无悔，宽厚已极。
　　沈从文终生追求平等宽容的人性、慈悲忍让的人格，在创作上借改写佛经故事来重新安排人生，将一个野蛮边地度为人间桃源，发出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绝唱。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