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原因，西宁周边的人们把杨树叫作“柳树”，而把柳树叫作“尖杨柳”。柳树的叶子确实窄而尖，不像杨树的叶子宽大而肥厚，小时候，我想这就是尖杨柳得名的由来，其实杨树和柳树是河湟地区常见的两种不同乔木。老家庄廓打在一个山凹里，受地形的限制，南墙后留有一块狭窄的三角形洼地，家里人把它叫作“后道道”，后道道的南侧挖有一孔洋芋窖，西侧长有一棵粗壮的杨树。树前不宽展的一坨地上，解冻后就种点黄芽菜，一到冬天，就堆起供牛马吃的草垛，我们把它叫作“柴摞”。柴摞里总是有些没有拾掇尽的粮食，所以一冬天里，这里是麻雀的天下，只要有人走近，“呼”的一声，杨树上顿时落满了麻雀，所以树下常会有捡拾“雀儿屎”的娃娃，在那个年代里，他们的妈妈是靠“雀儿屎”来美容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爷爷不幸得了鼓涨病，家里忙着请“法拉”、寻“白方”，终不见好转，后来只得坐马车进城去看病。进城看病，这简直是庄子里破天荒的事儿。经“先生”（指大夫）诊断，才知道腹膜炎已非常严重，肚子里满是腹水。听说“盘尼西林”是特效药，但那时这种药是特供药，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寻这价格昂贵的救命药呢？还没有活到“花甲”之年的爷爷是年前腊月底去世的，入土为安，贫寒人家也得有个棺材啊！中滩的地边上虽然也栽有几棵杨树，但那些只是刚收了头（树冠）的小树，仓促之中家人想到了后道道里的那棵杨树。
　　多少年来，后道道杨树那高高的树冠上常常有喜鹊翘着尾巴，一晃一晃地在“嘎嘎嘎”地叫，一听到它的叫声，大人们的心情就会很愉快，认为喜鹊的叫声是在“报喜”，想也想不到的好事就会临门。一夏天里，它那高出院墙的浓荫常撒下半院清凉；一到秋天，上面挂满了金色的树叶，在明净的天空里摇曳。而现在，却在寒冷的冬日里，随着大锯有节奏地来回移动，白黄色的锯末不断从锯口吐出，终于在“卡嚓嚓”声中轰然倒地，然后被解成几块大板，做成了散发着湿气的棺材，在黎明前的一片黑幕中，伴随着亲人们的哭声，被埋进了山后的祖坟，从此，家里少了手指粗大、不爱说话的爷爷，后道道里也没有了那能引来喜鹊的杨树，只有脸盆大的树根刺眼地留在那里。
　　第二年草木发青的时候，留有锯痕的树根上居然发出了几枝发红而粗壮的嫩芽，很快就长到一尺多高，绽出几片肥大而厚实的叶子，几年后，其中出类拔萃的两棵很快超过了庄廓墙，主干渐渐也有碗口粗了。随着小树的长大，家里的娃娃们也长大了，大人筹划着想盖两间房子，以解决住宿问题，但是盖两间房哪有那么容易。那时候，祖辈耕种的田地和地边长的树都成了生产队的共有财产，由于木料紧缺，许多人家的房子都是简陋的“土担梁”，甚至房顶的榻子都是用大油菜杆铺的。在那什么都紧缺的日子里，自然又想到了后道道里的那两棵金贵的“椽树子”——人们把可做椽子的树叫作“椽树子”。同样，人们把已长成半大的猪叫作“克娄”，克娄已度过易夭折的幼年期，生命力旺盛，长膘快，很快就可出栏了，如果这时宰杀它，功亏一篑，实在是很可惜的。已长成可做椽子的树就像“克娄”一样，只要再过几年，就会长成栋梁之才，这时如果砍伐它，就等于前功尽弃。家人为此也纠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硬一硬心砍倒了它。
　　砍去树梢、剥了皮的两棵小树作为椽子，刚摆到了房梁上，队长就突然找上门来，说只要是庄廓墙外的，都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你们没有请示，就胆敢破坏公共财产，本应该戴个“坏分子”的帽子，看在乡里乡亲的面上，给你罚点款还是轻的。家里人一脸茫然，自家庄廓墙根根的树苗苗，而且是爺爷辈他们留下的东西，咋一下又成了生产队的公共财产？
　　后道道的第一茬杨树作为爷爷的寿材，早已埋进了祖坟；第二茬杨树被罚了款，才架到了屋梁上。谁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第三茬杨树又长起来了，而且这回却是三棵。
　　“世态便如反复雨”，随着三棵小树的成长，不要说庄廓边上的几株小苗苗，就是远离庄廓的田地，也包产到户了，种什么，怎么种，全由庄稼人自己说了算。人们去海西挖金子，去省城搞副业，几年后，神气十足的人们纷纷从北山市场买来东北松木，从砖厂买来红砖红瓦，老几辈子住过的杨木房就这样被淘汰了。老家的房子也要脱胎换骨了，爬满苔藓的大墙也被推倒了。由于重建面积的扩大，无可奈何地危及到那棵陪我长大的杨树根。尽管树梢上翠绿翠绿的树叶还在沙沙作响，呈现着旺盛的生命绿色，但还是在人们的吆喝声中被掀翻在地，树根上还带着后道道黑油油的泥土……
　　随着新农村改造，“后道道”消失了，也渐渐被人淡忘了，淡忘的还有那曾带给我们童年欢乐、也带给我们不少忧伤的杨树，连同淡忘的还有那红漆涂抹的棺材、队长登门罚款等“后道道”里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