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聂华苓先生，但我的许多朋友常会提到她和她先生安格尔，提到他们共同主持的“爱荷华写作班”。最早去写作班的是余光中，当时他才30岁，安格尔是他的班主任。那时，聂华苓还不认识安格尔。在那里，余光中拿到硕士学位。回到台湾后，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请余光中去东海大学教“现代诗”，也请聂华苓去教“现代小说”，课程都安排在星期五晚上，他便常常和聂华苓一起搭火车结伴去上课。那时，他就向聂华苓细细描绘了“爱荷华写作班”和安格尔。不久，安格尔到台湾来，余光中出席了欢迎宴会，他看见主人特别把聂华苓安排在安格尔旁边，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安格尔正在台湾作家中物色去爱荷华的作家人选。

长江畔，古道旁

　　有一首歌在华人中已流传百年，它起首就苍凉地道出漂泊景色：长亭外，古道边……和一切在抗日战争中长大的中国孩子一样，聂华苓也把这首歌当做自己的私房歌，掖在心窝。只不过，她对开头略有改动，唱的是：长江畔，古道旁……
　　聂华苓出生在长江边的汉口。民国时，汉口是直辖市，号称“东方芝加哥”。聂家是大家族，住在租界，有许多佣人马弁，小华苓爱在门房里听他们讲市井故事。她爷爷是晚清秀才，要孙女背唐诗写大字，自己则和朋友在房间里烧鸦片烟谈诗论文，小华苓从房门钥匙眼里偷看，见爷爷有腔有调地吟咏古诗……母亲漂亮要强，聂华苓至今记得她的样子，“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母亲20岁出阁，直到生下3个孩子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儿，30岁时丈夫死了，她被逐出聂家，独自抚养4个小孩，最大的10岁，最小的两个月。她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烽火连天，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母亲的气度与倔强为聂华苓所继承，她从小就是个不爱哭的女孩。
　　13岁时，聂华苓和家人离开汉口，任江水带去远方，从此一直在江边跋涉漂泊。她眼见的是，峡谷上蜿蜒的石梯古道，道旁杜鹃茅草交替，还有不知名的野花摇曳。从汉口逆流而上的第一关，是宜昌到三斗坪（今三峡坝区）中间的“鬼门关”，纤夫在奇形怪状的石崖上弓着腰，拉着粗大的纤绳，唱着号子匍匐前行，船在浪中左摇右晃，一度像个陀螺似地旋转。聂母把孩子搂在怀里念着佛，船终于在舵工的咒骂声中冲过旋涡险滩。15岁时，聂华苓和3个同学在兵荒马乱中到了重庆，考入了中央大学。大学期间，她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变形虫》。
　　和张爱玲相似，聂华苓自幼纠结于没落大家族的争斗和士大夫的陈腐，并缺乏父爱;与张爱玲不同的是，她一直有母亲相伴，还多了流亡学生的经历：吃的是掺了沙子和老鼠屎的“八宝饭”，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却也能精神抖擞唱《满江红》和《黄河恋》……患难而多血性多歌声的历练，还有长江上满是中国气节中国故事的壮阔山水，不觉中已成了她的底气，帮她洗去了深院内的阴沉和衰朽。聂华苓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和《桑青与桃红》是多年后对水上漂流的凝视和回味。她说：“武汉、宜昌、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逆江而上又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1/4世纪的战乱。”她的文笔也像水一般流畅，有水一般的洁净透明，更有水一般柔弱胜刚强的力量。在这芳草碧连天、生命蓬勃的青涩岁月，聂华苓获取了生命动力，“苦也好，乐也好，都不能停，非往前走”。

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

　　“这绿岛像一只船，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这是首甜美情歌，聂华苓听到却悲伤，因为这绿岛又叫火烧岛，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是囚禁陳映真和柏杨的地方，这首歌总让她回忆起在《自由中国》杂志社工作的岁月。
　　《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刚到台湾的聂华苓就被聘为文艺版编辑，不久又进入编委会。当编辑的11年中，她精心培育纯文学，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新诗，都由她最先发表的。她自己也因为旁听编委会上的辩论培养了理性和逻辑思维，但最重要的是，她在雷震、殷海光等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嶙峋风骨。
　　如果以鸟为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一类作为标本，装饰博物馆;一类作为宠物，发出悦耳的声音;一类成为自由的飞鸟，当咳嗽成为流行语时，坚持发出醒耳的高音。《自由中国》同仁坚持直言，种种迫害诬陷先后到来，杂志被封，负责人被捕。
　　聂华苓永远忘不了1960年9月的一天。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9岁的女儿正在床上弹小钢琴，一大群便衣拍开大门，进入旁边的房间，把一位同事带走了，接着走到她面前盘问。她害怕孩子受惊吓，强作镇定地叫孩子继续弹琴。便衣走了，她坐了整整一下午，等着便衣来抓。

　　记忆里，台湾的黑色浓郁：黑幕、黑名单和难熬的漫漫黑夜……但聂华苓最终把它化解了。她引用一首诗：“当你失去一切，只有黑色，黑色是最美丽的颜色。”

　　聂华苓虽没被捕，却一直在当局的监视中。作为另类，她一直受到压制。1971年，小说《桑青与桃红》在台湾报刊上连载不久就被当局叫停。1974年，她申请入境，当局让她签下文字，保证入境后不参加政治活动，她只能悄悄地去见刚出狱不久的雷震。和她一样被变相关押的还有殷海光。这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这位把书和花视为人的起码享受的哲学教授，严谨的逻辑之后是无穷的柔情和浪漫，长期的监禁导致他50岁就与世长辞了。他曾经提倡全盘西化，但在将逝之时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希望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这种把体制与文化区分开来的眼光令聂华苓感到振聋发聩。 　　24岁到39岁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聂华苓说：“台湾从没让我快活，一个女人最好的年代在15年的压抑中牺牲了。”记忆里，台湾的黑色浓郁：黑幕、黑名单和难熬的漫漫黑夜……但聂华苓最终把它化解了。她引用一首诗：“当你失去一切，只有黑色，黑色是最美丽的颜色。”她把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

鹿园里的“国际写作计划”

　　聂华苓说，她生根在大陆 ，抽枝展叶在爱荷华。爱荷华州位于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之间，是美国的农业大州，也是美国自由主义作家的发源地，安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学者，得了文学硕士又去攻读人类学，24岁到27岁在牛津大学当研究员，回国后当了总统的文学顾问。
　　遇见安格尔时，聂华苓正处于人生低谷：丈夫无爱，分居6年;大弟、母亲先后亡故，杂志被封。可是，“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欢他的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而聂华苓在安格尔心中就更强烈了，“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

　　一见钟情的双方当时都有死亡许久却未解除的婚约，而且聂华苓自尊心极强，此时她对大力开展爱情攻势的安格尔也非常矜持。当时，安格尔在台北只安排了3天日程，他送聂华苓回家，到门口却不肯放手，让的士继续在街上无目的漫游。他极力邀请她去爱荷华，她每次的回答都是不可能，因为要照顾两个女儿。他锲而不舍，从离别那天起，她每天都接到他的信，从欧洲、日本寄来，持续了几十天。
　　1971年，他们终于结婚了。婚后在郊外搭起小屋，身边有鹿和浣熊做伴，取名叫鹿园。过往的个人恩怨渐渐消融，而侠义大度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日俱增。虽然混乱中父亲死在红军的枪口下，但她依然和安格尔一起翻译了《毛泽东诗词》，推荐给西方读者。她也是最早返回祖国大陆的海外作家，为大陆与台港海外牵线搭桥功不可没。
　　一天，二人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然建议把“写作班”改成“国际写作计划”。安格尔听了大叫：“疯狂的主意，每个作家在此至少要开销几千美元啊！”但他再一细想也不觉心动，于是他们到处写信求助，一起拜訪商界友人，终于募得首批基金300万元。自1967年，每年9月到12月，都有三四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十年来，他们累计接待了1400多位作家。大家在鹿园里喝茶饮酒谈诗论文。在这无拘无束打破地域、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中，走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是土耳其的帕慕克，一位是中国的莫言。
　　中国作家的到来是聂华苓最高兴的，从艾青、丁玲、萧乾到苏童、迟子建，从痖弦、陈映真、林怀民到张大春、钟晓阳……这些都是全球中文健笔。1976年，300位作家联名提议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由是“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文学组织的独特的建筑师”。1991年，安格尔突然撒手而去，聂华苓忍着悲痛，依旧坚持他们共同开创的事业，直到95岁高龄的今天，她依旧担任这个文学组织的顾问，她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聂华苓 1925年生于武汉，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外文系，作家，代表作品有《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等。1964年旅居美国，应聘至华盛顿《作家工作室》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因创办“国际写作计划”，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