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十五年前，在北大法律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一位老师：他总是背着一个很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各种地图。这位老师在大饭厅吃午饭，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或者蹲着，或者站着，在拥挤的环境里怡然自得，总会有学生凑过去与他说话。有时，他站在三角地书店前的宣传栏，一边看着那些墨迹淋漓的海报，一边抽烟，若有所思。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模样：戴着白色塑料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穿白衬衣，个子不高，比较瘦弱，还有些驼背。也许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样子。但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已成了教授，可只要我一站上讲台，就会想起他讲课时的音容笑貌。
这位老师，就是陆卓明先生。
念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世界经济地理”。选这门课完全是出于对内容的兴趣。当我走进课堂，发现上课的老师竟然就是我经常在大饭厅、三角地看到的那位先生。他那一大塑料袋里装的地图，都是他自己绘制的。
除了开课之外，学生会还多次邀请陆老师举办全校讲座。讲座时教室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学生，还有很多学生在讲台周围席地而坐，窗台上也坐满了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陆老师的课安排在“老二教”的一○三阶梯教室，大约可以坐二百多人。那时，“老二教”配备的麦克风时好时坏，但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就算坐在最后一排，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有一次陆老师晚上做讲座，两个多小时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喝水——因为周围都坐满了同学，他只剩下“立足之地”了。好在地图事先挂好了，陆老师不用动腿，只需动嘴。他也想走到黑板边，用手指一下地图，可没有办法做到，就只好用语言来指引。同学们的目光，随着陆老师的话音，一点点地，找到他所指的区位。
为什么陆老师的课这样受欢迎？而且是在名师如云的北大？答案只有一个：听他的课，是最高水准的艺术享受！
陆老师的名气并不大，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可是我，还有数以千计听过他讲课的北大学生，都佩服他的博学，他的语言的生动与幽默，他对各个学科都有独到的认识，他对未来的惊人预见力，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
陆老师的课“信息量”很大。他的眼界之开阔，令人叹服。我举几个例子：陆老师在解释“战略极”的概念时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五极：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他从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这五家可以称为“极”。他特别强调，由于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理的旧观念。他还强调：虽然日本地理位置与中国很近，而且整体上看，还是美国战略极在亚洲的代表，但是，日本的实力最不容小觑。
当时有同学问，日本没有核武器，为什么能作为世界意义的战略极呢？陆老师说，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有美军的基地，随时可以部署核武器，而且凭日本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我们看这个问题，不能静态地看，未来一旦有事，是否会发生突变？要处理国际问题，必须看得长远，要有战略眼光。
还有一次，陆老师讲到西非的自然灾害与人口数量的关系时，他说，西非连续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畜的大旱灾，灾荒频率在逐渐提高，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一次旱灾过后，雨水较丰的年月总是使更多的人畜拥入这个地带，人们都认为灾荒仅仅是暂时的天降不幸。可是，这样的人口流动，后果是灾荒频率更高、灾情更严重、灾区的面积更大。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观点：一、人口的增加超过土地负载能力是导致灾荒的根本原因。因为整个地带都已出现人口过多，尽管受灾各民族的生产方法与生活风习各不相同。二、灾情不仅取决于降水量，而且也取决于人口数量。三、越是采用“乐观派”的“广阔天地大与作为”论，就越是会加重灾情。
陆老师的视野很宏大，他说，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干旱区的一个个灌溉区都在经历着同一个过程，即由于人口增长而增加耕地，但新耕地不久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淹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灌溉区，这个过程的推进尤其快速。
陆老师的这些精辟见解，让我们大开眼界。在“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讲这样的观点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陆老师启发了我们，要学会对各种现象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发现规律。
又如，陆老师在课堂上还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经济地理学上有一个问题争论已久，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一是，由于近代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沿海布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分布的一种模式。各大陆经济分布的中心大都在沿海地带是这个看法的一个证据。
二是，沿海应该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内地与沿海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平衡。这是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理论的一部分。
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如果沿海布局已成为一种模式，内地的发展又怎么能够赶上沿海？
陆老师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沿海布局本身不是一种模式，而平衡布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那么我们的思路就可以从这两个枷锁中解脱出来。
陆老师还帮助我们建立起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他用挂在黑板上的世界农业带示意图，给我们讲解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的生产情况。这些农作物作为饲料，又与养殖业联系起来，养殖业又与工业化大生产联系起来，工业化大生产与大都市圈联系起来。陆老师讲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我在陆老师的课上，第一次听说了“波士华”（BOSWA）和“纽伦族”（NEWLUND）这两个概念。陆老师解释，“波士华”是美国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形成的工业带，这两个大城市之间，有“空中巴士”，每十分钟就有一班飞机对飞，随到随飞，好像公共汽车一样方便。
“纽伦族”是居住在美国纽约却在英国伦敦上班的人，或者相反。在廉价航油的时代，伦敦到纽约之间有超音速民航客机对飞，只要三四个小时，就可以从伦敦的希斯罗机场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了。
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听到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是那样震惊，我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有如此伟大的力量。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概念，但是我却从陆老师平淡的讲述中，感觉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陆老师不是专业的绘图员，但他自己绘制出各种世界经济地图，他的每一堂课，都好像在举办“地图展”。各种地图挂满黑板。
陆老师是专门从事世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教授，他把很多知识都整合到世界地理系统中，娓娓道来。
陆老师的学术贡献应该由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同行来做评价，但是我相信，他的许多观点会有长远的影响。二○○二年的《南风窗》杂志曾经有如下的报道：
按中国已故战略地理专家陆卓明教授的观点，城市带分三级：一级特大城市带有三个，即美国东北沿海波士华、日本三湾一海、西欧西北英法德西城市带；二级大城市带有三至四个，如加利福尼亚城市带，其经济总量比中法英任何一国的GDP都大；三级大城市带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
根据陆老师二十多年前的主张，“中国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应把重点放在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辽中南、济青烟、厦漳泉等小城市带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陆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大城市带”理论创始于美国。戈特曼教授一九四二年到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考察，注意到阿拉巴契山以东，一个个大城市迅速发展，并和周围一些中小城镇组成城市集团，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城市集团。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再次到原地考察，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新情况：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弗吉尼亚州，沿主要交通干线大中小城市连绵不断，城市与城市已经没有界限，仿佛已连成一体，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带。
陆老师是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利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当年在课堂上有许多宏大的构想，我们曾觉得那不过是非常遥远的梦，可今天都成了现实。中国城市带的崛起，只用了短短二十年。我相信，未来的发展，还会像陆老师所设想的那样，“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此外，陆老师的核战略思想也异常深刻。他是这样解释核竞赛的根源的：
当最早投掷的原子弹显示了它们的战略威力以后，世界上极为众多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永久和平已经到来，因为不论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单方具有原子弹的一国似乎总是可以凭借这种武器的威胁来达到“不战而胜”，尽管这种永久和平只是一国霸权控制下的不公正的和平。
这种幻觉不久就破灭了，因为：
第一，不仅美国的敌国，而且美国的盟国也大都不能长久容忍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的敌国就在“原子弹不可怕”的口号下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美国的盟国则在“补充核武器”的口号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第二，当时的核武器的威力，不论是美国的或他国赶制的，还不足以摧毁敌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与全部经济。敌国的常规兵力与核武器仍在本国土地或海洋上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可用以进行核反击。不论哪一方先动手，战争的结果都将是双方都只能实现接近于幸存的中下之策或下策。所以，双方都不敢先动手，并互相利用对方的战略弱点而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抢先达到能够一举摧毁敌国全部，迫使对方不战而降。这就是核武器的竞赛时期。
我记得，当年陆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对同学们说，不要太幼稚，不要太听信“国际主流媒体的说法”，要保持清醒：我们自己有了核武器，才不会挨打。
上了一个学期陆老师的课，之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而我自己，念完硕士，又念了博士，最后留校当了老师。
留校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陆老师。直到有一天，学校教务部要我填表，其中有一栏要我写对如何当好大学教师的建议。我想起了陆老师，于是我就写：当老师，就要像陆卓明老师那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课，知识渊博，见解独到，热爱教学，热爱学生。
表交上去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样写不行，谁是陆卓明呀？是先进模范？是著名学者？为什么要像他那样呢？我感到有些沮丧，我自己也不知道“理由”。
后来我才知道，当我填那张表时，陆老师已经走了。
他走得无声无息，学校里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北大的同学，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试图在网络上搜索关于陆老师的信息。尽管今天的互联网搜索功能十分发达，但是，却很难找到多少关于陆老师的信息。我只好托北大人事部和档案馆的同事，帮忙找到陆老师的一点资料：
陆卓明，男，一九二四年九月出生在江苏南京，原籍浙江吴兴。一九九四年去世。陆志韦的第二子。一九四八年受业燕京大学，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八年北大地理系任教，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回到北大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著有《世界经济地理结构》。一九九二年七月退休，一九九二年十月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一九九四年四月因肺癌病故，时任海淀区政协副主席。
这一段冷冰冰的文字，让我忍不住想要流泪。此前，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陆老师就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的儿子。作为燕大校长，陆志韦以治校勤勉、尊师爱生而闻名，在抗战中，他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但他坚贞不屈，表现出了民族的气节。也许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名气掩过了这位校长，但是，对于无数燕大校友来说，陆校长的形象，也是非常崇高的。
可是，陆老师自己从来没有对同学提起过一句，我们都不知道，陆老师上课的校园，也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只是讲课，只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们，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点优越感。也许只有这样的风度，才真正配得上他的家世和教养？
陆老师一定不认识我。当时很多学生崇拜他，就好像今天的学生崇拜明星一样。他的课堂，永远要提前占座位，或要有如同今天上班高峰时挤地铁的勇气才能挤得进去。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让他留有印象的问题，也从未敢在大饭厅里凑过去跟他说话，更不敢在上课时坐在讲台上，找机会请他在教科书上签字留念。我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庸、太害羞了。
可是，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填写学校下发的教学建议表时，写下了他的名字。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该进入“老教授”的行列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希望，北大的年轻老师，要向陆卓明老师学习。他的身上，有我们北大的精魂。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了解到，北大经济学院的王曙光教授当年采访过陆老师，还写了采访文章。王教授当年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也像我一样听过陆老师的课，也像我一样，是陆老师忠实的崇拜者。
我找到了王教授的邮箱地址，我写E-mail给他，说希望拜读他在十四年前写的关于陆老师的文章。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王教授在计算机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是，刚从农村调研金融问题回来的王教授，凭着记忆，连夜重写了当年那篇采访陆老师的文章，并且发给我。我深深感动了，我对他说：写介绍陆老师的文章，是当年所有听过他的课的学生的使命。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逝去的绝响》。为什么起这个悲伤的题目？王教授解释说：今天，学院里已没有老师再教“世界经济地理”这门课了，经济学院的学生，课表上已没有这门课了。就好像“广陵散”，斯人已逝，遂成绝响。
我又到图书馆借来了陆老师的著作《世界经济地理结构》。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是由他的研究生周文最后帮助完成的。这本大十六开本的书，中国物价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只印了一千册，也许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吧。
可这确确实实是天才之作！陈岱孙先生作了序，他说：
陆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地理学教研工作垂四十年。从五十年代初教授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时起，他就感觉到，从西方引进的关于经济地理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许多缺陷，开始了有关的探索。积四十年不断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但由于教学任务重，而他又认为所形成的理论还需要一些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充分证明才能成为定论。因而虽然他有些主要观点曾散见于若干篇已发表的论文中，他却坚持要对他的理论做全面系统的文字著述。这一部著作，是在一九九一年后才开始撰写的。在陆教授得病时，本书的前三部分已完全完稿，其第四部分亦已基本上经过修改，在陆老师去世后，由其弟子做些必要的文字修整。
这本大书中的许多珍贵地图，都是陆老师当年课堂上使用过的，都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
书的封面装帧再简单不过，如同陆老师当年穿的衣服一样俭朴。书中的文字，好像陆老师讲课的语言一样，准确、生动、幽默。
我在灯下展开陆老师的大书，好像又回到了陆老师当年的课堂上，已年过半百的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我的眼里含着泪，在字里行间，我静静地凝望着他的面容，细细地听他讲课。
我想找寻二十五年前的那一段岁月，还有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模样：戴着白色塑料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穿白衬衣，个子不高，比较瘦弱，还有些驼背。也许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样子。但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已成了教授，可只要我一站上讲台，就会想起他讲课时的音容笑貌。
这位老师，就是陆卓明先生。
念研究生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世界经济地理”。选这门课完全是出于对内容的兴趣。当我走进课堂，发现上课的老师竟然就是我经常在大饭厅、三角地看到的那位先生。他那一大塑料袋里装的地图，都是他自己绘制的。
除了开课之外，学生会还多次邀请陆老师举办全校讲座。讲座时教室的过道上都站满了学生，还有很多学生在讲台周围席地而坐，窗台上也坐满了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陆老师的课安排在“老二教”的一○三阶梯教室，大约可以坐二百多人。那时，“老二教”配备的麦克风时好时坏，但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就算坐在最后一排，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有一次陆老师晚上做讲座，两个多小时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喝水——因为周围都坐满了同学，他只剩下“立足之地”了。好在地图事先挂好了，陆老师不用动腿，只需动嘴。他也想走到黑板边，用手指一下地图，可没有办法做到，就只好用语言来指引。同学们的目光，随着陆老师的话音，一点点地，找到他所指的区位。
为什么陆老师的课这样受欢迎？而且是在名师如云的北大？答案只有一个：听他的课，是最高水准的艺术享受！
陆老师的名气并不大，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可是我，还有数以千计听过他讲课的北大学生，都佩服他的博学，他的语言的生动与幽默，他对各个学科都有独到的认识，他对未来的惊人预见力，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
陆老师的课“信息量”很大。他的眼界之开阔，令人叹服。我举几个例子：陆老师在解释“战略极”的概念时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五极：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他从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这五家可以称为“极”。他特别强调，由于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理的旧观念。他还强调：虽然日本地理位置与中国很近，而且整体上看，还是美国战略极在亚洲的代表，但是，日本的实力最不容小觑。
当时有同学问，日本没有核武器，为什么能作为世界意义的战略极呢？陆老师说，在日本的横须贺港，有美军的基地，随时可以部署核武器，而且凭日本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我们看这个问题，不能静态地看，未来一旦有事，是否会发生突变？要处理国际问题，必须看得长远，要有战略眼光。
还有一次，陆老师讲到西非的自然灾害与人口数量的关系时，他说，西非连续出现饿死千百万人畜的大旱灾，灾荒频率在逐渐提高，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一次旱灾过后，雨水较丰的年月总是使更多的人畜拥入这个地带，人们都认为灾荒仅仅是暂时的天降不幸。可是，这样的人口流动，后果是灾荒频率更高、灾情更严重、灾区的面积更大。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观点：一、人口的增加超过土地负载能力是导致灾荒的根本原因。因为整个地带都已出现人口过多，尽管受灾各民族的生产方法与生活风习各不相同。二、灾情不仅取决于降水量，而且也取决于人口数量。三、越是采用“乐观派”的“广阔天地大与作为”论，就越是会加重灾情。
陆老师的视野很宏大，他说，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干旱区的一个个灌溉区都在经历着同一个过程，即由于人口增长而增加耕地，但新耕地不久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淹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灌溉区，这个过程的推进尤其快速。
陆老师的这些精辟见解，让我们大开眼界。在“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讲这样的观点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陆老师启发了我们，要学会对各种现象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发现规律。
又如，陆老师在课堂上还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经济地理学上有一个问题争论已久，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一是，由于近代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沿海布局”已成为现代生产力分布的一种模式。各大陆经济分布的中心大都在沿海地带是这个看法的一个证据。
二是，沿海应该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内地与沿海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平衡。这是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的理论的一部分。
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如果沿海布局已成为一种模式，内地的发展又怎么能够赶上沿海？
陆老师很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沿海布局本身不是一种模式，而平衡布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那么我们的思路就可以从这两个枷锁中解脱出来。
陆老师还帮助我们建立起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他用挂在黑板上的世界农业带示意图，给我们讲解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的生产情况。这些农作物作为饲料，又与养殖业联系起来，养殖业又与工业化大生产联系起来，工业化大生产与大都市圈联系起来。陆老师讲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我在陆老师的课上，第一次听说了“波士华”（BOSWA）和“纽伦族”（NEWLUND）这两个概念。陆老师解释，“波士华”是美国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形成的工业带，这两个大城市之间，有“空中巴士”，每十分钟就有一班飞机对飞，随到随飞，好像公共汽车一样方便。
“纽伦族”是居住在美国纽约却在英国伦敦上班的人，或者相反。在廉价航油的时代，伦敦到纽约之间有超音速民航客机对飞，只要三四个小时，就可以从伦敦的希斯罗机场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了。
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听到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是那样震惊，我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有如此伟大的力量。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概念，但是我却从陆老师平淡的讲述中，感觉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陆老师不是专业的绘图员，但他自己绘制出各种世界经济地图，他的每一堂课，都好像在举办“地图展”。各种地图挂满黑板。
陆老师是专门从事世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教授，他把很多知识都整合到世界地理系统中，娓娓道来。
陆老师的学术贡献应该由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同行来做评价，但是我相信，他的许多观点会有长远的影响。二○○二年的《南风窗》杂志曾经有如下的报道：
按中国已故战略地理专家陆卓明教授的观点，城市带分三级：一级特大城市带有三个，即美国东北沿海波士华、日本三湾一海、西欧西北英法德西城市带；二级大城市带有三至四个，如加利福尼亚城市带，其经济总量比中法英任何一国的GDP都大；三级大城市带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
根据陆老师二十多年前的主张，“中国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应把重点放在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辽中南、济青烟、厦漳泉等小城市带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陆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大城市带”理论创始于美国。戈特曼教授一九四二年到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考察，注意到阿拉巴契山以东，一个个大城市迅速发展，并和周围一些中小城镇组成城市集团，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城市集团。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再次到原地考察，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新情况：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弗吉尼亚州，沿主要交通干线大中小城市连绵不断，城市与城市已经没有界限，仿佛已连成一体，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带。
陆老师是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利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城市化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当年在课堂上有许多宏大的构想，我们曾觉得那不过是非常遥远的梦，可今天都成了现实。中国城市带的崛起，只用了短短二十年。我相信，未来的发展，还会像陆老师所设想的那样，“串成一条东南沿海十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此外，陆老师的核战略思想也异常深刻。他是这样解释核竞赛的根源的：
当最早投掷的原子弹显示了它们的战略威力以后，世界上极为众多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永久和平已经到来，因为不论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单方具有原子弹的一国似乎总是可以凭借这种武器的威胁来达到“不战而胜”，尽管这种永久和平只是一国霸权控制下的不公正的和平。
这种幻觉不久就破灭了，因为：
第一，不仅美国的敌国，而且美国的盟国也大都不能长久容忍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的敌国就在“原子弹不可怕”的口号下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美国的盟国则在“补充核武器”的口号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第二，当时的核武器的威力，不论是美国的或他国赶制的，还不足以摧毁敌国的全部军事力量与全部经济。敌国的常规兵力与核武器仍在本国土地或海洋上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可用以进行核反击。不论哪一方先动手，战争的结果都将是双方都只能实现接近于幸存的中下之策或下策。所以，双方都不敢先动手，并互相利用对方的战略弱点而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抢先达到能够一举摧毁敌国全部，迫使对方不战而降。这就是核武器的竞赛时期。
我记得，当年陆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对同学们说，不要太幼稚，不要太听信“国际主流媒体的说法”，要保持清醒：我们自己有了核武器，才不会挨打。
上了一个学期陆老师的课，之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而我自己，念完硕士，又念了博士，最后留校当了老师。
留校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陆老师。直到有一天，学校教务部要我填表，其中有一栏要我写对如何当好大学教师的建议。我想起了陆老师，于是我就写：当老师，就要像陆卓明老师那样，认真备课，认真讲课，知识渊博，见解独到，热爱教学，热爱学生。
表交上去了，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样写不行，谁是陆卓明呀？是先进模范？是著名学者？为什么要像他那样呢？我感到有些沮丧，我自己也不知道“理由”。
后来我才知道，当我填那张表时，陆老师已经走了。
他走得无声无息，学校里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北大的同学，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试图在网络上搜索关于陆老师的信息。尽管今天的互联网搜索功能十分发达，但是，却很难找到多少关于陆老师的信息。我只好托北大人事部和档案馆的同事，帮忙找到陆老师的一点资料：
陆卓明，男，一九二四年九月出生在江苏南京，原籍浙江吴兴。一九九四年去世。陆志韦的第二子。一九四八年受业燕京大学，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八年北大地理系任教，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回到北大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著有《世界经济地理结构》。一九九二年七月退休，一九九二年十月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一九九四年四月因肺癌病故，时任海淀区政协副主席。
这一段冷冰冰的文字，让我忍不住想要流泪。此前，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陆老师就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的儿子。作为燕大校长，陆志韦以治校勤勉、尊师爱生而闻名，在抗战中，他被日军关进集中营，但他坚贞不屈，表现出了民族的气节。也许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名气掩过了这位校长，但是，对于无数燕大校友来说，陆校长的形象，也是非常崇高的。
可是，陆老师自己从来没有对同学提起过一句，我们都不知道，陆老师上课的校园，也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只是讲课，只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们，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点优越感。也许只有这样的风度，才真正配得上他的家世和教养？
陆老师一定不认识我。当时很多学生崇拜他，就好像今天的学生崇拜明星一样。他的课堂，永远要提前占座位，或要有如同今天上班高峰时挤地铁的勇气才能挤得进去。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让他留有印象的问题，也从未敢在大饭厅里凑过去跟他说话，更不敢在上课时坐在讲台上，找机会请他在教科书上签字留念。我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庸、太害羞了。
可是，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填写学校下发的教学建议表时，写下了他的名字。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该进入“老教授”的行列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希望，北大的年轻老师，要向陆卓明老师学习。他的身上，有我们北大的精魂。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了解到，北大经济学院的王曙光教授当年采访过陆老师，还写了采访文章。王教授当年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也像我一样听过陆老师的课，也像我一样，是陆老师忠实的崇拜者。
我找到了王教授的邮箱地址，我写E-mail给他，说希望拜读他在十四年前写的关于陆老师的文章。也许是因为时间太久了？王教授在计算机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是，刚从农村调研金融问题回来的王教授，凭着记忆，连夜重写了当年那篇采访陆老师的文章，并且发给我。我深深感动了，我对他说：写介绍陆老师的文章，是当年所有听过他的课的学生的使命。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逝去的绝响》。为什么起这个悲伤的题目？王教授解释说：今天，学院里已没有老师再教“世界经济地理”这门课了，经济学院的学生，课表上已没有这门课了。就好像“广陵散”，斯人已逝，遂成绝响。
我又到图书馆借来了陆老师的著作《世界经济地理结构》。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就去世了，是由他的研究生周文最后帮助完成的。这本大十六开本的书，中国物价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出版，只印了一千册，也许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找不到吧。
可这确确实实是天才之作！陈岱孙先生作了序，他说：
陆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地理学教研工作垂四十年。从五十年代初教授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时起，他就感觉到，从西方引进的关于经济地理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许多缺陷，开始了有关的探索。积四十年不断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但由于教学任务重，而他又认为所形成的理论还需要一些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充分证明才能成为定论。因而虽然他有些主要观点曾散见于若干篇已发表的论文中，他却坚持要对他的理论做全面系统的文字著述。这一部著作，是在一九九一年后才开始撰写的。在陆教授得病时，本书的前三部分已完全完稿，其第四部分亦已基本上经过修改，在陆老师去世后，由其弟子做些必要的文字修整。
这本大书中的许多珍贵地图，都是陆老师当年课堂上使用过的，都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
书的封面装帧再简单不过，如同陆老师当年穿的衣服一样俭朴。书中的文字，好像陆老师讲课的语言一样，准确、生动、幽默。
我在灯下展开陆老师的大书，好像又回到了陆老师当年的课堂上，已年过半百的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我的眼里含着泪，在字里行间，我静静地凝望着他的面容，细细地听他讲课。
我想找寻二十五年前的那一段岁月，还有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