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3号大房子里的舞客们都是老上海大家族的后代。他们执意迷恋和捍卫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年代，甘心把自己变成时间的逐客、历史的遗民。在宝庆路3号易主后，一切将曲终人散。
　　即使和淮海中路咫尺之隔，宝庆路3号仍然是一个让人感觉有“时差”的地方。
　　这座有80年历史的花园洋房，坐落在中国最时尚的城市里、最摩登的街道边，往左走是衡山路酒吧街，往右走是淮海路美美百货。落地窗外是香樟、广玉兰、金橘树和张爱玲笔下的大草坪。然而斑驳的黑漆大门长年紧闭，神秘如一座孤岛。男主人徐元章人称“少爷画家”，专画上海老洋房，是上海滩“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外孙。每周两次，主人在双层柳桉木地板的大厅里举行Home Party，播放自己收藏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爵士音乐，招待和自己一样的老灵魂们。
　　


　　这些人都是老上海大家族的后代，解放前的Gentleman，如今江湖老去，被称为“老克腊”（CLASS）、“老派男人”。他们坚持穿着一丝不苟的细格子衬衫、窄裤管的西裤，扣子扣到领子下面第二颗；梳最油亮贴合的发型，染得看不到白头发；即使在室内也坚持戴那种可以变色的墨镜，看不到眼神和鱼尾纹；手腕上是家里传下来的劳力士、欧米茄，款式很旧，表盘泛黄，表带磨毛了边；说话都多少习惯夹一些英文单词，比如你会听到他们说Stick，绝不会听到他们说手杖；他们都爱好或者擅长某一门艺术，但是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桥牌也好，一说起时下流行的，他们的反应总是既保守又固执——“和我们那个时候不好比的”。
　　和着Jim Reeves的音乐，他们腰板笔挺，跳起年轻时最爱的恰恰恰、华尔兹、吉特巴，天色一暗下来，就打开天花板灯槽里的4盏老彩灯——来自1937年的灯光打在乳白色的吊顶上，时光流转，宝庆路3号成了一个隔世桃花源，一个美好却不无遗憾的往事的化身。
　　在21世纪的上海，他们执意迷恋和捍卫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年代，甘心把自己变成时间的逐客、历史的遗民。他们曾经在历史的变幻里饱经沧桑，“人有旦夕祸福”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就像本雅明笔下的天使，总是背向，而非面向——他们总是把脸朝向过去，被名为“进步”的历史风暴吹得一步一步“退”向未来。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宝庆路3号的秘密。徐元章爱热闹，于是素不相识的人不请自来：记者、艺术爱好者、女大学生、演员、立陶宛大使、荷兰商会主席、德国公使……老灵魂们的世界本与他们无关，可是这个世界的气质、节奏和情怀对他们有奇特的吸引力。私人花园里的舞会不得不分成两次：周日下午招待老朋友，周五晚上则迎接好奇的客人。一位外国驻沪领事是这里的常客，她甚至说：“如果不这样生活，我都不知该怎样生活。”
　　


　　上海的文艺评论家朱大可曾经评价这些“老克腊”，说他们是“中产阶级幽灵”，迷恋于自己的“生活教义”和“日常美学”。那么旁人对于他们的迷恋又作何解？其实这个城市的祖师奶奶张爱玲早有留言：
　　“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上海第一私人花园
　　
　　10月，上海，桂花蒸。
　　宝庆路3号的大门上有好几个门铃，有的写着“徐宅”，有的写着“周宅”，叫人踌躇。因为住的房子离大门太远，隔了院子、客厅楼和汽车间，徐元章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开门。他说：“宝庆路3号其实有很多故事，三代人的故事。”
　　第一代人是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是徐元章的外祖父周宗良——一个宁波牧师的儿子。“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上帝在帮他的忙。”徐元章说。
　　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周宗良是德商谦信洋行的买办——谦信洋行是当时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当时中国和德国是敌对国，德国大班扎罗门担心洋行的大量房产和库存染料会被没收，就把这些财产都过户到周宗良名下，代为隐秘保管。几年后战争结束，扎罗门抱着一线希望回到上海，没想到周宗良将所有资产悉数奉还。从此，扎罗门对周宗良更加信任，先后把谦信洋行、德孚洋行交给他打理，周宗良逐渐成为“颜料大王”，垄断了上海的化工染料行业。1929年，周宗良的外汇储备就有330万美元，上世纪40年代，达到400万美元。当时杜月笙的外汇也不过十几万美元。
　　


　　几年前，有个美国代表团来宝庆路3号拜访，外国人问徐元章，你祖父是做什么生意的。徐元章说，他是法本集团的中国负责人。“结果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声：哇。”当时，法本集团是纳粹的两大经济支柱之一（另一个是克虏伯集团），世界上唯一能够和美国杜邦抗衡的化工集团，而它只是周宗良负责的德孚洋行代理的客户之一。几乎所有德国大的工业集团，比如拜耳药业，在中国的业务都由德孚洋行代理。
　　周宗良发迹以后，在法租界买了一所德国人的宅子，就是宝庆路3号。据说修建这所花园洋房花了7年，家具和灯饰都是法国进口的。前几年有外国建筑师来参观，说这里所有的建筑材料用的都是上好的英国货。
　　


　　“外公喜欢穿中式长袍马褂，他有一根Stick，抽出来就是一把剑。不过，他骨子里是非常西化的人。这一点从他对房子的扩建就能看出来。”徐元章说。周宗良买下宝庆路3号的时候，还只有两栋房子，于是他又加盖了3栋，一共5栋：客厅楼、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汽车间。这种注重隐私的居住方式是典型的西化生活习惯。80年后，上海佘山的顶级别墅又用了这个“分楼居住”的概念，房子标价2.5亿。
　　房子的装修也是全盘欧化的。在周宗良和四太太居住的房间里，一进门就有衣帽间、绿色吊灯、黑色挂衣橱、铜钩；会客厅里有黄色的丝绒帷幕、紫铜的热水汀、法国的墙纸、丝绒的长沙发、柚木的意大利家具配彩色的大玻璃橱窗；所有的吊灯和壁灯都是用一种名贵的车料玻璃做的。有的客人参观后对徐元章说，你外公的会客厅就像沙皇的宫殿。
　　这所房子的主人曾经拥有最顶级的享受。房子有两道大门，一道铁门，一道黑漆大门，而且“按照他的实力，全铜铸的门也完全修得起”；进门有两条大狼狗和一个巡捕厅，在上世纪30年代雇了两个白俄保镖，据说是落难的伯爵；佣人的房间有二十几个，有保姆、车夫、包车夫、厨子和园丁，其中园丁已经是做到第二代了；厨房里有8个灶台，厨师烧好菜后从专门的传菜窗口递出去，由服务员送上桌；车有三辆，都是美国车，其中一辆是外国人送给周宗良的60岁生日礼物。
　　1945年，周宗良60岁，这个时候，二战结束，德国战败，周宗良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1948年，周宗良带着四太太和3个小儿子去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宝庆路3号。这栋房子留给了他的四女儿周韵琴，徐元章的母亲。1951年，7岁的徐元章跟着父母搬了进来，从此在这里“服役五十年”。
　　
　　无法选择的青春
　　
　　“我搬进来的时候，佣人还很多，园丁就有3个，但是保镖已经没有了。汽车间里全是彩色水晶的洋酒瓶子，漂亮极了。”徐元章回忆说，“外公走的时候，在内地十大富豪里面排名第七，他是带了两飞机的财物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以后，他在当时香港富豪里面排名第四。”
　　周宗良把自己在大陆的财产交给了三儿子周孝存。周为人张扬，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花了4万美元游历欧洲。而此时周宗良在香港每况愈下，由于3个儿子都不善理财，他把生意交给两个助手打理。1957年，周宗良身患直肠癌在香港去世。
　　外公的去世成了徐元章人生的转折点。1957年，母亲周韵琴去香港接受遗产，从此徐元章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父亲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惦记她，叹息说，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子了。”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还允许私人去香港接受遗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遗产就归英国政府所有。但是很快，国家开始严格限制个人出国，尤其是周家这样大量亲属在海外的，连遗产也规定由中国银行代领。周韵琴也曾写信让丈夫徐兴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港，但是当时“三反”、“五反”已经开始了，徐兴业作为上海市教育局唯一的非党员，只能写信拒绝。
　　周韵琴出国之前，曾经和丈夫共同策划了一部小说，讲述南宋金国入侵时期，一对有情人因为政治动乱生离死别的故事。多年以后，父亲徐兴业把构思写成小说，起名《金瓯缺》，获得茅盾文学奖。他是上海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他一生也只有这一部作品。
　　


　　“他们构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命运会和小说如此惊人的相似。”徐元章说，“这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写的书，他把自己忧郁的情怀写进书里。”
　　徐元章自己则开始面临人生的各种玩笑。当时，他和邻居小孩子的关系很坏。“花园外面没有墙，是一圈篱笆。那些小孩子经常拆篱笆跑过来，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后花园。没人管得了他们。”徐元章回忆说，“包括后来我交女朋友，都有人趴在窗户上看。我没有任何自由，觉得压抑。”
　　徐元章的爱情也和宝庆路3号有关。“当时他17岁，她15岁，他是她的画画老师。他们定情就是在宝庆路3号。”徐元章的朋友侯文斌说，“而且他的追求方式很奇怪。当时他太太是宣传队的骨干，追求的人很多，但每天都有一个白头发、衣冠楚楚的老人开车来接她，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老人是徐元章的舅舅。”侯文斌和他的太太都是徐元章的老朋友和老客人，他父亲是上海作家、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张资平，养父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留德西医，看诊一次要收一银元。
　　“十年浩劫”时期，徐元章在街道小厂干活，一个月20几块，但他爱好音乐。“那时候我们经常聚在宝庆路3号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听音乐，就用这台老的CBA短波收音机。”徐元章说，“一开始是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大江东去》之类。很快，开始流行乡村，有时候也能听到一些拉丁，比如曼波、恰恰。”
　　朱小开是面粉大王的后代、徐元章舞会的“基本群众”。他外号“朱老板”、“朱十七”，因为在家里排行十七。他到今年60岁，一辈子没有工作过一天，就靠变卖家传的古董字画过日子，是个标准“寓公”。他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音乐。“十年浩劫”时候，朱小开十几岁，常和徐元章一起躲着听音乐。他的几百张唱片都藏在墙里面，怕被搜走。“那时候，听一张唱片判7年，跳一次舞关12年。”他指着桌上一张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唱片说，“这个女演员是金诺瓦克，不过我们当年最喜欢的是费雯丽。这个男演员叫Tyrone Power，当年我最喜欢他，有很多年轻人模仿他的发型和穿着。”
　　“最爱跳舞的是朱廷嘉。”侯文斌指着正和自己太太跳舞的先生说，“他80岁了，当年可是百乐门的常客，从几岁开始就几乎天天跳舞。”朱廷嘉的父亲当年拥有包括大光明在内的多家戏院的股份。“文革”时候，他收藏的大量舞鞋被抄出，每抄出一只，他就被狠批一次。
　　曾经在裕泰花50美元买一只BESTMADE烟斗，在和平饭店花一两黄金定做两套西服的人们，生活开始拮据起来。侯文斌曾经客串话剧《长恨歌》，他们这些人都很认同女主角王琦瑶那时候的遭遇：因为吃不起大闸蟹，用葱姜煮了小黄鱼，然后闭着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慢慢复原记忆里的味道。徐元章的太太当时最喜欢把吃剩的西瓜皮切碎，炒炒就是一盘菜；一条黄鱼买回来能做两道菜，鱼身子红烧，鱼头加咸菜汆汤。还有的人，学会了用煤球炉子做蛋糕；徐元章虽然已经没办法买唱片，但是1961年，他仍然和好莱坞同步，听到了翻录的名曲《Moon River》。
　　


　　七十年代，浦江饭店恢复了第一次舞会，门票5块钱一张，爆满。八十年代，侯文斌回到父亲在愚园路上的房子，装了4个喇叭就开起了家庭舞会。徐元章开舞会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来，因为他的音乐好。徐元章还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说要把宝庆路3号办成一个“小卢浮宫”。每次跳完了，大家AA制去光明村吃生煎，去沧浪亭吃面。
　　名气大了，来的人也多了。“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侯文斌指着对面沙发上的几个年轻人说，“像这些外面来的人是打不进来的。他们请我们，我们是不跳的。我们也不会请他们跳。”
　　徐元章很少跳舞，只是坐在沙发里看，有时候会睡着。兴奋的时候跳几下狐步，“但这种快乐是很短暂的。”他说人生最好的享受是和知己坐在幽暗的灯光下喝咖啡、品红酒——喝咖啡时听喝咖啡的音乐，喝红酒时听喝红酒的音乐。
　　朱小开说人生最好的享受是自由。“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写的呢？”他问记者，“都是废物啊。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只剩下表面。生财之道都没有了，只剩下享受之道，有什么用？”
　　
　　曲终人散
　　
　　周宗良去世的时候，把留在大陆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家人：妻子孙家仪占25％，6个儿子共占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到今天。宝庆路3号的房子有12位继承人，分散在全国各地。
　　宝庆路3号值多少钱？“两个亿。”徐元章说，“船王包玉刚的后人曾经想花1.5亿买下来，但没成功。”侯文斌曾经帮徐联络过一些海外买家，最高出价到1.3亿。
　　但是，2006年5月12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将宝庆路3号以7300万的价格卖给上海地产集团。尽管周家人认为背后有暗箱操作，但一切仍在进行。6月7日，各个继承人得到通知，领取房屋折现款。9月5日，徐元章为宝庆路3号交了可能是最后一笔的国有土地使用租金。11月12日是判决执行的日子——舞会随时可能是最后一次。
　　徐元章害怕寂寞，已经不习惯家里没有人的日子。没人在身边，他就没法画画。“万一离开这里，我也要住在市中心。”
　　徐元章也从没流离失所过，为此他祷告了两次，还做了一次噩梦。“我梦见我又要去上班了，哭哭啼啼的。一醒来发现不是真的，开心极了。”
　　侯文斌和徐元章相交几十年，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真的艺术家、老小孩。很多人把他比作贾宝玉，喜聚不喜散。“贾宝玉怎能离开贾府？”侯文斌说，“他这个人，只能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离开了宝庆路3号，他就没有方向，什么也不是。”
　　天黑了，徐元章骑着自行车出门，说要去和贝聿铭的弟弟吃晚饭。关了门，没关音乐，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歌声。出门拐弯一百米，就是常熟路地铁站，从这里坐三站到人民广场，再倒二号线坐两站，就是浦东陆家嘴。两天前，有人在这里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富豪榜。
　　
　　（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