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偶然间读到一篇比较美国三大名校——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的短文。由于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已记不清该篇文章的细节，只是其中所用来阐明主要观点的三张插图却仍明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该文作者主要是利用三张重点校景来代表这三所大学不同的风格。记得，代表耶鲁的是形同“舞台”的百内基(Beinecke)善本图书馆，代表哈佛的是象征政治权威的行政大楼，代表普林斯顿的是肃静而富研究气氛的数学系馆。当时我刚从普林斯顿转到耶鲁工作，因此对于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比较产生了兴趣，只是对把耶鲁的善本图书馆比成“舞台”一点感到困惑：既然是藏书之处就应当是令人感到平静的地方，怎么会和“舞台”有关？“舞台”总意味着太大成分的表演和显露，似乎与沉湎书中的人的境界相去甚远。
　　随着时光的流转，不知不觉已在耶鲁教了十六年书。慢慢地我已成了一个十足的“耶鲁人”，终于懂得了书与“舞台”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耶鲁人来说，凡事都要以“知行合一”为其理想的目标。如果说，“知”来自书本中，“行”则需要藉着行动和“表演”来完成。“表演”包括美感的呈现、言辞的表达、仪式的演出。打自三百年前建校以来，那个由十位神职人员赠书创校的故事不但在耶鲁人的心目中扎了根，，而且人们总是利用机会把它“表演”出来，使它更加添了戏剧化的色彩。据说一九三○年当富丽堂皇的大学图书馆(即斯特灵图书馆，取恩主斯特灵之名)落成之时，全校人特以一种空前的隆重仪式来庆祝耶鲁“以书立校”的光荣传统。于是成千成百的教授学生校友们，从坐落于海街的老图书馆到约克街的新图书馆，一路上成群成队地游行了过来，其盛况远远超过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根据当时的《校友周刊》所载，当天最出风头的人物要算是那些用双手捧着古书、昂着头走在前头领队的图书馆员——他们效法早期神职人员敬书爱书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斯特灵图书馆的大门口，亲自把书献上。与其说他们在庆祝新图书馆的落成，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演出耶鲁大学早期创校的故事。那是一个把书看得比钱还要重要的故事。而现在，面对着刚建成的具有仿古优雅特色的斯特灵大楼，他们所要表达的新的信息是：书比砖头来得重要。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古书在那天的“表演”中尽领风骚。首先，那些“古书”听说就是一七○一年十位牧师所献出的四十本书中的十七本(其余二十三本已混入其他书群中，难以辨认)，所以它们作为耶鲁“最古老”的一部分，应当被肯定。其次，古书之独具魅力，乃因它象征着耶鲁的“奉献”精神。早期的神职人员完全以奉献的精神来创校的——在今天看来，书是极其廉价的物品，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在殖民时代的美国，个人所拥有的藏书却被视为十分贵重的东西。例如，耶鲁逸事之一就是建校时神职人员在布兰佛的一个名叫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的家中所举行的赠书仪式。据说，当时参加该会的牧师每人平均献书四大册；书都是面积很大很重的那一种。要到布兰佛去，最好的交通工具大概是骑马。一面骑着马、一面还要背上十分笨重的四大册书，乃是很大的负担。然而，为了创立一个以求知为主的新学院，那些神职人员都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心力。关于书，他们注重的是它的不朽之价值；唯其“不朽”，所以才更可贵。他们希望为耶鲁大学发展一个永恒不变的、以书为重的传统。当他们齐声说道“我为大学的创建而捐上这些书”时，他们已经正式地走入校史，真正奠定了耶鲁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在耶鲁人的心目中，这些早期神职人员具有不朽的地位。故在斯特灵图书馆的人口处正厅上头，特别砌上一幅“赠书图”的多人塑像。在或深或浅的充满花样的石块上，只见图中的塑像栩栩如生。这些“神职人员”站在很高的墙上，映着又高又迷人的彩色玻璃窗，凸现出图书馆的高耸姿态。从外头看，图书馆前门上头的石头浮雕也象征着古老的书的传统，只是它们更为全球化——因为那些浮雕分别显示出世界上主要古文明国家的文字，而其中一种文字就是中文。
　　从整个建筑看来，斯特灵图书馆实为校园里协调远近建筑物的中心点，因为从它的尖顶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各式各样的尖塔(包括高耸的哈克尼斯塔楼)。在这群颇富古老欧洲风味的建筑群中，有人认为斯特灵图书馆是其中“最高贵”的一座。例如，当年图书馆落成之时，校长安格尔(James Angell)就说过：
　　
　　尤其重要的是，这座最高贵的大楼是为藏书而建的，而书籍也正是耶鲁之所以为耶鲁的坚固基础。
　　
　　然而，耶鲁的“坚固基础”是不断在扩展的。到五十年代末，全校已有数百万藏书，而其中的善本书尤其需要一个具有特殊护书设备的图书馆来收藏。最后学校得到百内基家族一笔很大的捐赠，所以决定用那笔款来建一座既具有实际功能又具有建筑特色的善本图书馆。该图书馆于一九六三年建成。可以说，从开放以来，百内基图书馆就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首先，图书馆的形状甚不寻常，那是一座由著名建筑师班协福特(Gordon Bunshaft)精心设计而建成的大理石建筑。从外头看，整座楼像是堆在四个金字塔上的大理石群，虽然壮观却看不出其真正妙处。但一走进图书馆，就如进入仙境一般：外头的阳光渗入透明的大理石墙壁，发出各色各样的微光，忽而发紫，忽而转黄。有时也会在地面突然投下一道绿草地似的阴影。前来参观的人大都喜欢用手触摸一下那围绕在四周的大理石，企图感受一下这种难忘的触觉。我以为，站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最能令人想起舞台上的光景。面对着六层楼高的透明藏书室，每个人都会以为自己是在舞台上表演一幕有关书的戏。
　　目前百内基图书馆存有全校最古老最珍贵的藏书，包括当初转入斯特灵总图书馆的那十七本蕴涵着“老耶鲁”精神的善本书。凡是一六○○年以前出版的书籍——例如来自中国的明版书，拉丁与希腊的古书，俄国与东欧的古籍——都全部收在这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理石图书馆中(据说该图书馆所用的产自Vermont州的大理石最有保护古书的功能)。此外，这儿收有大量的不列颠古籍和早期报章杂志(是英国以外这方面最大的藏书之一)、美国作家的手稿，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典藏。当初埃利胡·耶鲁(Elihu Yale)捐赠给学校的四百一十七本书自然也被保存于其中。
　　与具古典美的斯特灵大楼相比，百内基图书馆更能代表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色：先进的技术效果与古籍的老旧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古代的朴实风味，却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所有的书都展现在中间的透明藏书室中，使人一目了然，产生对古人的仰慕。只要你喜欢看其中的哪一部书，图书馆员会立刻请人拿出给你观赏、研究。现在，百内基图书馆已经成了书与文明的标志。与其说它是图书馆，还不如说它是解读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心。记得一九八三年，当我们庆祝百内基的二十周年纪念时，当时的嘉马地(A.Bartlett Giamatti)校长就说它是“体现耶鲁精神与任务的中心原动力”，因为它既保存了古文明的精髓，也培育了解读、阐释、传播那个文化传统的知识人。
　　耶鲁人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人。他们爱书、敬书、体验书的态度，有时到了让人困惑不解的程度。例如，一七一六年学校(当时校名是“大学学院”，还不叫“耶鲁”)刚从塞布如克(Saybrook)迁到纽黑文(New Haven)，校董事们只因感于埃利胡·耶鲁先生捐赠四百多本书的功劳而将校名改为“耶鲁”。书比任何赠物还要重要，如此可见一斑。
　　巧合的是，不久前看到报上登载“克林顿赠书，北大人欢呼”的消息。据说大约有两千位北大学生参观这场克林顿对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或许有人不知克林顿总统本人和其夫人希拉里都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七十年代中期当他们还在耶鲁做学生时，正遇到百内基大理石图书馆刚建成不久。有趣的是：图书馆就建在法学院的隔壁。或许，他们会想到，百内基图书馆正代表了书的魅力所在：书既是充实个人心灵的工具，也是与别人分享的宝物。它既有“私”的一面，也有“公”的一面。一个人爱书、买书、藏书、拥有书，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把书捐赠出来，向众人“演出”书中的奥妙。
　　另一巧合是，克林顿赠给北大五百本书，比二百八十多年前埃利胡·耶鲁先生的赠书只多出几十册。
　　写于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