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付秀莹擅长写乡村，她笔下的“芳村”有来历亦有去处，自洽性地构成了一个青翠蓊郁的“陌上中国”，一草一叶、一蔬一饭都沁人心脾，牵人魂魄。但是，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從创作时间上来说，付秀莹写城市几乎是与“芳村”同步的。如果说她写故乡是追忆性、思考性的，那么，她的城市书写则是介入性的、当下性的，比如《蜗牛》。
　　小说以2020年的疫情为背景，写的是小瓦和老靳这一对曾经的恋人在城市白手起家，人到中年终有建树。当我们在讨论疫情可不可以写、如何写等问题时，付秀莹却以高度的叙事自觉将疫情当作了生活常态而展开书写。戴口罩、防控疫情、视频会议、工作电话、钉钉打卡、网课翻车、每天报体温、地铁空荡荡……作家以日常化的笔墨将剧烈改变人类生活模式的变化缓缓写来，提醒我们，就在不远之前，人类还陷落于脆弱的窠臼、无助的泥沼，就像是蜉蝣和孑孓，随时会被一种微弱的可能性毁灭。
　　而在这一切的缓慢、改变之上，付秀莹要呈现的并不是疫情，而是更永恒的命题：人如何在时间中慢慢地经过着，感悟着。从容面对时间，沉着地缓步前行，这是人到中年才有的透彻。不妨说，《蜗牛》是一个中年文本。这毫不奇怪，因为“70后”中最年轻的也年逾四十了，他们普遍面对着中年的开阔与困境、成熟与委顿、通透与沮丧。细想想，小瓦不就是另一个翟小梨吗？老靳不就是拥有合法身份的老管吗？他一反章幼通的懦弱无能，因得贵人相助平步青云，有能力保护妻子在城里安家落户，开枝散叶。
　　无论是就疫情的背景还是中年的思考而言，《蜗牛》都是一种诚实的写作。它是作家从自己的经验中分泌出来的，叙事由此与主体的生命同向同构。小说的叙事魅力还在于，它将一对夫妻分布在两个不同的性格阵营，让他们在时间的河流中以不同的姿势交锋、颉颃：小瓦的慢与老靳的快、小瓦的安静与老靳的勇进、小瓦的耐心与老靳的躁动、小瓦的随遇而安与老靳的精密规划……与其说他们成就了一个家庭，毋宁说是成就了两种人格，两类形象。老靳的口头禅是“我们家小瓦呀”，说不清是赞美还是批评，从上下文来看更像是后者;小瓦的口头禅则与老靳无涉，只是一句看似糊涂实则淡定的“还行，还行吧”，这句话在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断重复显现，让小瓦的生命状态一览无余：一个“乖巧”的妻子，一个“成功”的母亲，一个尽职尽责且毫无功利心的编辑。你可以说这种性格是单薄的、天真的——就连小瓦的儿子都打趣说妈妈是“小白兔一个”——但又何尝不是温润而珍贵的呢？在现世的泥淖中打滚，人到中年，老之将至，却葆有着清明安然，静水流深，仿佛小瓦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修行。
　　我时常想，小说家除了一生都要不断打磨技艺使之炉火纯青以外，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一个作家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惧怕什么;选择什么，拒绝什么，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地吐露着他最深层的心绪，一砖一瓦地建构着他的世界。见字如面，人如其文，无非都在反复诉说这样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还是以付秀莹对小瓦的描写为例吧：小瓦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老靳不同，却并不纠结于同一屋檐下的云壤迥异，她认清一切又接纳一切，就像她静静地看蜗牛爬，蜗牛爬多久，她就能看多久。她在和蜗牛一样的“慢”里经过，偶尔困惑，随即释然，终至无憾。作者把小瓦写得那么恬淡、从容、笃定，可见对其人格的认同与喜爱。
　　你可以说《蜗牛》写的是几乎无事的家庭日常，也可以说它写出了生活的动人流淌，但我想说的是，《蜗牛》的隐形主题是时间。与一些关乎时间的文本相比，它全然没有上下无着、追往忆昔的中年焦虑。淡淡地皴染，轻轻地勾画，一幅清新、秀峭、疏而不简、简而不陋的岁月图景，像是一个朝向时间深处、对一切了然于心的透亮的回眸！
　　可以说，那个曾经专注于搭建“陌上中国”或着力于“城乡二元论”的付秀莹，已经不再耽溺于某种情绪、某种恼恨。比起不乏怨念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你孤单时》或者有意留白的《花好月圆》《琴瑟》《笑忘书》等小说，《蜗牛》云淡风轻，眉目清明。这一叙事姿态的巨大跨越，付秀莹是怎么意识到并水乳交融地完成的呢？可能是，她咬牙迈过了人生的一道坎儿又一道坎儿，却不屑于像老靳那样“痛说革命家史”。她悄然笑纳了岁月的馈赠，也坦然接受时光的褫夺，从容不迫地一点点剥去世俗的尘烟，最终让天真呈露，让俊朗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