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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民主管新疆财政，大力革故鼎新，仅3年时间就使新疆财政由濒临绝境变为平稳发展，经济趋向繁荣。毛泽民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繁荣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新疆的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加强财政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1938年2月21日，毛泽民乘飞机到迪化，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此时，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他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共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
毛泽民到任后，很快发现新疆各级财政机构外强中干、虚有其表，财政干部缺乏、素质不高。因此，他决定从这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当时，新疆财政厅名义上有200人的编制，实际只有几十人在应付工作。毛泽民将财政厅编制压缩为100人，定编定岗到人。同时，整顿和设立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阿山、哈密等行政区财政局以及各县税务局……一系列的措施，使新疆各级财政机构由虚变实。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立了新疆财政专修学校，培训了大量的财政干部。锡伯族的安世民，就是其中之一。毛泽民有一次在新疆财政专修学校讲话，通晓维吾尔语的安世民担任了他的维吾尔语翻译。当时，安世民已快毕业，但为了下一期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毛泽民把他留下边学习边翻译，并和第二期学员一同毕业。毕业后，安世民被分配到焉耆区做财税工作。他坚持财税制度，敢和偷税漏税的行为做斗争，多次受到毛泽民表扬，并很快升任焉耆区税务局长。后来，安世民被人诬告获罪，毛泽民替他洗清了冤情，将他调回财政厅工作。
对优秀财政干部，毛泽民爱护有加，对素质低下的财政干部，毛泽民则采取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觉改正。
一天，毛泽民挂在办公室衣架上的皮大衣不翼而飞。后来才得知是有人将其偷到当铺当了10元钱，毛泽民当即拿出10元让人取回。主任秘书张远凤得知后，认为是内部人窃去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毛泽民说：“我想偷窃的人一定是万不得已。查出来后，最低限度开除吧？试问，知情单位谁也不再用他，一家大小又将何以为生？不如给他一个自觉改正的机会。”
为了加强新疆的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毛泽民除了培养和改造旧的财政干部，还向延安要了一批财政干部。其中有些是我党优秀的财政干部，如高登榜、郑亦胜等。
大胆改革，改变新疆财政混乱局面
新疆的财政状况十分混乱，毛泽民针对新疆的财政混乱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创立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实行财政监察制度，有效改进了新疆各级财政机构的账务混乱局面、账目清查的拖沓状况。促进了财政廉洁。由于制度严格，财会人员平时都有准备，每逢财监会执法检查，被检查单位多能按时结算，很少发生拖拖拉拉、财务理不清的问题。财政监察制度后来又发展为全疆性的财政审核制度，即由财政监察委员会向各部门派稽核员和总稽核，负责财政监督检查。所有部门的一切财经手续，必须通过稽核员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基本杜绝了财经工作中“跑、冒、滴、漏”现象，使一些贪污、盗窃、经济犯罪、“败家子”，难有机会可乘。
新疆与内地不同，没有私人银行和钱庄，仅有一个新疆省立银行，专为政府拨款服务。毛泽民经过认真调研，决定将省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38年12月5日，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民任筹委会委员长。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商业银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其中官股占60%为300万元，商股占40%为200万元。银行章程规定，官股利低，商股利高，存款利高，借款息低。因此，商业银行受到群众的拥护，不但商界积极入股，普通群众也有不少合伙入股者。在毛泽民的领导和运作下，商业银行发展很快，除迪化总行外，下属分行由9处增加到17处，并设有13个办事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新增了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利润大大增加。毛泽民还为天下寒士谋，建议商业银行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过去新疆豪富人家多开当铺，当息很高，一般是月息15分，有些20分，而且当期3个月，过期不赎即为“死当”，典当的物品就归当铺老板所有。商业银行开设的“公济当”，规定微利3分，当期1年，到期不赎，还可延期，取消“死当”。“公济当”的开设，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
统一货币是毛泽民在新疆开展的一系列改革中，一项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由于新疆战乱频仍，军事耗资巨大，财政入不敷出。1935年，新疆的财政收入是7亿多两银票，支出却达12亿两。盛世才靠借外债和滥发纸币维持新疆运转。因此，新疆经济疲态尽露，物价飞涨。当时，省财政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不够就印，印了就发。省票印刷厂日夜赶印，纸币如同草纸一样不值钱。发工资每人一大捆，谁也顾不得去数。一张50两的银票买不上一盒火柴，买一个鸡蛋要500两银票。办婚、丧事要用马车拉票子买东西。更为严重的是全省货币不统一，混乱得不可收拾，省政府发行省票，喀什自用喀票，伊犁用伊票，一些地区甚至还在使用清币青铜制钱，一些商号也发行竹简或铁制币。除此之外，还流行天罡、元宝、油布贴等比值不一、五花八门的地方币和卢布、卢比等外币。致使货币使用混乱，流通紊乱，物价极不稳定，到后来商品流通中竟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旧币不值钱，信用一落千丈。各族人民怨声载道。毛泽民下定决心，一定要统一货币。为了树立新币信誉，毛泽民利用1938年秋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动员盛世才将自己库存黄金拿出一部分，加上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珠宝，搞了一个新币黄金、白银储备展览，让群众知道了新币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是有雄厚基金的。1939年2月1日，新币正式发行。票的背面印有毛泽民的签名。全疆各族人民吃够了旧币混乱的苦头，一俟新币兑换之日，家家户户奔走相告，拿出平时积存的旧币，一捆一捆搬到兑换所。为了保证新币稳定，有必要增加银行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毛泽民一方面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加强对黄金开采的管理，并号召与组织群众去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于1939年11月主持修订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一改过去大量金银外流的情况。
毛泽民的理财工作进行得次序井然，有声有色。由于他不尚空谈，言而有信，改革成绩显著，因而深得人心。
严格预算、决算制度
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工作期间，制定了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制度规定，凡预算外开支，必须经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不予拨款。毛泽民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
前财政厅长陈德立为了巴结盛世才，将自己的一座私人公馆无偿地送给了盛的岳父邱老头。公馆后面有片空地，有些树木，邱老头派人种了花草。春夏季节，落日黄昏，很多市民喜欢到这里赏花乘凉。邱老头便用了心计，找到工程委员会委员王齐勋，说：“请你同财政厅商量一下，是否可以拨款，在这里搞点设备，建成一座小公园，供人游览。”这块地在邱公馆范围以内，公园建成后他把后门一关，便成了他私人的花园。王齐勋到财政厅向毛泽民提出这个意见后，毛泽民识破了邱老头的把戏。
王齐勋调任为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后，觉得办公地太小。邱老头又利用这个机会向王说：“我把我的公馆，让给你们办公，你们在明园给我建筑如数的房屋。这属于对等交换！”王将此意转告毛泽民。毛泽民回答说：“邱如愿让出公馆，可以作价卖给财监会，给你们办公。他可以用卖产所得自己去修房子！你们对等交换的办法，使公私混淆，无法列入支付预算。”
邱老头知道这个方法又落了空，便给盛世才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将和田街空地划段编号，卖给市民群众，让其自己修建住房，以此项所得价款，作为市政建设开支。这个建议，经盛世才同意后，通知了财政厅。毛泽民认为，财政厅的方针是统收统支，将上述空地划段编号卖给市民是可以的，但所得价款，应如数交财政厅，统一处理。至于市政建设，准备怎样进行，应做出计划，经财经委员会审核后，财政厅可以根据计划所需数字，核实拨款。毛泽民的这个建议，得到盛世才同意，遂将原批予以撤消。邱老头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毛泽民三番五次给他找麻烦。他生气地说：“地号划不划，卖不卖，我不管；市政建设不建设，我也不管；谁会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吧！干我甚事？”后来，以毛泽民为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亚瑶为城市建设总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规划设计。在修建道路外，改善交通和城市形象的同时，又划出不少房号，按“干”字排列，卖给市民群众。所有收入交省库，支出经预算，纳入全疆总预算内。
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称为“特别行动费”。当时特务横行，搞得人心惶惶，百姓惊恐不安。毛泽民无畏无惧，对“特别行动费”卡得非常严。有一次，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又来向财政厅要一笔庞大的特别费。
“干什么用？拿出计划来！”毛泽民说。
“特别行动费是临时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拿出计划！”李英奇说。
“那不行！没有计划，你总该知道干什么用的，否则这个钱就不能拨！”毛泽民说。
“干什么用？我不知道，你去问督办好了！”李英奇说。
“你是公安管理处的处长，你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开支呢？”李英奇寸步不让。
两人争得很厉害，直闹到盛世才那里。最后李英奇还是做了个公开的行动计划，尽管是巧立名目。
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军费特别是“公安费”卡得很严，而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尺度却放得较宽。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20%降为10%弱，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
革除弊端发展经济
毛泽民的理财讲究平稳和务实。
在他任财政厅长以前，为了奖励税务人员，增加收入，财政部门规定了不少税收提成办法。如田赋税，规定县长在总收入内提成5%归己所有，正、副税务局长和征收人员提成1.5%归己所有等。由于当时规定各县县长兼任各县税务局副局长，他们的高收入及其变相的贪赃枉法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为了严肃财政纪律，消除这种弊端，理顺各方关系，毛泽民决定各县税务局长统由财政厅委派。同时，毛泽民采用逐年降低提成的办法，最终取消提成惯例。
盛世才掌权初期，地主们虽然占有很多田地，但每年交纳的田赋很少。因为他们将田地化整为零，分租于贫农。地主与贫农立约言定，所得收成按四六分成，地主占四成，租地人占六成，但种籽、差徭、赋税，地主不管。因此，地主中只有雇人耕种田地者交纳赋税，因而地主们每年交纳的田赋很少。租户每年虽得六成，除留种子和交纳赋粮外，还得应付差徭，信仰伊斯兰教的农民还按本人全年收入交纳1/40的“乌守扎卡提”宗教粮，因而每年所余粮食不足糊口，难以度生。毛泽民决定改变这一不合理现状，改变田赋征收方法，扩大对地主的税收征稽面。根据毛泽民颁布的税收条例，各县税务局同县政府一起组织群众，对全县地主的土地、资产进行复查，核定纳税量，按规定对他们进行征税。改变了以往田赋税的不合理征收。
毛泽民经常强调，理财要有全局眼光，不能竭泽而鱼，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收入有了来源，支出才有保证。毛泽民认真实施经济计划，亲自担任“新疆二期三年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在财政金融日趋巩固下，新疆经济建设得到空前发展。他在新疆留下了骄人的业绩，仅以农业为例：减免农业税，指导奖励牧民从事农业生产，全疆开垦荒地约3.4亿平方米；兴修水利，服务农业生产，修建了迪化红雁池水库、麦盖提县引玉河水大渠、伊犁裕民渠河槽及渡水槽，修缮了长90公里的伊犁皇渠，长30公里的焉耆乌拉斯台渠；推广改良棉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新式农具与农机……为发展农业，银行逐年增加贷款，并调整贷款项目。1938年发放贷款40万元，1939年发放农业贷款47.5万元，1940年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百万元，1941年发放春耕农机及特种农作物贷款总数达250多万元。
清正廉洁，冰雪节操
毛泽民身任厅长要职，但生活朴素，冰雪节操。他任厅长时沉稳内敛的目光和不动声色而又极具张力的自信，令人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他与朱旦华结婚时，婚礼在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盛世才送了一幅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10个大字。督办公署外事处处长王宝乾代表盛世才讲话。新房陈设，除了书架、写字台和4把苏式椅子外，别无它物。床上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连件新衣也未添置。很多同志和朋友到他家里贺喜，但因房屋狭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徐梦秋、茅盾、张仲实等坐得久一些。婚礼虽然热闹但极为简单，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了一下来贺喜的客人。
婚礼之后，财政厅主任秘书张远凤对会计科科长刘德贺说：“我打算找个炊事员给他俩做饭。另外，由于厅长的住宅距财政厅较远，打算让办公室工友张德胜老头每天到他家里，照顾一下炉火或代为购买日用主、副食品等，你看如何？”张德胜自然同意，他也觉得毛泽民夫妇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甚至晚上还要开会，没有时间搞家务。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向毛泽民提出这一建议时，却遭到了毛泽民的反对。
“不行，不行，我们各厅预算，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端，那如何能行？”毛泽民说。
“即使炊事员不要，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你们下班后到哪里买去？张老头是你办公室里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张远凤和刘德贺据理力争。
毛泽民无奈，只好点头接受了。
毛泽民工作，一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时朱旦华半夜醒来，仍见毛泽民挑灯伏案，埋头工作。毛泽民夜以继日的超强度工作，使新疆财政起死回生，但他自己的气管炎却加重了。即使病倒在床，他也没有放下工作，常在病床上派人叫来部属，当面指示和督促工作。大家看他卧病在床，有时甚至咳嗽吐血，仍全身心投入工作，无不深受感动，口服心服。总务科长见厅长公务繁重，身体不好，伙食简单，花钱买了几公斤好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对这位科长说：“我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当即把肉退还给了科长。
由于过分劳累，病情加重，毛泽民不得不于1939年5月到苏联治病。工友张德胜老人对毛泽民感情很深，日夜盼望厅长早日病愈归来。当毛泽民返回迪化时，张德胜欢喜极了，激动地说：“我到底又看到你了！”他经常赞叹地对别人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厅长！”
毛泽民到苏联疗养返回新疆后，还有些后遗症，有时感觉腹痛，经盛世才同意，在迪化东郊的水磨沟休养。他住在水磨沟清凉亭上，做饭需要一个火炉。张远凤主张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毛泽民不同意：“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让公家买炉子呢？”刘德贺家有个石油炉子，拿出让他使用，他才接受了。
从延安来的财政厅秘书郑亦胜到哈密出差，返回时乘坐飞机。郑知道毛泽民身体不好，特意从哈密带来一桶活鳝鱼送给他。毛泽民收下后对刘德贺几个人说：“今天你们下班后，都来水磨沟，我给你们做鳝鱼吃。”下班之后，几个人乘车一同来到清凉亭。
毛泽民和朱旦华加上来客一共7个人，在清凉亭享受了一次鳝鱼美味。第二天早上，盛世才下了一道手谕说，不准毛泽民在水磨沟养病，要他立刻回来，在城内另找适当地方休养。为了让毛泽民有一个好的环境养病，刘德贺等到处看房子。毛泽民不让他们找房子，决定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抗战时期，苏联支持中国，通过新疆霍尔果斯至哈密国际运输线，向内地运送物资。运费先由新疆垫付，然后由南京政府按期拨付法币。由于南京政府拨来的法币新疆尚未通用（新疆使用地方贷币。先为旧币，后为新币），新疆方面于是用法币在西安、兰州一带套购物资，运回新疆。陕西、甘肃两省认为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物价，因此电告蒋介石，请求加以制止。另外，新疆伊犁航空教导队——苏联为中国培训航空人员的机构——有许多航空员，觉得新疆货多价格又便宜，便想从中捞些油水。他们因新疆不用法币，就用法币从内地捎带美国纸烟来疆，以新币（币值比法币高得多）销售，牟取暴利。新疆当局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高烟的统税，一方面对新来或回去的航空员在新疆境内使用的新币额和新币与法币的兑换作出规定：在规定限额内，可用法币1元兑换新币1元，超出此数概不兑换。一些航空员因此大为不满，跑到内地散播说：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用法币，法币是国币，应该通用于全国，新疆为什么闹独立而例外？后来，蒋介石来电指示：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了顾全大局，新疆应通用法币。并要求新疆将通用日期电告中央等。
盛世才接到电报后，将原电交毛泽民、藏谷峰两人核议。
藏谷峰对毛泽民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我执笔，你定调子如何？”
毛泽民考虑后说：“我的意见：一、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都不识汉字，尤其是农民及边远牧民，更不懂汉字，因此新疆币票面印有维、蒙各族文字。而法币上全是汉字，票面又多种多样，少数民族群众不易识别，一些人难免不从中捣鬼，不但人民易遭受损失，市场也容易乱。同时，若帝国主义者伪造法币，鱼目混珠，则贻害更不堪设想；二、目前情况，新疆新币币值比较稳定，而法币一再贬值，新疆若使用法币，则新疆新币也必将受到影响，按比率计算，将使新疆财政金融遭受很大损失。这种情况，对中央无所裨益，对新疆更加不利。又如新疆新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买到苏方货物，若使用法币，则失去这种便利；三、新疆垫付运费，一切垫付和过去多次代中央向苏方购买汽油和飞机油，其中有用土产换的，也有用新币买的，但在中央还垫款时一律拨发法币，虽然两种币值有着差距，但为顾全大局，新疆仍是勉为其难，承担损失。新疆仅有400万人口，若在币值上再受到更大压力，实在无法承担；四、如今后新疆一律改用法币，固然属于统一币制或改革币制问题，但若使用法币后，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全疆收支预、决算出现大量赤字，中央是否能代为弥补？如不能，则使新疆徒受损失，甚为不妥。根据以上理由，我们的意见是，暂仍维持现状，到抗战胜利后，币值趋于稳定，再行统筹解决新疆法币通用问题。”
最后，藏谷峰依据上述理由，拟写成电文，亲自送到督办公署，由盛世才审阅同意后，发出电报，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1941年7月30日，盛世才以毛泽民有病，财政厅工作繁重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以银行行长藏谷峰兼财政厅代厅长。
加强财政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1938年2月21日，毛泽民乘飞机到迪化，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此时，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他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共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
毛泽民到任后，很快发现新疆各级财政机构外强中干、虚有其表，财政干部缺乏、素质不高。因此，他决定从这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当时，新疆财政厅名义上有200人的编制，实际只有几十人在应付工作。毛泽民将财政厅编制压缩为100人，定编定岗到人。同时，整顿和设立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阿山、哈密等行政区财政局以及各县税务局……一系列的措施，使新疆各级财政机构由虚变实。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立了新疆财政专修学校，培训了大量的财政干部。锡伯族的安世民，就是其中之一。毛泽民有一次在新疆财政专修学校讲话，通晓维吾尔语的安世民担任了他的维吾尔语翻译。当时，安世民已快毕业，但为了下一期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毛泽民把他留下边学习边翻译，并和第二期学员一同毕业。毕业后，安世民被分配到焉耆区做财税工作。他坚持财税制度，敢和偷税漏税的行为做斗争，多次受到毛泽民表扬，并很快升任焉耆区税务局长。后来，安世民被人诬告获罪，毛泽民替他洗清了冤情，将他调回财政厅工作。
对优秀财政干部，毛泽民爱护有加，对素质低下的财政干部，毛泽民则采取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觉改正。
一天，毛泽民挂在办公室衣架上的皮大衣不翼而飞。后来才得知是有人将其偷到当铺当了10元钱，毛泽民当即拿出10元让人取回。主任秘书张远凤得知后，认为是内部人窃去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毛泽民说：“我想偷窃的人一定是万不得已。查出来后，最低限度开除吧？试问，知情单位谁也不再用他，一家大小又将何以为生？不如给他一个自觉改正的机会。”
为了加强新疆的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毛泽民除了培养和改造旧的财政干部，还向延安要了一批财政干部。其中有些是我党优秀的财政干部，如高登榜、郑亦胜等。
大胆改革，改变新疆财政混乱局面
新疆的财政状况十分混乱，毛泽民针对新疆的财政混乱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创立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实行财政监察制度，有效改进了新疆各级财政机构的账务混乱局面、账目清查的拖沓状况。促进了财政廉洁。由于制度严格，财会人员平时都有准备，每逢财监会执法检查，被检查单位多能按时结算，很少发生拖拖拉拉、财务理不清的问题。财政监察制度后来又发展为全疆性的财政审核制度，即由财政监察委员会向各部门派稽核员和总稽核，负责财政监督检查。所有部门的一切财经手续，必须通过稽核员签字盖章方能生效。基本杜绝了财经工作中“跑、冒、滴、漏”现象，使一些贪污、盗窃、经济犯罪、“败家子”，难有机会可乘。
新疆与内地不同，没有私人银行和钱庄，仅有一个新疆省立银行，专为政府拨款服务。毛泽民经过认真调研，决定将省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38年12月5日，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民任筹委会委员长。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商业银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其中官股占60%为300万元，商股占40%为200万元。银行章程规定，官股利低，商股利高，存款利高，借款息低。因此，商业银行受到群众的拥护，不但商界积极入股，普通群众也有不少合伙入股者。在毛泽民的领导和运作下，商业银行发展很快，除迪化总行外，下属分行由9处增加到17处，并设有13个办事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新增了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利润大大增加。毛泽民还为天下寒士谋，建议商业银行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过去新疆豪富人家多开当铺，当息很高，一般是月息15分，有些20分，而且当期3个月，过期不赎即为“死当”，典当的物品就归当铺老板所有。商业银行开设的“公济当”，规定微利3分，当期1年，到期不赎，还可延期，取消“死当”。“公济当”的开设，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
统一货币是毛泽民在新疆开展的一系列改革中，一项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举措。由于新疆战乱频仍，军事耗资巨大，财政入不敷出。1935年，新疆的财政收入是7亿多两银票，支出却达12亿两。盛世才靠借外债和滥发纸币维持新疆运转。因此，新疆经济疲态尽露，物价飞涨。当时，省财政厅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不够就印，印了就发。省票印刷厂日夜赶印，纸币如同草纸一样不值钱。发工资每人一大捆，谁也顾不得去数。一张50两的银票买不上一盒火柴，买一个鸡蛋要500两银票。办婚、丧事要用马车拉票子买东西。更为严重的是全省货币不统一，混乱得不可收拾，省政府发行省票，喀什自用喀票，伊犁用伊票，一些地区甚至还在使用清币青铜制钱，一些商号也发行竹简或铁制币。除此之外，还流行天罡、元宝、油布贴等比值不一、五花八门的地方币和卢布、卢比等外币。致使货币使用混乱，流通紊乱，物价极不稳定，到后来商品流通中竟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旧币不值钱，信用一落千丈。各族人民怨声载道。毛泽民下定决心，一定要统一货币。为了树立新币信誉，毛泽民利用1938年秋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动员盛世才将自己库存黄金拿出一部分，加上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珠宝，搞了一个新币黄金、白银储备展览，让群众知道了新币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是有雄厚基金的。1939年2月1日，新币正式发行。票的背面印有毛泽民的签名。全疆各族人民吃够了旧币混乱的苦头，一俟新币兑换之日，家家户户奔走相告，拿出平时积存的旧币，一捆一捆搬到兑换所。为了保证新币稳定，有必要增加银行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毛泽民一方面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加强对黄金开采的管理，并号召与组织群众去开采金矿，另一方面于1939年11月主持修订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一改过去大量金银外流的情况。
毛泽民的理财工作进行得次序井然，有声有色。由于他不尚空谈，言而有信，改革成绩显著，因而深得人心。
严格预算、决算制度
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工作期间，制定了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制度规定，凡预算外开支，必须经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不予拨款。毛泽民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
前财政厅长陈德立为了巴结盛世才，将自己的一座私人公馆无偿地送给了盛的岳父邱老头。公馆后面有片空地，有些树木，邱老头派人种了花草。春夏季节，落日黄昏，很多市民喜欢到这里赏花乘凉。邱老头便用了心计，找到工程委员会委员王齐勋，说：“请你同财政厅商量一下，是否可以拨款，在这里搞点设备，建成一座小公园，供人游览。”这块地在邱公馆范围以内，公园建成后他把后门一关，便成了他私人的花园。王齐勋到财政厅向毛泽民提出这个意见后，毛泽民识破了邱老头的把戏。
王齐勋调任为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后，觉得办公地太小。邱老头又利用这个机会向王说：“我把我的公馆，让给你们办公，你们在明园给我建筑如数的房屋。这属于对等交换！”王将此意转告毛泽民。毛泽民回答说：“邱如愿让出公馆，可以作价卖给财监会，给你们办公。他可以用卖产所得自己去修房子！你们对等交换的办法，使公私混淆，无法列入支付预算。”
邱老头知道这个方法又落了空，便给盛世才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将和田街空地划段编号，卖给市民群众，让其自己修建住房，以此项所得价款，作为市政建设开支。这个建议，经盛世才同意后，通知了财政厅。毛泽民认为，财政厅的方针是统收统支，将上述空地划段编号卖给市民是可以的，但所得价款，应如数交财政厅，统一处理。至于市政建设，准备怎样进行，应做出计划，经财经委员会审核后，财政厅可以根据计划所需数字，核实拨款。毛泽民的这个建议，得到盛世才同意，遂将原批予以撤消。邱老头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毛泽民三番五次给他找麻烦。他生气地说：“地号划不划，卖不卖，我不管；市政建设不建设，我也不管；谁会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吧！干我甚事？”后来，以毛泽民为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亚瑶为城市建设总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规划设计。在修建道路外，改善交通和城市形象的同时，又划出不少房号，按“干”字排列，卖给市民群众。所有收入交省库，支出经预算，纳入全疆总预算内。
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称为“特别行动费”。当时特务横行，搞得人心惶惶，百姓惊恐不安。毛泽民无畏无惧，对“特别行动费”卡得非常严。有一次，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又来向财政厅要一笔庞大的特别费。
“干什么用？拿出计划来！”毛泽民说。
“特别行动费是临时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拿出计划！”李英奇说。
“那不行！没有计划，你总该知道干什么用的，否则这个钱就不能拨！”毛泽民说。
“干什么用？我不知道，你去问督办好了！”李英奇说。
“你是公安管理处的处长，你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开支呢？”李英奇寸步不让。
两人争得很厉害，直闹到盛世才那里。最后李英奇还是做了个公开的行动计划，尽管是巧立名目。
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军费特别是“公安费”卡得很严，而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尺度却放得较宽。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20%降为10%弱，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
革除弊端发展经济
毛泽民的理财讲究平稳和务实。
在他任财政厅长以前，为了奖励税务人员，增加收入，财政部门规定了不少税收提成办法。如田赋税，规定县长在总收入内提成5%归己所有，正、副税务局长和征收人员提成1.5%归己所有等。由于当时规定各县县长兼任各县税务局副局长，他们的高收入及其变相的贪赃枉法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为了严肃财政纪律，消除这种弊端，理顺各方关系，毛泽民决定各县税务局长统由财政厅委派。同时，毛泽民采用逐年降低提成的办法，最终取消提成惯例。
盛世才掌权初期，地主们虽然占有很多田地，但每年交纳的田赋很少。因为他们将田地化整为零，分租于贫农。地主与贫农立约言定，所得收成按四六分成，地主占四成，租地人占六成，但种籽、差徭、赋税，地主不管。因此，地主中只有雇人耕种田地者交纳赋税，因而地主们每年交纳的田赋很少。租户每年虽得六成，除留种子和交纳赋粮外，还得应付差徭，信仰伊斯兰教的农民还按本人全年收入交纳1/40的“乌守扎卡提”宗教粮，因而每年所余粮食不足糊口，难以度生。毛泽民决定改变这一不合理现状，改变田赋征收方法，扩大对地主的税收征稽面。根据毛泽民颁布的税收条例，各县税务局同县政府一起组织群众，对全县地主的土地、资产进行复查，核定纳税量，按规定对他们进行征税。改变了以往田赋税的不合理征收。
毛泽民经常强调，理财要有全局眼光，不能竭泽而鱼，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收入有了来源，支出才有保证。毛泽民认真实施经济计划，亲自担任“新疆二期三年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在财政金融日趋巩固下，新疆经济建设得到空前发展。他在新疆留下了骄人的业绩，仅以农业为例：减免农业税，指导奖励牧民从事农业生产，全疆开垦荒地约3.4亿平方米；兴修水利，服务农业生产，修建了迪化红雁池水库、麦盖提县引玉河水大渠、伊犁裕民渠河槽及渡水槽，修缮了长90公里的伊犁皇渠，长30公里的焉耆乌拉斯台渠；推广改良棉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新式农具与农机……为发展农业，银行逐年增加贷款，并调整贷款项目。1938年发放贷款40万元，1939年发放农业贷款47.5万元，1940年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百万元，1941年发放春耕农机及特种农作物贷款总数达250多万元。
清正廉洁，冰雪节操
毛泽民身任厅长要职，但生活朴素，冰雪节操。他任厅长时沉稳内敛的目光和不动声色而又极具张力的自信，令人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他与朱旦华结婚时，婚礼在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盛世才送了一幅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10个大字。督办公署外事处处长王宝乾代表盛世才讲话。新房陈设，除了书架、写字台和4把苏式椅子外，别无它物。床上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连件新衣也未添置。很多同志和朋友到他家里贺喜，但因房屋狭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徐梦秋、茅盾、张仲实等坐得久一些。婚礼虽然热闹但极为简单，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了一下来贺喜的客人。
婚礼之后，财政厅主任秘书张远凤对会计科科长刘德贺说：“我打算找个炊事员给他俩做饭。另外，由于厅长的住宅距财政厅较远，打算让办公室工友张德胜老头每天到他家里，照顾一下炉火或代为购买日用主、副食品等，你看如何？”张德胜自然同意，他也觉得毛泽民夫妇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甚至晚上还要开会，没有时间搞家务。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向毛泽民提出这一建议时，却遭到了毛泽民的反对。
“不行，不行，我们各厅预算，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端，那如何能行？”毛泽民说。
“即使炊事员不要，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你们下班后到哪里买去？张老头是你办公室里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张远凤和刘德贺据理力争。
毛泽民无奈，只好点头接受了。
毛泽民工作，一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时朱旦华半夜醒来，仍见毛泽民挑灯伏案，埋头工作。毛泽民夜以继日的超强度工作，使新疆财政起死回生，但他自己的气管炎却加重了。即使病倒在床，他也没有放下工作，常在病床上派人叫来部属，当面指示和督促工作。大家看他卧病在床，有时甚至咳嗽吐血，仍全身心投入工作，无不深受感动，口服心服。总务科长见厅长公务繁重，身体不好，伙食简单，花钱买了几公斤好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对这位科长说：“我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当即把肉退还给了科长。
由于过分劳累，病情加重，毛泽民不得不于1939年5月到苏联治病。工友张德胜老人对毛泽民感情很深，日夜盼望厅长早日病愈归来。当毛泽民返回迪化时，张德胜欢喜极了，激动地说：“我到底又看到你了！”他经常赞叹地对别人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厅长！”
毛泽民到苏联疗养返回新疆后，还有些后遗症，有时感觉腹痛，经盛世才同意，在迪化东郊的水磨沟休养。他住在水磨沟清凉亭上，做饭需要一个火炉。张远凤主张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毛泽民不同意：“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让公家买炉子呢？”刘德贺家有个石油炉子，拿出让他使用，他才接受了。
从延安来的财政厅秘书郑亦胜到哈密出差，返回时乘坐飞机。郑知道毛泽民身体不好，特意从哈密带来一桶活鳝鱼送给他。毛泽民收下后对刘德贺几个人说：“今天你们下班后，都来水磨沟，我给你们做鳝鱼吃。”下班之后，几个人乘车一同来到清凉亭。
毛泽民和朱旦华加上来客一共7个人，在清凉亭享受了一次鳝鱼美味。第二天早上，盛世才下了一道手谕说，不准毛泽民在水磨沟养病，要他立刻回来，在城内另找适当地方休养。为了让毛泽民有一个好的环境养病，刘德贺等到处看房子。毛泽民不让他们找房子，决定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抗战时期，苏联支持中国，通过新疆霍尔果斯至哈密国际运输线，向内地运送物资。运费先由新疆垫付，然后由南京政府按期拨付法币。由于南京政府拨来的法币新疆尚未通用（新疆使用地方贷币。先为旧币，后为新币），新疆方面于是用法币在西安、兰州一带套购物资，运回新疆。陕西、甘肃两省认为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物价，因此电告蒋介石，请求加以制止。另外，新疆伊犁航空教导队——苏联为中国培训航空人员的机构——有许多航空员，觉得新疆货多价格又便宜，便想从中捞些油水。他们因新疆不用法币，就用法币从内地捎带美国纸烟来疆，以新币（币值比法币高得多）销售，牟取暴利。新疆当局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高烟的统税，一方面对新来或回去的航空员在新疆境内使用的新币额和新币与法币的兑换作出规定：在规定限额内，可用法币1元兑换新币1元，超出此数概不兑换。一些航空员因此大为不满，跑到内地散播说：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用法币，法币是国币，应该通用于全国，新疆为什么闹独立而例外？后来，蒋介石来电指示：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了顾全大局，新疆应通用法币。并要求新疆将通用日期电告中央等。
盛世才接到电报后，将原电交毛泽民、藏谷峰两人核议。
藏谷峰对毛泽民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我执笔，你定调子如何？”
毛泽民考虑后说：“我的意见：一、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都不识汉字，尤其是农民及边远牧民，更不懂汉字，因此新疆币票面印有维、蒙各族文字。而法币上全是汉字，票面又多种多样，少数民族群众不易识别，一些人难免不从中捣鬼，不但人民易遭受损失，市场也容易乱。同时，若帝国主义者伪造法币，鱼目混珠，则贻害更不堪设想；二、目前情况，新疆新币币值比较稳定，而法币一再贬值，新疆若使用法币，则新疆新币也必将受到影响，按比率计算，将使新疆财政金融遭受很大损失。这种情况，对中央无所裨益，对新疆更加不利。又如新疆新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买到苏方货物，若使用法币，则失去这种便利；三、新疆垫付运费，一切垫付和过去多次代中央向苏方购买汽油和飞机油，其中有用土产换的，也有用新币买的，但在中央还垫款时一律拨发法币，虽然两种币值有着差距，但为顾全大局，新疆仍是勉为其难，承担损失。新疆仅有400万人口，若在币值上再受到更大压力，实在无法承担；四、如今后新疆一律改用法币，固然属于统一币制或改革币制问题，但若使用法币后，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全疆收支预、决算出现大量赤字，中央是否能代为弥补？如不能，则使新疆徒受损失，甚为不妥。根据以上理由，我们的意见是，暂仍维持现状，到抗战胜利后，币值趋于稳定，再行统筹解决新疆法币通用问题。”
最后，藏谷峰依据上述理由，拟写成电文，亲自送到督办公署，由盛世才审阅同意后，发出电报，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1941年7月30日，盛世才以毛泽民有病，财政厅工作繁重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以银行行长藏谷峰兼财政厅代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