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中印边境战争看新世纪中印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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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急剧上升。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發展中国家,虽然其人口总量、国土面积和综合实力略逊于中国,但发展潜能很大,增长势头较好,正在成长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中印两国山水相依,历史联系千头万绪。上世纪50年代,双方曾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战后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和无法化解的领土争端,自50年代后期起,中印关系急剧恶化,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争。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关系得到改善。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双方决定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迈上新台阶,双方在人文、安全、地区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亦不断推进。然而,就在双方共享睦邻友好合作成果、共谋“龙象共舞”美好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印边界摩擦再起。中印关系一时阴云密布。两国之间是否会再度爆发战争?“龙象共舞”的愿景还有无可能实现?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于洪君博士。
  《领导文萃》:中国与印度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均呈快速上升之势。中国与印度同时又是拥有漫长共同边界的两大邻国,目前又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可我们发现,近年来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消极,两国边界地区最近又突发争端,这其中的症结究竟在何处?中印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于洪君:回顧历史是为了正确面对现在、面向未来。
  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印两国关系最初发展得非常好,一度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相处的楷模。特别是中印两国联手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谱写出两国睦邻友好的佳话,同时还为当时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两国蜜月般的友好关系戛然而止,双方突然反目为仇,相互关系骤然激化,各领域的联系和交往随即中断。后来许多年间,双方各个领域交流对话,进展不如人意,更谈不上互利合作、互利共赢。
  众所周知,中印关系恶化,实际上并不突然。1947年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势力,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强权思维和侵略扩张传统,企图把西藏从中国肢解出来,由印度永久控制。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离西藏时,印度派高级军官赴藏,为图谋独立的西藏上层势力提供军援。虽然印度出于自身需要,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对华交往时,常常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提出非分要求。
  当时,新中国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答复印度: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1954年,双方就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的通商和交通问题达成谅解,签署了相关协定。正是这份协定,确认了中方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首先是针对印度的。
  1959年3月西藏叛乱,完全是印度插手干涉造成的。中国政府平息叛乱,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时,已经明确宣告:西藏叛乱与印度有关,叛乱指挥中心就在印度噶伦堡。印度当时对中国在西藏平定叛乱并进行民主改革极为恐慌。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
  《领导文萃》:在中印关系出现危机的最初阶段,中方的确比较克制,国际社会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印度似乎也没有与中国摊牌的能力,为什么后来双方还是走向了对抗,导致了大规模边境冲突和战争呢?
  于洪君:这完全是因为印度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因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干涉西藏事务,以保障他们的所谓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以全国人大决议的方式表明了如下立场:“最近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的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诚恳地希望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两国之间伟大而悠久的友好关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印度施压时,毛泽东亲自指示相关部门:“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此外,他还郑重承诺:“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
  《领导文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印度在攻击中国的文字风暴减弱的同时,边境地区的局势却进一步紧张和激化了呢?
  于洪君:主要原因是印度不断侵犯中国领土,中国方面最终忍无可忍。中印之间拥有大约2000公里的共同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自然形成的管辖范围,有一条传统习惯线,作为双方实际边界线。这条线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起,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至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中段从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起,沿喜马拉雅山山脉,至西段东南端;西段系指中国新疆、西藏沿喀喇昆仑山脉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接壤的边界地带。上世纪70年代,位于中印之间的锡金被印度兼并,中印边界又多了锡金段。正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中印边界共分为东、中、西段和锡金段,除锡金段已由历史界约规定外,其他每一段都存在争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在中印边界西段搞了一条约翰逊线,但中方未予承认。1914年3月,英国人麦克马洪诱使西藏地方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权,以秘密换文方式在中印边界东段搞了个麦克马洪线,将该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承认这种单方面划界行为。
  1950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后,印度受扩张主义野心驱使,开始蚕食中国领土。到1953年时,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基本上全被印度占领。两国边界中段,印度除占据了英国人原来占领的土地外,1954年后又侵占一些新地方。1956年后,印度又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这样一来,中印之间便形成了面积相当大的争议区,总共涉及12.5万平方公里。中方对印度单方面改变两国传统习惯线,恣意侵占中国领土,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主张谈判解决,最初态度比较克制。所以,无论是1954年尼赫鲁访华还是1956年周恩来访印,双方都未深入讨论边界问题。正因为如此,1958年以前的中印边界局势大体上还是稳定的。   中国军队以胜利之师勒兵不前,等待的是中印两国的和谈与边境地区的和平。然而,10月27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不但强势拒绝中方的和谈建议,反而自命不凡,要求中方恢复1962年9月8日前的两国边境局面,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承认印度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并以此作为双方停战条件。
  11月4日,中国再次发出和平倡议,印度却以宣布紧急状态,成立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军事动员,调集重兵增援边境相回应。全世界都对印度人的“胆儿肥”目瞪口呆。11月14日至16日,印军猛攻中国军队,试图挽回战场颓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被迫于16日至20日组织了第二次自卫反击。在这次反击战中,中国军队进一步扩大战果,一直推进到双方传统习惯线附近。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所有据点,被全部铲除。
  《领导文萃》:据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回忆,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印度终于顶不住了。“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慌”,他“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后来情况如何?
  于洪君:的确如此。这时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客的确扛不下去了,野心勃勃的印度军队也无力再战了。11月18日,尼赫鲁总理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分歧。拉达克里南总统同一天发表了类似讲话。19日,中国最高领导层召开会议,决定抓住机会,争取重启中印谈判。11月20日,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中印边境問题,决定中方先走一步,采取积极步骤,争取扭转日趋严重的两国边境局势。这时,“显得衰老、疲乏”并且尽讲“泄气话”的尼赫鲁也在寻找出路。但可笑的是,他困兽犹斗,竟突发奇想,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参加作战。但印军在战场上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法改变,美国人很知趣,没有犯为印度人火中取栗的错误。
  21日零时,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方面痛陈印度仍在拒绝中方和谈建议,继续扩大边境冲突,另一方面宣布了中方扭转边境局势的新举措:一、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二、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双方确立的实控线后撤20公里;三、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
  根据这一声明,在中印边界东段,中国军队虽然已经进入传统习惯线以北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是在中国境内作战,但仍然准备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处。在中段和西段,中国军队也将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在获得巨大战果的情况下做出如此决策,和平意愿天日昭昭,任何人都无可置疑。
  11月22日零时,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在中印边境全线实行停火。
  一周后,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希望印方能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局势缓和,指派官员在边界各段进行会晤,商谈停火后的相关事宜。由于中方的不懈努力,中印边界最终实现了全线停火,两国军队脱离接触,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下来。
  《领导文萃》: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无疑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中方并没有利用战场优势制造有利于本国的边境形势,更没有在外交上对印度施加任何政治压力。印度方面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呢?是否从这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中汲取了应有的教训呢?
  于洪君:中国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打响,到11月22日中国军队全线停火,仅仅一个多月时间。1963年2月底,中国军队全部完成后撤计划。4月2日,中方宣布释放印度被俘军人。中国军队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包括尚未开封的美式装备和仍可使用的苏制直升机,此前都已经交还印度。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后,周恩来共致信25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同时抄送其他地区83位领导人,向他们说明中印边境冲突的由来,重申中国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心。周恩来对相关国家推动中印谈判而不介入纠纷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也希望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公道,运用其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合理解决。
  我想强调的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戰争理应避免,也能够避免,但未能避免,责任完全在印方。1963年2月19日,在中印边境指挥作战的张国华将军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了有关情况。根据他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最初绝没有与印度兵戎相见的意图,更没有精心策划、攻其不备的军事准备。
  至于印度方面,应当说,他们主动挑起冲突,最后败得很惨,这对印度朝野上下造成巨大冲击。印军的惨重伤亡,被看作是印度的耻辱。中印外交关系因这场战争,随后降至代办级。双方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联系几乎完全停止,更遑论政治交往。不过,双方从那场战争中毕竟汲取了一些教训。对待边界事务,彼此格外谨慎。大规模的边境流血冲突,从此未再发生。
  《领导文萃》: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中方所做的外交努力是否有助于双方坐下来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印双方积怨甚深,通过谈判化解边界问题的前景如何?
  于洪君:由于1962年那场战争,中印双方的确积怨很深,这是双方处理两国关系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酷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国首都一度出现相互冲击对方大使馆、两国外交部门相互驱逐对方外交官事件。印度军队个别时期在个别地段,也曾在中印边境搞过一些小动作,引起一些小的摩擦和冲突。尽管如此,中方改善中印关系的意愿仍一如既往。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米什拉,拉着他的手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印度从各自利益出发,开始了有限的接触与往来。印方也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1979年,印度外长瓦杰帕伊来华访问,提出了双方设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建议,得到中方响应。1981年—1987年间,双方共举行八轮副外长级官员会谈,讨论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
  几十年过去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世界总体形势和地区战略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关系和力量对比早就今非昔比。在这种形势下,中方主张遵照历史背景、现实情况,珍惜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但印方仍坚持原来立场,双方八轮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1986年,印度将它在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建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和阿鲁纳恰尔邦。1987年,双方在边界地区也曾发生摩擦,几乎酿成大规模冲突。中印边界问题依然非常复杂。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两国领导人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同意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组。1989年至2005年间,双方举行十五轮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会谈。这期间,瓦杰帕伊作为印度总理于2003年正式访华。中印双方除承诺发展两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外,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两国特别代表断断续续地保持着接触和联系,工作有所成就。2004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双方签署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议。
  《领导文萃》:我理解,这个协议是两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两国增进政治互信的重要收获。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接连不断,领导人个人关系日益密切。尽管可能还会出现某些曲折,但我认为,终归会得到解决。
  于洪君:确认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确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积极成果,但根据这些原则确定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结构,依然步履维艰。2005年—2009年间,中印双方特别代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八次会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09年5月,印度国大党赢得大选,新政府曾表示,希望三四年内解决印中之间所有问题,结果未能如愿。尽管双方特别代表进行了反复接触和多轮会谈,中印边界谈判裹足不前的局面始终没有改變。2013年,两国军队曾在边境地区发生长达21天的帐篷对峙。
  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莫迪成为印度新政府总理。中印两国领导人很快实现了互访,双方就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拓展和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各自表达了良好的意愿。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印度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根深蒂固,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永久占有中国领土的野心始终存在。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两国边境地区还发生了小规模摩擦。可以说,时至今日,印度国内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当年是中国侵略了印度。有人甚至认为,当年中国军队如果不撤退,双方在印度境内展开决战,结局可能完全不同。总之,形形色色的“中国侵略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还有相当的市场。
  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势头不断走强,印度人的大国情怀受到激励,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上与中国一争高低,可能或者已经成为印度的国家意志。有材料显示,到2015年时,印度已将其国防开支的1/3用于中印边界防务。仅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印度部署的兵力就达20多万,为中国在该地区部署兵力的4倍多。种种迹象表明,印度并没有放弃以武力方式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继续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战略图谋。相关的设施建设和军备活动,仍呈不断加大之势。而且,正是由于印度的干预,中国与不丹的边界谈判,进行二十多轮,始终无法实现突破。
  《领导文萃》:近一段时间,中印边境局势又趋紧张和尖锐,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两国关系中的这一新情况?中印两国“龙象共舞”,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
  于洪君:中印边境局势近来突然紧张,主要原因是,印方以安全关切为由,派兵侵入毗邻不丹的中国洞朗地区,强行阻止中方在本国境内修筑公路,在以往相安无事、本无争议的地区,制造两国军人近距离对峙20多天的危险局面,性质极其严重。当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向印度表明立场,要求印军撤出时,印方竟声称,中国与锡金邦的边境也存在争议!在回应中方严正警告时,印度国防部长居然狂妄地表示,现在的印军已经不同于1962年了,气焰的确过于嚣张。由于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中国国内有人悲观地预言:中印两国终有一战。也有人主张借此机会,发动新的对印反击战,彻底收回藏南领土,或者一劳永逸地铲除印度的“地区霸权”。
  中印边境形势如此发展,确实令人担忧。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的中印关系,毕竟已不同于上世纪中期。从中国方面看,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印关系。2014年9月,印度新总理莫迪就职不到半年,习近平主席就对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习近平主席当时宣布,未来5年中国对印投资将达200亿美元,双方将共同努力将两国贸易额提升到1500亿美元。关于两国边界问题,习近平主席表示,双方要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要共同管控好争议,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安宁,不使边境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莫迪也承诺,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不允许藏人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他也表示,印度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管控好边界争议,加快推进边界问题谈判,早日找到解决办法。双方就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形成了政治共识。
  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中印关系总体上呈现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良好态势。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时,双方签署了24项政府间合作协议和21项商业合作文件,合作规模高达220亿美元。在两国领导人已经形成战略性、全局性和长久性政治共识的新世纪新时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维护边境局势稳定,归根到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所以,我认为,说目前中印边界形势不会影响中印关系大局,显然是自欺欺人,负面影响肯定会有。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做好多方面准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坚信,双方领导人正在努力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G20汉堡峰会上成功会晤,表示双方将妥善处理边境问题,尽最大努力管控风险和危机。
  至于你所说的“龙象共舞”,我理解,指的是中印两国以相互尊重、长期友好为基础,建立起联动发展、共同进步、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目前,中印两国正在协商签署睦邻友好关系条约、建立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发展战略对接等重大议题。我坚信,中印两国能够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汲取相关教训的基础上,立足本地区、放眼全世界,加强交往,扩大合作,深化互信,厚植友谊,从而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求同化异、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方向持续发展,使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很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能够在筑造地区和平机制、打造命运共同体、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等更加广泛的国際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双方能够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始终做到相向而行,“龙象共舞”就一定会由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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