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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认为无法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无法找到独立于经验事实之外的分析命题的观点对后来的哲学家形成了巨大影响。蒯因的观点是对于这种区分给予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指出这种基于日常语言表达形式的区分是正确的，但是与形式语言的产生与构成方式有根本的区别，同时阐明了在形式语言中依然可以承认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的可能性。
关键词：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经验;形式语言
作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莱布尼茨和休谟。认为分析命题与事实无关，根据意义为真，而综合命题则以事实为根据，不能直接从主词的意义中推断出来。作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已经成为了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蒯因（W.V.O.Quine）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猛烈地抨击了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两类命题之间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区别，也不可能有明显的分界线。在作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之后所产生的还原论也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分析方式，均都予以抛弃。而这产生出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模糊了思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其次是转向了实用主义。
根据传统区分，分析命题有两种：第一种是逻辑真理，如“No unmarried man is married.”这一类命题;第二种是能够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转化成的逻辑真理。在这两种命题中，蒯因认为第一种不存在问题，而第二种做法是错误的。蒯因依次考察了把分析性问题转化成同义替换的三种方法：一是下定义的替换，二是真值相同的替换，三是根据语义规则替换。蒯因认为这三种替换方式都不能帮助我们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中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以下面陈述句为例，具体看蒯因对传统分析命题的攻击。
例1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单身汉”替換为“未婚的男子”，则成为
例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这样看来，第二类的陈述便可化归为第一类的逻辑真理，但蒯因认为这里面的替换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用定义说明同义性是不成功的。这里所说的定义可包括三种形式：词典定义、阐释（explication）和约定定义。蒯因认为定义归根结底为经验。他认为当我们查阅词典寻求定义时，事实上已经存在一种已有的来自经验的用法了。词典定义被认为是字典编撰者对其观察到的同义现象的经验报告，因而“不能作为同义的基础”，否则无异于本末倒置。他说：“词典的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另一种定义是有卡尔纳普提出的“阐释”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单纯地把定义词解释为另一个同义词，它是通过对被定义词的意义进行精炼或补充的方式来改进被定义词。阐释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某些特优语境的用法，同时使其他语境的用法更为明确，这种情况仍然是以已经存在的语词的同义性为根据的。它要依赖于定义词和被定义词语言环境的同义。基于阐释性定义而同义看起来不会被简单归约为基于先在的同义而同义。但阐释性定义仍然有恰当与否的问题，即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在“所希望的语境”（favored contexts）中保持同义。因此，基于阐释性定义来刻画同义虽不至于是直接的同语反复，也仍然是循环的。故此，它也不能作为定义的根据。最后一种定义是一种极端情况，它不能归溯到已存在的同义性，它纯粹是为了缩写的目的，明显地根据约定引进新的记号。在这种情况下，被定义词是为了与定义词同义而专门造出来的。这种定义没有正确或恰当与否的问题，因而也不依赖什么先在的同义。蒯因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透明的通过定义来创造同义的案例。”但蒯因认为这只是极端的情况，“对于其他情况定义依赖同义而非解释同义”。
其次，用真值相同的可替换性来说明同义性也是不可行的。人们常认为，两个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就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真值不变。“可互换性”并非是在任意情况下可互换。例如，不同的词项可以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但互换后不影响真值就行。蒯因称之为认知同义（cognitive synonymy）。但这显然是困难的。例如句子“‘单身汉’是三个汉字”就推不出“‘未婚男子’是三个汉字”。同时，对认知同义的刻画依赖于“必然地”的意义。而“‘必然地’这个副词被用来修饰真，当且仅当这个真是个分析命题”。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直白的循环论证，但也类似”。即使我们把这反例弃之不顾，仍然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因为，当人们试图用保全真值的替换时，就已经埋下了循环论证的因子。这是因为，如果说“单身汉”和“未婚男子”可以真理性相同地替换，就已经假定了它们是同义的。但有些词的外延恰巧偶然一致，如“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可以真值相同地互换，但其依据却不在于对这些意义所作的分析。
并且，求助于“语义规则”来说明分析性也是不成功的。卡尔纳普等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由于其含混模糊，难于说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别，而用有明确定义规则的人工语言就可以清楚阐明这个区别。根据他们的观点，分析性被看作是语言L和命题S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关系对于变项L和S来说普遍地具有意义。但是，蒯因认为语言L0的语义规则只适用于语言L0，这个定义不能被确定为普遍适用于一切语言的标准。根据以上批驳，蒯因最后得出结论：“尽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具有它们的先天的合理性，可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界线其实并没有划出来，所谓要划出这样一条分界线的想法，只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用来见证“分析”或“同义”概念模糊性的例子全部来自日常语言。因为在形式语言中，蒯因所谓的逻辑真，即逻辑有效式，的确有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所以，蒯因关于分析与综合判断难以区分的论证完全是基于日常语言的，这与早期分析哲学家所讨论的对象根本不属于一个论域。这就自然有从那些客观的结构到语言的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而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在蒯因那里是不可解的因而是不存在的。
参考文献：
[1]A. P. Martin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Davidson D.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宋文淦，张家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8）
关键词：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经验;形式语言
作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康德、莱布尼茨和休谟。认为分析命题与事实无关，根据意义为真，而综合命题则以事实为根据，不能直接从主词的意义中推断出来。作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已经成为了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蒯因（W.V.O.Quine）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猛烈地抨击了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两类命题之间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区别，也不可能有明显的分界线。在作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区分之后所产生的还原论也是一种错误的哲学分析方式，均都予以抛弃。而这产生出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模糊了思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其次是转向了实用主义。
根据传统区分，分析命题有两种：第一种是逻辑真理，如“No unmarried man is married.”这一类命题;第二种是能够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转化成的逻辑真理。在这两种命题中，蒯因认为第一种不存在问题，而第二种做法是错误的。蒯因依次考察了把分析性问题转化成同义替换的三种方法：一是下定义的替换，二是真值相同的替换，三是根据语义规则替换。蒯因认为这三种替换方式都不能帮助我们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中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以下面陈述句为例，具体看蒯因对传统分析命题的攻击。
例1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单身汉”替換为“未婚的男子”，则成为
例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这样看来，第二类的陈述便可化归为第一类的逻辑真理，但蒯因认为这里面的替换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用定义说明同义性是不成功的。这里所说的定义可包括三种形式：词典定义、阐释（explication）和约定定义。蒯因认为定义归根结底为经验。他认为当我们查阅词典寻求定义时，事实上已经存在一种已有的来自经验的用法了。词典定义被认为是字典编撰者对其观察到的同义现象的经验报告，因而“不能作为同义的基础”，否则无异于本末倒置。他说：“词典的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另一种定义是有卡尔纳普提出的“阐释”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单纯地把定义词解释为另一个同义词，它是通过对被定义词的意义进行精炼或补充的方式来改进被定义词。阐释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某些特优语境的用法，同时使其他语境的用法更为明确，这种情况仍然是以已经存在的语词的同义性为根据的。它要依赖于定义词和被定义词语言环境的同义。基于阐释性定义而同义看起来不会被简单归约为基于先在的同义而同义。但阐释性定义仍然有恰当与否的问题，即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在“所希望的语境”（favored contexts）中保持同义。因此，基于阐释性定义来刻画同义虽不至于是直接的同语反复，也仍然是循环的。故此，它也不能作为定义的根据。最后一种定义是一种极端情况，它不能归溯到已存在的同义性，它纯粹是为了缩写的目的，明显地根据约定引进新的记号。在这种情况下，被定义词是为了与定义词同义而专门造出来的。这种定义没有正确或恰当与否的问题，因而也不依赖什么先在的同义。蒯因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透明的通过定义来创造同义的案例。”但蒯因认为这只是极端的情况，“对于其他情况定义依赖同义而非解释同义”。
其次，用真值相同的可替换性来说明同义性也是不可行的。人们常认为，两个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就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真值不变。“可互换性”并非是在任意情况下可互换。例如，不同的词项可以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但互换后不影响真值就行。蒯因称之为认知同义（cognitive synonymy）。但这显然是困难的。例如句子“‘单身汉’是三个汉字”就推不出“‘未婚男子’是三个汉字”。同时，对认知同义的刻画依赖于“必然地”的意义。而“‘必然地’这个副词被用来修饰真，当且仅当这个真是个分析命题”。所以，“这虽然不是一个直白的循环论证，但也类似”。即使我们把这反例弃之不顾，仍然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因为，当人们试图用保全真值的替换时，就已经埋下了循环论证的因子。这是因为，如果说“单身汉”和“未婚男子”可以真理性相同地替换，就已经假定了它们是同义的。但有些词的外延恰巧偶然一致，如“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肾脏的动物”可以真值相同地互换，但其依据却不在于对这些意义所作的分析。
并且，求助于“语义规则”来说明分析性也是不成功的。卡尔纳普等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由于其含混模糊，难于说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别，而用有明确定义规则的人工语言就可以清楚阐明这个区别。根据他们的观点，分析性被看作是语言L和命题S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关系对于变项L和S来说普遍地具有意义。但是，蒯因认为语言L0的语义规则只适用于语言L0，这个定义不能被确定为普遍适用于一切语言的标准。根据以上批驳，蒯因最后得出结论：“尽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具有它们的先天的合理性，可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界线其实并没有划出来，所谓要划出这样一条分界线的想法，只是经验主义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用来见证“分析”或“同义”概念模糊性的例子全部来自日常语言。因为在形式语言中，蒯因所谓的逻辑真，即逻辑有效式，的确有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所以，蒯因关于分析与综合判断难以区分的论证完全是基于日常语言的，这与早期分析哲学家所讨论的对象根本不属于一个论域。这就自然有从那些客观的结构到语言的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而翻译是否正确的问题在蒯因那里是不可解的因而是不存在的。
参考文献：
[1]A. P. Martinic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Davidson D.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宋文淦，张家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湖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