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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她多年，使她步履维艰。这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的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出现在青年人中，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蜒“潘晓”联系到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们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仍在加剧、加深。
潘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来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痊愈。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
潘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自我，回归的是什么？是回归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
“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摘自《开放中国》）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的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出现在青年人中，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蜒“潘晓”联系到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们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仍在加剧、加深。
潘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来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痊愈。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
潘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自我，回归的是什么？是回归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
“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摘自《开放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