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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上石油价格快速高涨相一致，中国市场的油价也出现了大幅扬升，表面上看，国内油价的上涨是“有形之手”调控的结果，但真正的驱动力量却并非如此。
外部价格传导与内部供需失衡
10年前，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还徘徊在每桶10美元左右。10年后的今天，期货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划破了一道又一道消费心理防线，马不停蹄地劲升到了147美元／桶。更令人不安的是，原油价格还将继续暴涨至200美元的预测仍然不绝于耳。
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和资源跨国界配置的既定大势，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逃脱不了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只不过是有的可以分享油价高企的盛宴，而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为日益上升的油价痛苦埋单。中国则属于后者。
中国国土资源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国内每年产油只有1.8亿吨，而石油消费量则为3.2亿吨，高达1.4亿吨的石油消费需要靠进口解决，对外石油依存度达44％。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研究和预测，中国石油消费量今后10年将保持6％左右的增幅，而自产原油产量只有不到2％的增幅。因此，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6.1亿吨，石油供需缺口将达2.5～4.3亿吨。在此背景下，中国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将抵至58％。
以钢铁，机械、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为主要内容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最鲜明特色，自然也是拉动石油需求的最主要力量。资料表明，目前我国重工业增加值已占工业比重64％以上，而且出现逐年提高的态势。不仅如此，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目前，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正是如此，我国工业石油消费占全国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工业的石油消费也将处于迅速增长阶段。
问题严重性在于，除了第一产业方阵中工业企业这只巨大的“油老虎”之外，伴随着最近几年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交通运输则构成了对石油需求的新生力军。环球能源网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98亿辆，比2006年增长10.0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私人小汽车在最近10年中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97～2007年，我国私人小汽车由不到300万辆上升到2350多万辆，10年中新增2050多万辆，而且仅2007年就增加492万辆。有研究预测，2010年中国私人小汽车的数量将超过一亿辆。小汽车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石油需求迅速增加。正是如此，我国交通运输业的汽车耗油量从10年前不足25％迅速提高到了如今的40％。IEA据此预测，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购买汽车，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
还须指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燃料油期货交易，但汽油、柴油、原油等石油期货品种目前还是空白，这就意味着中国基本上在石油价格上没有话语权。因此，在对国际石油资源保持着强烈依赖和国内需求日益旺盛的前提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引致中国市场油价的敏感反映。未来中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事实：一方面是石油供给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放大；一方面是自产油量受到客观遏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庞大的进口油源。这种供求失衡和资源内外结构失衡的联动生态，使石油价格在中国完全具备了上升的动力和条件，同时也让国际市场不断高企的油价在中国找到了最充分的传导通道和最丰厚的土壤。
定价机制行政化与国内外价格差
虽然我国国内石油价格的运行曲线与国际油价的运动轨迹在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但这并非等于中国油价已经完全国际化。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之间目前还只是“有限接轨”，即原油价格已与国际油价接轨，基本保持一致，但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则由国家发改委调控。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石油定价机制目前依然采取行政化的驱动方式。
在我国，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应都有国内自产与进口两种途径，这种分类也决定了石油定价的不同手法：国产原油基准价格是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的离岸价格加上关税确定的，贴水或升水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则是以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一揽子价格加权平均值为定价基础，根据基本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在基准价上下8％的范围内浮动，来制定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
如此的价格管制在时间上造成国内原油定价往往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个月，并导致了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倒挂”(国内油价低于国际油价)。对于石油企业而言，为了规避价格调整的滞后和“倒挂”风险并进而增大自己获利的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国内供应量同时增加出口量，或者尽可能逃避政策要求而压缩进口量。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原油23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30.6％，其中仅6月份就出口原油142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5倍；与此同时，中国累计进口原油9053万吨，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0.2个百分点。另据中石油数据显示，中石油今年上半年汽油产量减少3.6％，7月计划进口汽油10万吨，相比6月份进口2075万吨减少了一半。在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国内石油供给吃紧的状况下，石油生产商顺“市”而为的结果只能加剧国内石油市场需求的紧张程度，进而加大石油价格的上涨压力。
运用价格预期驱动价格上涨是石油企业面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油价“时间差”而可能制造的另一种结果。一方面，石油运营商在原油进口中长期存在着“买涨不买跌”的现象——国际油价上涨时，由于预期一个月后国内定价也会相应上涨(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下个月的国内油价，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所以几大石油商就会高价大量买进。另外，根据国际油价的走势，国内销售者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国内油价的基本走势，即上调还是下调，在做出价格预期后，就能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囤积。前者形成了国家发改委必须拔高价格的假象和压力，而后者无疑造成了油品资源的紧张，从而引发相关部门价格提升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今年以来普遍陷入萧条的背景中，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已成潮流。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统计， 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每流入1亿美元投机资金，石油期货价格就会上涨1.6％。而据日本经产省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也称，2007年下半年每桶90美元的油价中，其中30至40美元是由市场投机造成。依此推测，目前147美元以上的油价中有60％的投机因素。这远高于专业人士关于投机占油价10～20％的推测。投机资本的制胜秘诀在于“机”，而中国石油定价机制客观上形成的国内外油价“价格差”恰恰为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了获利空间，也酿成了投机因素驱动中国油价上行的可能。
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此，对于投机资本而言，只要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时间差”存在一天，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有利可图：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再把人民币换成成品油，之后把油运到国外，最后换成美元。表面上看来，货币成为了投机者交易的起点和终点，但石油却成为了让投机利润发酵的重要媒介。在这个左手倒右手的虚拟投机活动中，中国国内的廉价石油被大量输送到国外，市场正常的供应链条被频频打断，油价也被推到了敏感的边缘。
石油价格上涨除了投机资本的虚拟活动之外，现货贸易中也常常闪现着国际投机力量的身影。今年以来，在国际油价一路上升行情中，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国内通胀的压力，有意压低了成品油零售价格，减少并延缓了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涨幅：在5月纽约93号汽油价格从110美元／桶直线上升至129美元／桶，涨幅达17％的情况下，我国华东地区93号汽油价格仅从5980元／吨提高到了6520元／吨，涨幅为9％，且这一举措是在6月份进行的。这样国际、国内成品油价格就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相差10％左右。国际石油投机商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我国石油销售市场大赚了一笔，而我国石油销售企业因体制僵硬，难以适应这样的快速反应，出口经验和渠道又不多，大量低价成品油被跨国石油经销商出口到境外，于是出现了我国成品油市场供应极其短缺和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的情况。
垄断博弈与价格补贴之嫌
为了打造大型的“国家队”与国际跨国油企相抗衡，10年前我国展开了石油行业的资本重组，最终形成了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主要成员的国家方阵，同时也铸就了两家石油公司至今的市场垄断地位与谈判力量。
按照当初重组后的市场分工，中石油主要承担原油的勘探与生产中石化承担炼油、成品油批零业务，进口原油则由两大集团炼厂炼制，地方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都交给了两大集团销售，进而批发业务也集中到了两大集团手中。
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大石油集团无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国际与国内油价市场变局的酸甜苦辣。表面上看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本可以使他们特别是中石油赚得盆满钵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定价机制的行政化以及国内油价调整的滞后化，国内市场石油销售价格往往要低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计算发现，在我国对石油价格进行了最新一次调整后，按照近期新加坡进口汽柴油完税价格匡算，我国的汽柴油出厂价与国际市场价差仍然分别达到了每吨2900元和近5000元。这就意味着，承担着向国内市场提供石油产品的中石油和石化必然出现亏损，而且炼油越多，亏损就越大。资料表明，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炼油领域盈亏平衡点约在80美元／桶上下，在原油价格达100美元／桶时，他们每售1吨汽油亏损就达2000元人民币，在如今国际油价突破了140美元的行情中，其亏损窟窿被越撕越大。
当然，既然国家铸就了两大石油集团的垄断生态，就理所应当地为他们的亏损埋单。资料表明，为最大程度地分解国有油企的亏损压力，中央政府分别在2006、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季度为中石化提供50亿元，49亿元、197亿元补贴。据中金公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测算，2007年国家对于油价的隐性补贴已经超过2200亿元，占GDP的0.9％。而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2008年政府补贴有可能达到1800亿元人民币。
不错，外部输血式补贴既维持了国内市场低油价格局，也大大缓释了石油企业的销售成本，但与此同时却埋下了价格上涨的不安因素。一方面，石油企业可以拿国际市场高油价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进而获取更多的补贴筹码，而在政府难以承受补贴之重的情况下，最终就只能选择调高价格的方式；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可以驱动石油商不计成本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油或成品油，进而直接对政府形成调价的压力。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补贴势必进一步加强了石油行业的垄断力量，使得石油价格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降低，也使石油商在与政府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清晰，我们有必要对石油市场的垄断状况作出进一步分析。资料表明，除了控制国内原油市场外，目前市场上国有贸易石油进口占到80％由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掌握。由于中石油、中石化有炼油板块和销售板块，两大集团产出的国内原油以及从国外采购的原油，都由其统购、排产，然后交给炼油厂加工炼制。作为销售板块，两大集团是按照销售计划将计划额分配到各大省公司，省公司再配送到市、县公司，最后才配送到网点。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有些非国有石油企业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20％的石油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但还是要走两大集团的销售渠道。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排产计划才能进口这些原油，而这些排产计划都是由中石油、中石化所控制。自然，两大集团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正大光明地收购那些有资质、牌照的非国有企业的配额。而更坏的情况是，两大集团收购以后，交给自己的炼油厂炼制，随后将炼制的成品油再高价卖给这些非国有油企。因此，虽然去年1月国家放开了原油、成品油的批发权，但这只是“文件的表述”，中国石油市场的垄断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松动。而在一个垄断的石油市场中，石油产品也就具备了必然上涨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
价格市场化的条件具备吗?
在一个需求旺盛但又依赖补贴维持低油价的市场生态中，打破原有的定价格局并让石油价格回归到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状态，已经成为时下学界和实业界不小的呼吁。
的确，行政化的定价机制捉襟见肘。价格管制导致了资源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效。不仅如此，严格的价格管制还引致了巨大的外部不经济，尤其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实际上更多地最终流向高耗能企业，不受节制的能源消费导致提高能效的努力大打折扣。另外，从消费的角度讲，由于实际生活中富人往往要比穷人消耗更多的油气资源，政府的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等于是公共财政分配向富人的倾斜，客观上更不利于弱势群体，加剧了不同区域、行业、企业和个人的不平等。更加重要的 方面还在于，严格的价格管制使得国内的需求和油价的飚涨陷入恶性循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低成本的石油产品只能助长需求方无节制地掠夺式使用，虽然中国的石油需求并非世界油价上涨的决定性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成为国际油价上涨的助推器。
然而，对行政化定价机制的诟病，并不能成为石油产品可以完全市场化的全部依据，中国石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目前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
抑制与防止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而石油价格放开势必发生助长通胀的可能。据IEA测算，如果国际原油上升10美元，持续一年，将推动我国CPI上升0.8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报告，今年6月份，我国CPl同比上涨7.1％，虽然已经出现了连续2个月的下降，但此前已经连续数月上涨超过8％。不仅如此，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经连续多月处于历史高位。资料表明，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6％，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1％，涨幅比上年同期高7.3个百分点。由于PPI向CPI的传导周期一般为3－6个月，依此分析，我国未来面临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两利相权取其重。在遏制通胀关平民生以及放开油价纠正市场失灵方面，虽然同样都是公共政策目标，但政府只能选择前者。
作为上游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血液，石油价格的变动关乎着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及其命运。应当承认，低廉的煤、油、水、电等资源类产品是构成中国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油价的市场化不仅将大大抬高诸多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而且中国以“汽车产业兴国”的梦想就很可能延迟甚至破灭。更加要害的方面还在于，石油价格放开将直接引致诸如化肥、塑料等行业的生产成本的叠加，并进而威胁和冲击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而这显然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进一步分析发现，石油价格市场化之所以不易出世，还与现实中垄断与反垄断之间的矛盾紧密关联。一方面，现有石油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使政府对油价的管制成为可能，但油价放开后，既会使目前固有的垄断格局得以强化，政府又会因为丧失油价这一利器而更加难以通过国企实现其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的多元化问题上，政府只能选择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笔者认为，中国石油价格实行市场化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内企业尤其是高能耗工业企业普遍拥有抵御油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能力；二是国内石油巨头具备驾驭进出口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三是国家拥有足以对抗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能力。目前，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石油期货市场，企业管理与技术水平又相对较低，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消化油价上涨的成本压力，这就使得油品价格市场化的第一个条件不完全具备。另外，在少数巨头垄断国内市场并缺少充分竞争的背景下，石油巨头既没有积极研究国际市场竞争的动力，也没有主动合理利用国际市场投机规则的压力，其驾驭石油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受到抑制。不仅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运用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冲油价上涨，但本币升速过快必然放大外部资本的投机机会并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中国还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缺乏有效对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主动权。因此，从国家层面观察，中国完全放开石油价格的条件还不成熟。
外部价格传导与内部供需失衡
10年前，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还徘徊在每桶10美元左右。10年后的今天，期货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划破了一道又一道消费心理防线，马不停蹄地劲升到了147美元／桶。更令人不安的是，原油价格还将继续暴涨至200美元的预测仍然不绝于耳。
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和资源跨国界配置的既定大势，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逃脱不了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只不过是有的可以分享油价高企的盛宴，而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为日益上升的油价痛苦埋单。中国则属于后者。
中国国土资源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国内每年产油只有1.8亿吨，而石油消费量则为3.2亿吨，高达1.4亿吨的石油消费需要靠进口解决，对外石油依存度达44％。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研究和预测，中国石油消费量今后10年将保持6％左右的增幅，而自产原油产量只有不到2％的增幅。因此，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6.1亿吨，石油供需缺口将达2.5～4.3亿吨。在此背景下，中国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将抵至58％。
以钢铁，机械、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为主要内容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最鲜明特色，自然也是拉动石油需求的最主要力量。资料表明，目前我国重工业增加值已占工业比重64％以上，而且出现逐年提高的态势。不仅如此，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目前，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正是如此，我国工业石油消费占全国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中国工业的石油消费也将处于迅速增长阶段。
问题严重性在于，除了第一产业方阵中工业企业这只巨大的“油老虎”之外，伴随着最近几年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交通运输则构成了对石油需求的新生力军。环球能源网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598亿辆，比2006年增长10.0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私人小汽车在最近10年中出现了爆炸式增长。1997～2007年，我国私人小汽车由不到300万辆上升到2350多万辆，10年中新增2050多万辆，而且仅2007年就增加492万辆。有研究预测，2010年中国私人小汽车的数量将超过一亿辆。小汽车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石油需求迅速增加。正是如此，我国交通运输业的汽车耗油量从10年前不足25％迅速提高到了如今的40％。IEA据此预测，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购买汽车，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
还须指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燃料油期货交易，但汽油、柴油、原油等石油期货品种目前还是空白，这就意味着中国基本上在石油价格上没有话语权。因此，在对国际石油资源保持着强烈依赖和国内需求日益旺盛的前提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引致中国市场油价的敏感反映。未来中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事实：一方面是石油供给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不断放大；一方面是自产油量受到客观遏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庞大的进口油源。这种供求失衡和资源内外结构失衡的联动生态，使石油价格在中国完全具备了上升的动力和条件，同时也让国际市场不断高企的油价在中国找到了最充分的传导通道和最丰厚的土壤。
定价机制行政化与国内外价格差
虽然我国国内石油价格的运行曲线与国际油价的运动轨迹在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但这并非等于中国油价已经完全国际化。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之间目前还只是“有限接轨”，即原油价格已与国际油价接轨，基本保持一致，但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则由国家发改委调控。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石油定价机制目前依然采取行政化的驱动方式。
在我国，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应都有国内自产与进口两种途径，这种分类也决定了石油定价的不同手法：国产原油基准价格是由国家发改委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的离岸价格加上关税确定的，贴水或升水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则是以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一揽子价格加权平均值为定价基础，根据基本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在基准价上下8％的范围内浮动，来制定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
如此的价格管制在时间上造成国内原油定价往往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个月，并导致了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倒挂”(国内油价低于国际油价)。对于石油企业而言，为了规避价格调整的滞后和“倒挂”风险并进而增大自己获利的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国内供应量同时增加出口量，或者尽可能逃避政策要求而压缩进口量。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原油23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30.6％，其中仅6月份就出口原油142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5倍；与此同时，中国累计进口原油9053万吨，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0.2个百分点。另据中石油数据显示，中石油今年上半年汽油产量减少3.6％，7月计划进口汽油10万吨，相比6月份进口2075万吨减少了一半。在今年以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国内石油供给吃紧的状况下，石油生产商顺“市”而为的结果只能加剧国内石油市场需求的紧张程度，进而加大石油价格的上涨压力。
运用价格预期驱动价格上涨是石油企业面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油价“时间差”而可能制造的另一种结果。一方面，石油运营商在原油进口中长期存在着“买涨不买跌”的现象——国际油价上涨时，由于预期一个月后国内定价也会相应上涨(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下个月的国内油价，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所以几大石油商就会高价大量买进。另外，根据国际油价的走势，国内销售者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国内油价的基本走势，即上调还是下调，在做出价格预期后，就能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囤积。前者形成了国家发改委必须拔高价格的假象和压力，而后者无疑造成了油品资源的紧张，从而引发相关部门价格提升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今年以来普遍陷入萧条的背景中，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已成潮流。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统计， 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每流入1亿美元投机资金，石油期货价格就会上涨1.6％。而据日本经产省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也称，2007年下半年每桶90美元的油价中，其中30至40美元是由市场投机造成。依此推测，目前147美元以上的油价中有60％的投机因素。这远高于专业人士关于投机占油价10～20％的推测。投机资本的制胜秘诀在于“机”，而中国石油定价机制客观上形成的国内外油价“价格差”恰恰为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了获利空间，也酿成了投机因素驱动中国油价上行的可能。
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此，对于投机资本而言，只要中国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时间差”存在一天，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有利可图：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再把人民币换成成品油，之后把油运到国外，最后换成美元。表面上看来，货币成为了投机者交易的起点和终点，但石油却成为了让投机利润发酵的重要媒介。在这个左手倒右手的虚拟投机活动中，中国国内的廉价石油被大量输送到国外，市场正常的供应链条被频频打断，油价也被推到了敏感的边缘。
石油价格上涨除了投机资本的虚拟活动之外，现货贸易中也常常闪现着国际投机力量的身影。今年以来，在国际油价一路上升行情中，中国政府为了减轻国内通胀的压力，有意压低了成品油零售价格，减少并延缓了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涨幅：在5月纽约93号汽油价格从110美元／桶直线上升至129美元／桶，涨幅达17％的情况下，我国华东地区93号汽油价格仅从5980元／吨提高到了6520元／吨，涨幅为9％，且这一举措是在6月份进行的。这样国际、国内成品油价格就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相差10％左右。国际石油投机商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我国石油销售市场大赚了一笔，而我国石油销售企业因体制僵硬，难以适应这样的快速反应，出口经验和渠道又不多，大量低价成品油被跨国石油经销商出口到境外，于是出现了我国成品油市场供应极其短缺和价格上涨压力增大的情况。
垄断博弈与价格补贴之嫌
为了打造大型的“国家队”与国际跨国油企相抗衡，10年前我国展开了石油行业的资本重组，最终形成了以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主要成员的国家方阵，同时也铸就了两家石油公司至今的市场垄断地位与谈判力量。
按照当初重组后的市场分工，中石油主要承担原油的勘探与生产中石化承担炼油、成品油批零业务，进口原油则由两大集团炼厂炼制，地方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都交给了两大集团销售，进而批发业务也集中到了两大集团手中。
春江水暖鸭先知。两大石油集团无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国际与国内油价市场变局的酸甜苦辣。表面上看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本可以使他们特别是中石油赚得盆满钵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定价机制的行政化以及国内油价调整的滞后化，国内市场石油销售价格往往要低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计算发现，在我国对石油价格进行了最新一次调整后，按照近期新加坡进口汽柴油完税价格匡算，我国的汽柴油出厂价与国际市场价差仍然分别达到了每吨2900元和近5000元。这就意味着，承担着向国内市场提供石油产品的中石油和石化必然出现亏损，而且炼油越多，亏损就越大。资料表明，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炼油领域盈亏平衡点约在80美元／桶上下，在原油价格达100美元／桶时，他们每售1吨汽油亏损就达2000元人民币，在如今国际油价突破了140美元的行情中，其亏损窟窿被越撕越大。
当然，既然国家铸就了两大石油集团的垄断生态，就理所应当地为他们的亏损埋单。资料表明，为最大程度地分解国有油企的亏损压力，中央政府分别在2006、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季度为中石化提供50亿元，49亿元、197亿元补贴。据中金公司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测算，2007年国家对于油价的隐性补贴已经超过2200亿元，占GDP的0.9％。而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2008年政府补贴有可能达到1800亿元人民币。
不错，外部输血式补贴既维持了国内市场低油价格局，也大大缓释了石油企业的销售成本，但与此同时却埋下了价格上涨的不安因素。一方面，石油企业可以拿国际市场高油价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进而获取更多的补贴筹码，而在政府难以承受补贴之重的情况下，最终就只能选择调高价格的方式；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可以驱动石油商不计成本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油或成品油，进而直接对政府形成调价的压力。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补贴势必进一步加强了石油行业的垄断力量，使得石油价格市场的竞争程度不断降低，也使石油商在与政府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更加清晰，我们有必要对石油市场的垄断状况作出进一步分析。资料表明，除了控制国内原油市场外，目前市场上国有贸易石油进口占到80％由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掌握。由于中石油、中石化有炼油板块和销售板块，两大集团产出的国内原油以及从国外采购的原油，都由其统购、排产，然后交给炼油厂加工炼制。作为销售板块，两大集团是按照销售计划将计划额分配到各大省公司，省公司再配送到市、县公司，最后才配送到网点。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有些非国有石油企业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20％的石油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但还是要走两大集团的销售渠道。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排产计划才能进口这些原油，而这些排产计划都是由中石油、中石化所控制。自然，两大集团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正大光明地收购那些有资质、牌照的非国有企业的配额。而更坏的情况是，两大集团收购以后，交给自己的炼油厂炼制，随后将炼制的成品油再高价卖给这些非国有油企。因此，虽然去年1月国家放开了原油、成品油的批发权，但这只是“文件的表述”，中国石油市场的垄断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松动。而在一个垄断的石油市场中，石油产品也就具备了必然上涨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
价格市场化的条件具备吗?
在一个需求旺盛但又依赖补贴维持低油价的市场生态中，打破原有的定价格局并让石油价格回归到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状态，已经成为时下学界和实业界不小的呼吁。
的确，行政化的定价机制捉襟见肘。价格管制导致了资源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效。不仅如此，严格的价格管制还引致了巨大的外部不经济，尤其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实际上更多地最终流向高耗能企业，不受节制的能源消费导致提高能效的努力大打折扣。另外，从消费的角度讲，由于实际生活中富人往往要比穷人消耗更多的油气资源，政府的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等于是公共财政分配向富人的倾斜，客观上更不利于弱势群体，加剧了不同区域、行业、企业和个人的不平等。更加重要的 方面还在于，严格的价格管制使得国内的需求和油价的飚涨陷入恶性循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低成本的石油产品只能助长需求方无节制地掠夺式使用，虽然中国的石油需求并非世界油价上涨的决定性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成为国际油价上涨的助推器。
然而，对行政化定价机制的诟病，并不能成为石油产品可以完全市场化的全部依据，中国石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目前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
抑制与防止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而石油价格放开势必发生助长通胀的可能。据IEA测算，如果国际原油上升10美元，持续一年，将推动我国CPI上升0.8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报告，今年6月份，我国CPl同比上涨7.1％，虽然已经出现了连续2个月的下降，但此前已经连续数月上涨超过8％。不仅如此，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经连续多月处于历史高位。资料表明，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6％，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1％，涨幅比上年同期高7.3个百分点。由于PPI向CPI的传导周期一般为3－6个月，依此分析，我国未来面临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两利相权取其重。在遏制通胀关平民生以及放开油价纠正市场失灵方面，虽然同样都是公共政策目标，但政府只能选择前者。
作为上游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血液，石油价格的变动关乎着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及其命运。应当承认，低廉的煤、油、水、电等资源类产品是构成中国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油价的市场化不仅将大大抬高诸多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而且中国以“汽车产业兴国”的梦想就很可能延迟甚至破灭。更加要害的方面还在于，石油价格放开将直接引致诸如化肥、塑料等行业的生产成本的叠加，并进而威胁和冲击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而这显然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进一步分析发现，石油价格市场化之所以不易出世，还与现实中垄断与反垄断之间的矛盾紧密关联。一方面，现有石油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使政府对油价的管制成为可能，但油价放开后，既会使目前固有的垄断格局得以强化，政府又会因为丧失油价这一利器而更加难以通过国企实现其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的多元化问题上，政府只能选择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笔者认为，中国石油价格实行市场化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内企业尤其是高能耗工业企业普遍拥有抵御油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能力；二是国内石油巨头具备驾驭进出口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三是国家拥有足以对抗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能力。目前，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石油期货市场，企业管理与技术水平又相对较低，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消化油价上涨的成本压力，这就使得油品价格市场化的第一个条件不完全具备。另外，在少数巨头垄断国内市场并缺少充分竞争的背景下，石油巨头既没有积极研究国际市场竞争的动力，也没有主动合理利用国际市场投机规则的压力，其驾驭石油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受到抑制。不仅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运用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冲油价上涨，但本币升速过快必然放大外部资本的投机机会并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中国还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缺乏有效对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主动权。因此，从国家层面观察，中国完全放开石油价格的条件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