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千年”的维度审视一座城市，该用什么角度去把握它的大脉络？当这座城市不是被放在博物馆里尘封，而是生活其中的一座大城市，它的昨天和今天人们的所闻所见，又有什么联系？
　　广东著名作家和近代历史研究者叶曙明曾经出版过多本与广东历史相关的书籍，《广州传》则是他最近撰写一部关于广州历史的书。在书中，叶曙明跨越两千年，梳理了广州从无到有，再到现代化道路一往无前的历程。今时今日熙攘的广州城中，多个世纪以来沉淀的点滴，或有或无地影响着人们今天在这里的生活。

以水为脉络

　　要了解广州的来龙去脉和整个城市建设的布局，得首先从水入手。
　　“我在《广州传》一开始，就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广州的山水形胜，因为我觉得水是广州的命脉所在，”叶曙明对南风窗表示。昔日在广州周边错落分布的珠江水系，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广州城市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在生于50年代的广州人记忆中，特别是住在西关等老城區的老居民应该会记得，今天的水泥大马路—龙津路，在昔日可是一条河涌直接贯穿这里。
　　要知道，龙津路一带可是不少顺德人在20世纪初在广州的重要聚居点，而也就是在这里，不少来自顺德和南海的“新广州人”，坐着小船在这里登陆，也是从这里乘坐一叶轻舟，回他们的祖居地“返乡下”探亲。与“南番顺”地区的直接水路联系，让广州西部城区与“南番顺”地区有着几乎同质的文化底蕴。
　　可以理解的是，世人喜欢把一个地方的过去景象作一种“浪漫化”的处理。“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这样的诗句，仿佛把那个时候的广州河涌水岸描绘得无比诗意。然而像叶曙明这样年纪的那一代广州人，他们眼中的那些依然存在或者已经消失的河涌，并不只是旅游景区明信片中那种供游人玩赏游览的景观，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交通途径。
　　叶曙明对南风窗说，“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话》，当时有人向我指出，书名有问题，威尼斯可以称水城，苏州也可以称水城，但广州不行，广州除了那条处处挂着‘禁止下水’警告牌的珠江和城乡接合部那些发臭的河涌，哪里还有什么水？但是，广州以前确实是水城，城里城外有众多的湖泊、河涌，广州与四乡的联系主要靠船。”
　　也正是由于水网密布，居民出门就看到水，广州人的语言习惯中“水”不离口。“水脚”指的是出行的路费，而“踏水”则是“有钱”的意思。可见，广州人出行在以前很长的时间里依靠的是与水有关的交通工具。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过去广州也存在一些其他中国城市没有的群体。《广州传》提及的一个昔日纯粹在水上生活的群体就是疍家人。十八世纪前来经商的外国商人首次进入珠江江面的时候，被由成千上万船只组成的、密密麻麻的“水上城寨”震撼到了。这个让外国客商震撼的“水上城寨”就是疍家人的聚集点。
　　根据1928年的一份档案统计，广州的疍家人数量达到50多万。身份成谜的疍家人来源有各种传说，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不愿臣服的越人发誓不再踏足秦朝土地，从此在水上过着漂浮的生活，这就是疍家人。
　　“水上城寨”有着疍家人内部的生存规律和规划，起居饮食和红白喜事都在水上进行，甚至可以依靠漂浮物在水上耕种蔬菜，叶曙明借用近代学者伍锐麟的话说，是“自成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天地”。

“水上城寨”有着疍家人内部的生存规律和规划，起居饮食和红白喜事都在水上进行，甚至可以依靠漂浮物在水上耕种蔬菜，叶曙明借用近代学者伍锐麟的话说，是“自成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天地”。

　　广州历史上围绕着水出现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群体，也折射出文化的多样性。各个群体不相互过多干涉，却的确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其实，广州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商业的理性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另外一个与水密不可分的群体，就是商人。叶曙明认为，厌恶商人的秦始皇在试图征服岭南的过程中，把不少商人派到南征部队充军，无意中奠定了广州最早期的一点商业底蕴。人为因素结合地理条件，处于珠江进入大海出口的广州注定是一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地方。
　　叶曙明对南风窗表示，考古学已经证明南越国时期，广州就是一个内地与海外货物交易的集散地。“在南越王墓中，有大量足以印证这类中外商贸交往的文物。我在《广州传》中便列举了一些例证，比如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炉、犀角、象齿、琥珀和一些香料，可能都是从南洋进口的。其中有五支大象牙，已确认是非洲象的；还有一个用锤鍱工艺制成的蒜头凸纹银盒，具有浓郁的古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这些似乎都告诉人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记载的交往。”
　　广州历史上不少文献记载，靠山面海的广州居民总希望与中原的战火纷争保持距离，享受难得的安逸。然而从商业角度上看，尽管广州与海外有紧密的纽带，可是商业平台的做大离不开国内各省的货物来源地，而商业的兴衰与中原政权的起落也息息相关。
　　“明清以前，广州一直是南方的造船中心之一。但明代以后实行数百年的海禁，对广州的造船业，是致命的打击。朱元璋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朝廷订立了严刑峻法，凡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的。打造海船卖给洋人的，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康熙年间，造船业几无任何生存空间。”
　　清代开海贸易后，广州才再次迎来机遇。叶曙明把考察的目光放在今日位于越秀区的濠畔街。这里的广东乃至全国商帮云集，经营酸枝家具、乐器、农产品等买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对广州的城市建设面 　　貌产生影响。在城墙和城门依然存在的时期，濠畔街外产生各种市场，以及周边农户定期组织的墟日。据叶曙明的统计，在清末民初，从洋行到店铺和流动商贩，广州全城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清末的“七十二行”是广州一个覆盖行业最广泛的民间协会。各自行业在广州有各自聚集的地段，在今天依然留下印记。桨栏路、杉木栏路、豆栏街、鸡栏街等带有“栏”字的路名，在昔日正是经营相应产品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广州这座拥有城墙、城门和护城河的城市开始了现代化，整个城市的市政建设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街巷和民宅被强行拆除，民间阻力可以说非常巨大。除了昔日六脉渠上的旧木房子被拆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城池的城墙和城门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广州的地图上彻底消失。史料记叙了这个城市变迁的过程中，孔子庙的老先生们、住在不同地区的群体博弈中，商人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我们观察，当时社会舆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拆城墙，一派反对，但他们的理由，都与所谓保持歷史文化传统无关，而是为了更好做生意。”叶曙明对笔者写道，在民初广州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文化保护的逻辑让位于商业逻辑。“拆城墙之议，其实从1905年前后就开始了，上海和广州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都有人提出拆城墙的动议，因为城墙挡不住现代的炮火，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少，但对商业流通却实在太碍事，所以应该拆除。但也有一些反对声音，所以上海搞折中，在城墙上开凿了许多小城门，方便出入，而广州则把南面的城墙拆了，这也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因为广州生意以珠江水路为主，拆了南城墙，方便交通。”

城市记忆的痕迹

　　1921年2月15日大年初八，广州市政厅成立，孙科担任第一任市长，中国有了第一座现代行政意义的“市”。广州市政厅刚成立，首要的任务就是规范市政建设，对马路和骑楼街作出符合现代标准的规范。叶曙明坦言，“常有人抱怨，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景观，确实如此，广州百年以上的建筑，少之又少，城市建设时优先考虑的，似乎从来都是商业，凸显了广州作为一个千年商都的特色。”
　　没有了城墙的广州，区域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如果说，在现代化过程中看得到摸得着的街区和市政建设发生巨大变化，那么广州市民无形的生活方式，却留下千百年来演化出的印记。譬如广州的饮食文化，叶曙明就认为是个有趣的课题。“古代交通不方便，北方的食材难以运来，吃什么只能看本地有什么。人们常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飞潜动植，无不成馔，明代的《百夷传》说，历数广州人的餐桌上，有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听起来很可怕，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广州人特别敢吃，而是自然环境决定的，广州北靠五岭，南临大海，春秋战国时，整个广东的森林覆盖面积，高达九成以上，飞禽走兽、蛇虫鼠蚁的种类特别丰富，广州人不吃这些吃什么？”

广州北靠五岭，南临大海，春秋战国时，整个广东的森林覆盖面积，高达九成以上，飞禽走兽、蛇虫鼠蚁的种类特别丰富，广州人不吃这些吃什么？

　　广州饮食文化直到如今，为人所知的是特别讲究“清、鲜、嫩、滑、爽、香”。饮食口味的追求，可不会像建筑物那样，随着现代化而从地平线上消失，而是具有更长的历史惯性。“如果深究这种口味的形成原因，我估计还是与气候有关，不是广州人的嘴特别刁。广州地处亚热带，不必像北方那样，需要储存食物度过漫长的冬天。（这里）长年潮湿闷热，食材不易保存，逼着人们现捕现吃，所以慢慢就形成了要求鲜美的口味，今天虽然有了冰箱，但广州人还是不喜欢冰冻过的食材。”
　　在广州城市生活中化为无形历史惯性的，还有消费文化。作为辛亥革命过程中和平易帜的主要城市，广州消费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叶似乎少被中断。务实的广州人把“大象有大象的吃法，蚂蚁有蚂蚁的吃法”这类口头禅挂在嘴边，也就是说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能在广州找到适合的消费场所。穷人在水边听着《叹五更》，花着一点小钱在小艇上喝小酒吃点花生的“夜生活”，被接地气地成为“蠄蟝局”，那种烟火味似乎现在依然还能闻到听到；而随着广州成为现代建制城市，现代化的消费模式，譬如去南方大厦和大新公司逛百货店，走在实际遮风避雨功能的骑楼下采购货物，都是广州在上个世纪之交给我们留下的印记。
　　百年来，广州人把“来佬货”挂在嘴边，其消费观念也称得上颇有国际视野。也难怪，在广州的十四五规划中，“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为其中一项。当看到如今广州新老商圈相得益彰，从决策者到普通市民都如此看重“时尚”“美食”“定制”这些城市消费名片时，广州走过的一步步脚印，告诉人们其历史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