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及制度性機制的建构作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指明了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即传统国家稳定地实现现代化必须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虽然亨廷顿的论断有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规定性，且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其对第三世界诸多国家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研究成果对处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共而言是大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制度性机制
二战结束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代之以美苏为首的世界政治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之下，以民族自决为其追求的广大殖民地纷纷脱离宗主国而独立，并开始了自身不同于宗主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1]针对这一难题，亨廷顿在对众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现状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即政治秩序的维护在一个后发的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中处于优先序地位，而转型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便是一个在消弭社会动荡以避免政治衰朽的过程。在这种维护秩序和避免衰朽的现实要求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维护政治秩序便是必然要求，而强大政府的组建和运行又依赖和维系于政治组织之上，亨廷顿指出：“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組织一事摆放在优先地位。”[2]因而在这样的逻辑下，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以公民以政治参与度及制度性机制建构为研究的核心，分别从政党发展的沿革、政党适应性及政党组织的建构与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深刻地阐明了强有力的政党在维护政治秩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当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引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改变要求对政治结构进行变革，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期，各种矛盾的加剧很难在现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体系下进行协调，对政治关系进行变革和调整推动政治向现代化迈进就成为重中之重，而维护政治稳定是完成政治改革与转型这一政治目标的前提。而在当今的中国，中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核心，如何推动深化改革以完成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要解决的课题，因而在对亨廷顿于《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其关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一般性认识进行梳理和研究后，以期为提高中共在政治现代化中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提供些许借鉴。
一、亨廷顿关于政治稳定的理论体系
在1968年英文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篇，亨廷顿指出：“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本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3]亨廷顿认为，尤其对第三世界落后的国家而言，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和对制度性机制的建构应该先于满足经济上的需求，而前两者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政治秩序与制度性机制的关系中，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4]这是亨廷顿论述政治问题的思维出发点，也是全书的理论架构，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
在对现代化的问题上，亨廷顿认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现代化包含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以及所有领域的转型与变革，而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便是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与政治关系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是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参与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冷漠，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以及评价等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渐次分离而向现代政治社会看齐，政治权力主体更易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其二，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或福利水准来衡量。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5]在历史的错位对比之下（即不同国家的人对处于同一时空的人之处境与待遇进行相互比较而忽略其自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转型社会满足其成员需求的能力远低于其成员对提高需求质量的速度，而在这样的现实下社会中颓废与不满情绪便会层积进而导致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如何消弭这种社会负面情绪，亨廷顿指出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提供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这种流动不仅包含横向流动，更不可忽略的便是纵向流动。假若一个社会本身能够提供这两种流动的机会，那么在现代化中积累的社会负面倾向便会减弱甚至消解，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然而在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中，由于传统社会和经济的历史惯性导致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趋向于保守，而现实中横向流动的机会又远大于纵向流动的几率，因而在欠发达国家的农村社会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城市则成为发生动荡的根源。在社会阶层固化情况严重不能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实现身份的转变时，社会成员便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政治权力主体能够通过制度性机制建构将这些利益诉求同化并统一于社会共同利益之下，则能够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前提下维持政治稳定；但问题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社会流动性不足时所产生的政治参与扩大的问题时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未能建构合理的协调这些不同诉求的制度，因而不能有效地对这些政治参与进行转化，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也就不可避免。
【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制度性机制
二战结束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溃，代之以美苏为首的世界政治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之下，以民族自决为其追求的广大殖民地纷纷脱离宗主国而独立，并开始了自身不同于宗主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1]针对这一难题，亨廷顿在对众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现状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即政治秩序的维护在一个后发的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中处于优先序地位，而转型过程从根本上来说便是一个在消弭社会动荡以避免政治衰朽的过程。在这种维护秩序和避免衰朽的现实要求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维护政治秩序便是必然要求，而强大政府的组建和运行又依赖和维系于政治组织之上，亨廷顿指出：“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組织一事摆放在优先地位。”[2]因而在这样的逻辑下，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以公民以政治参与度及制度性机制建构为研究的核心，分别从政党发展的沿革、政党适应性及政党组织的建构与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深刻地阐明了强有力的政党在维护政治秩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当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引起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改变要求对政治结构进行变革，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期，各种矛盾的加剧很难在现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体系下进行协调，对政治关系进行变革和调整推动政治向现代化迈进就成为重中之重，而维护政治稳定是完成政治改革与转型这一政治目标的前提。而在当今的中国，中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核心，如何推动深化改革以完成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要解决的课题，因而在对亨廷顿于《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其关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一般性认识进行梳理和研究后，以期为提高中共在政治现代化中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提供些许借鉴。
一、亨廷顿关于政治稳定的理论体系
在1968年英文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篇，亨廷顿指出：“本书标题中所用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故而，本书充满了对暴力、动荡和骚乱的描述。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来说，我力图找出一些条件，使这些国家借此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目标。”[3]亨廷顿认为，尤其对第三世界落后的国家而言，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和对制度性机制的建构应该先于满足经济上的需求，而前两者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政治秩序与制度性机制的关系中，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也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4]这是亨廷顿论述政治问题的思维出发点，也是全书的理论架构，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
在对现代化的问题上，亨廷顿认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现代化包含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以及所有领域的转型与变革，而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便是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与政治关系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是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参与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冷漠，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以及评价等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渐次分离而向现代政治社会看齐，政治权力主体更易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其二，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或福利水准来衡量。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经济发展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5]在历史的错位对比之下（即不同国家的人对处于同一时空的人之处境与待遇进行相互比较而忽略其自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转型社会满足其成员需求的能力远低于其成员对提高需求质量的速度，而在这样的现实下社会中颓废与不满情绪便会层积进而导致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如何消弭这种社会负面情绪，亨廷顿指出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提供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这种流动不仅包含横向流动，更不可忽略的便是纵向流动。假若一个社会本身能够提供这两种流动的机会，那么在现代化中积累的社会负面倾向便会减弱甚至消解，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然而在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中，由于传统社会和经济的历史惯性导致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趋向于保守，而现实中横向流动的机会又远大于纵向流动的几率，因而在欠发达国家的农村社会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城市则成为发生动荡的根源。在社会阶层固化情况严重不能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实现身份的转变时，社会成员便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果政治权力主体能够通过制度性机制建构将这些利益诉求同化并统一于社会共同利益之下，则能够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前提下维持政治稳定；但问题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社会流动性不足时所产生的政治参与扩大的问题时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未能建构合理的协调这些不同诉求的制度，因而不能有效地对这些政治参与进行转化，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