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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天文电影文学作品将个体成长经验与台湾经验的结合，在其电影文学创作中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台湾社会进行真实的记录，关照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以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勾勒出台湾本土的艰难生活，尤其以《悲情城市》的本土意识最为显著，本文就以《悲情城市》为例浅析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本土意识。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文学；本土意识；悲情城市
作者简介：宋飞（1994.6-），女，大连市人，辽宁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一、何谓本土意识
1988年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动和岛内民众的抗争，国民党宣布解除戒严令，还民以自由。这才给了朱天文真正审视本土的机会，焦雄屏指出，新电影导演和编剧身处巨大的变化时代，使个体成长叙事表达出“台湾电影史上未曾有过的现实笔触”[1]和“多角度寻求台湾身份的认定”[2]。本土意识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于主体空间的诉求，那么在台湾这个地域空间内谁是主体？战后入台，被称为外省人的国民政府以及随其而来的大陆人自认为是台湾的主人，却不懂得珍惜，而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则又一次沦为了被統治的对象。在双方不断的摩擦与碰撞之后，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加剧，其结果导致一方面台湾本省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大陆情结的弱化。另一方面台湾本省人的本土意识，族群观念强化，并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主体地位。
二、《悲情城市》中的本土意识
解禁之后，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新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鼓足勇气正视近现代台湾的历史，直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遗留下的内心创伤，记录台湾时代巨变下，个体的身世沉浮，家族的兴衰落寞。于是在1989年，朱天文创作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剧本《悲情城市》，标志着台湾新电影的由乡土转向本土，本土意识超越乡土意识，台湾经验超越大陆经验，台湾情结超越大陆情结，使得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作品主题的本土意识更加突显出来。
剧本的开头用阴雨，停电，潮湿，产妇挣扎和天晴，烛光，炉火，婴儿啼哭，这两类对比的意象征着日本殖民者的投降，台湾光复的胜利，黑暗时代的结束，光明时代的来临。伴随着新生命的出世，宝岛迎来新时代的黎明，然而人们却不知道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从剧本的第十场开始，先是台湾民众自发的学习起了国语，小学老师宽荣用生疏的国语庄严地唱着国歌，当青天白日旗挂起，宣告了国民党开始陆续接管台湾，宽荣与林宏隆，何永康一起高唱《流浪三部曲》，以致半疯癫状态的三哥文良听闻窗外歌声偶得片刻清醒，潸然泪下，可以想见当时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对于回归祖国的满腔热血和爱国情怀，怎会想到正是这些对祖国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成为日后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士。然而宽荣的一句“陈怡这款土匪也被祖国重用，对祖国，我看，也免太期待了！”暗示接下来的这一切其实早有预兆。
台湾，一个许久未见母亲的孩子，在拥抱祖国母亲时，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却是寒意。起初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感受是质疑的，然而，现实却一次次验证，战后来自大陆的外省人，以新统治者的身份自居，使得台湾本省人感受到的并非善意。他们忍受着外省人歧视，宽荣去县府讨薪水反而被训斥。他们忍受着外省人欺负，在陈怡的指挥下，便衣大庭广众之下带走了卖私烟的平民，运走工厂机器，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然而最不能忍受的是被外省人诬陷，被当作汉奸，他们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台湾一下子成为日本人，一下子是中国人，一下子是台湾人，众人骑，众人欺，没人疼。”最终，忍无可忍，倍感压迫的本省人选择了反抗，其结果却是大哥被上海帮用锥子戳死，三哥被宪兵打成痴呆，四弟因协助宽荣的起义运动被逮捕，而宽荣则因叛徒告密被抓。
《悲情城市》以大哥与上海帮明争暗斗的经历叙述了台湾本省地方旧势力的衰落和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外省势力的兴盛。二哥的经历则是战时无数被归于日本军队中，身不由己的台湾籍士兵下落不明，客死他乡的写照。然而三哥的经历告诉人们就算他侥幸从战场上回来，却依然逃不掉梦魇的折磨和被误认作汉奸的命运。四弟的经历则说明，历史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即使他又聋又哑，并不激进，只是传了张字条，却依然逃不过政治的漩涡。作为新电影工作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朱天文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用复调式的手法，描写了在同一时代下，林家四子各自的曲折遭遇和悲惨命运，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自成一个声部，却又相互衔接，互为因果，谱写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台湾的悲情乐章。
三、结语
由个体受难积聚成集体受难，“这种集体受难记忆使得一族群得以强化本族群的凝聚，并由定义谁是受害者，谁是压迫者，来界定此族群范围并强化族群边界。”[3]一同反抗的本省人，一同受难的本省人，在希望—质疑—力争—反抗—受难的过程中，消磨对了祖国的信心，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本土意识一步步显现出来，并加以强化。通过《悲情城市》朱天文将本土意识从无到有，愈演愈烈的历史写的即悲情又无奈。
注释：
[1]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韩琛.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J].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第2期.
[2]韩琛.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J].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文学；本土意识；悲情城市
作者简介：宋飞（1994.6-），女，大连市人，辽宁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3--01
一、何谓本土意识
1988年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动和岛内民众的抗争，国民党宣布解除戒严令，还民以自由。这才给了朱天文真正审视本土的机会，焦雄屏指出，新电影导演和编剧身处巨大的变化时代，使个体成长叙事表达出“台湾电影史上未曾有过的现实笔触”[1]和“多角度寻求台湾身份的认定”[2]。本土意识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于主体空间的诉求，那么在台湾这个地域空间内谁是主体？战后入台，被称为外省人的国民政府以及随其而来的大陆人自认为是台湾的主人，却不懂得珍惜，而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则又一次沦为了被統治的对象。在双方不断的摩擦与碰撞之后，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加剧，其结果导致一方面台湾本省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大陆情结的弱化。另一方面台湾本省人的本土意识，族群观念强化，并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主体地位。
二、《悲情城市》中的本土意识
解禁之后，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新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鼓足勇气正视近现代台湾的历史，直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遗留下的内心创伤，记录台湾时代巨变下，个体的身世沉浮，家族的兴衰落寞。于是在1989年，朱天文创作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剧本《悲情城市》，标志着台湾新电影的由乡土转向本土，本土意识超越乡土意识，台湾经验超越大陆经验，台湾情结超越大陆情结，使得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作品主题的本土意识更加突显出来。
剧本的开头用阴雨，停电，潮湿，产妇挣扎和天晴，烛光，炉火，婴儿啼哭，这两类对比的意象征着日本殖民者的投降，台湾光复的胜利，黑暗时代的结束，光明时代的来临。伴随着新生命的出世，宝岛迎来新时代的黎明，然而人们却不知道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从剧本的第十场开始，先是台湾民众自发的学习起了国语，小学老师宽荣用生疏的国语庄严地唱着国歌，当青天白日旗挂起，宣告了国民党开始陆续接管台湾，宽荣与林宏隆，何永康一起高唱《流浪三部曲》，以致半疯癫状态的三哥文良听闻窗外歌声偶得片刻清醒，潸然泪下，可以想见当时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对于回归祖国的满腔热血和爱国情怀，怎会想到正是这些对祖国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成为日后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士。然而宽荣的一句“陈怡这款土匪也被祖国重用，对祖国，我看，也免太期待了！”暗示接下来的这一切其实早有预兆。
台湾，一个许久未见母亲的孩子，在拥抱祖国母亲时，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却是寒意。起初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感受是质疑的，然而，现实却一次次验证，战后来自大陆的外省人，以新统治者的身份自居，使得台湾本省人感受到的并非善意。他们忍受着外省人歧视，宽荣去县府讨薪水反而被训斥。他们忍受着外省人欺负，在陈怡的指挥下，便衣大庭广众之下带走了卖私烟的平民，运走工厂机器，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然而最不能忍受的是被外省人诬陷，被当作汉奸，他们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台湾一下子成为日本人，一下子是中国人，一下子是台湾人，众人骑，众人欺，没人疼。”最终，忍无可忍，倍感压迫的本省人选择了反抗，其结果却是大哥被上海帮用锥子戳死，三哥被宪兵打成痴呆，四弟因协助宽荣的起义运动被逮捕，而宽荣则因叛徒告密被抓。
《悲情城市》以大哥与上海帮明争暗斗的经历叙述了台湾本省地方旧势力的衰落和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外省势力的兴盛。二哥的经历则是战时无数被归于日本军队中，身不由己的台湾籍士兵下落不明，客死他乡的写照。然而三哥的经历告诉人们就算他侥幸从战场上回来，却依然逃不掉梦魇的折磨和被误认作汉奸的命运。四弟的经历则说明，历史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即使他又聋又哑，并不激进，只是传了张字条，却依然逃不过政治的漩涡。作为新电影工作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朱天文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用复调式的手法，描写了在同一时代下，林家四子各自的曲折遭遇和悲惨命运，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自成一个声部，却又相互衔接，互为因果，谱写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台湾的悲情乐章。
三、结语
由个体受难积聚成集体受难，“这种集体受难记忆使得一族群得以强化本族群的凝聚，并由定义谁是受害者，谁是压迫者，来界定此族群范围并强化族群边界。”[3]一同反抗的本省人，一同受难的本省人，在希望—质疑—力争—反抗—受难的过程中，消磨对了祖国的信心，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本土意识一步步显现出来，并加以强化。通过《悲情城市》朱天文将本土意识从无到有，愈演愈烈的历史写的即悲情又无奈。
注释：
[1]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2]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韩琛.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J].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焦雄屏.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第2期.
[2]韩琛.台湾新电影三十年：乡土与本土的纠结[J].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