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9-11
　　40余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巨变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本书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农业改革、价格改革论战、通货膨胀辩论、深圳特区建立始末、浦东开发开放等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带领读者重返精彩纷呈的改革现场，细述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同时，本书描绘了一群积极参与、推动改革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活跃身影，通过人物与事件的相互关联，展现了改革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来龙去脉。
　　1993年总是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看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分水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这一年的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一改之前只说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改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决定的内容涉及对公司的治理、价格、金融、财税以及财政和分配体制等。这显然是一项更为大胆的制度变革，而且来得非常快，距离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看得出，这是当时的领导人对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的直接回应。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这更像是一个加速而激进的改革战略的开端。
　　当然，《决定》对企业的改制还只是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还需要有更具体的操作办法。
　　1994年8月23日～26日，由吴敬琏、荣敬本和周小川、楼继伟分别牵头的两个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及“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共同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京伦会议”。
　　从会议讨论的议题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发言内容来看，会议实际上是围绕改革国有企业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个主题进行的。围绕这个主题的一系列问题都在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企业破产的法律程序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等。如果说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重点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京伦会议”讨论的问题显然就属于微观范畴的，而这中间相隔了差不多十年。
　　十年前，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还只是承认“商品经济”，而十年后，终于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中央全会决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用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也就迫在眉睫。
　　出席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除了以上提到的两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之外，还有陈清泰、张卓元、李剑阁、刘遵义、钱颖一、许成钢、吴晓灵、谢平、肖捷等。在1994年，吴晓灵是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谢平是副主任，而肖捷还在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任副司长，钱颖一还在斯坦福大学执教，许成钢则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此外，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波兰的经济学家。
　　三天半的会议由四个主题板块构成。第一个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及其治理结构。在这个主题下，除了以上提到的课题组负责人汇报研究的基本设想之外，还特别安排了与会的外国专家基于本国经验做的报告。
　　第二个板块讨论企业和银行间的债务重组以及破产程序。來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特是企业理论和合约经济学的专家，他在会上重点报告了关于转轨经济中的破产程序的设计问题。来自日本的青木昌彦报告了战后日本清理企业与银行间债务的经验。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重点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在金融改革政策上的不同。刘遵义和钱颖一、吴晓灵和谢平分别报告了中国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的设想方案。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首先是周小川和杨之刚汇报了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楼继伟和李克平报告了对建立转移支付的新制度的设想。黄佩华报告了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伯尔报告了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研究。
　　最后一个板块是对1995年经济改革的展望，由吴敬琏教授演讲，拉迪做点评。
　　京伦会议尽管非常重要，但在社会以及媒体上的影响不大，直到1999年夏天，才有一本名为《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的文集出版，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录了中外经济学家在京伦会议上报告的11篇文章。周小川以《经济学中的微观制度概念》作为该书的代序，肖梦女士所写的记述京伦会议的文章《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也收入了本书。肖梦在其中写道：“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什么是‘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什么是‘现金拍卖’和‘结构性商谈’等等。这些常识性概念是近十几年来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一系列概念上的突破，虽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帮助工商界经理们的新工具，却不为我们所熟悉。既然我们打算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我们就应该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在转轨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难题，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么，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就应该首先为我国学术界认知。”
　　是的，在1994年，我们的理论界和企业界还不清楚什么是公司治理、控制权、信托责任、持股人和利益相关人以及股东代表大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等这些治理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还不甚了了。对CEO、CFO、MD等这些在西方公司里流行的称呼同样比较陌生。京伦会议毫无疑问开拓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公司化或法人化，其核心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概念和讨论无疑影响了1994年之后的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 　　关于银行与企业的债务重组，京伦会议讨论了三种方案。一种是刘遵义和钱颖一建议的方案，主张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坏账。周小川等人提出了债转股的方案。还有一种方案，由吴晓灵和谢平提出，强调了企业、银行与财政之间进行综合债务的重组。在债务重组问题上，哈特教授主张先实行债转股，然后与原股东共同进入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重组程序。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1994年的京伦会议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是有预见性的，对之后的中国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债务重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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