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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巍巍太行山,是伟岸的山,英雄的山,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太行精神的孕育发祥地。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本刊推出由省委党史办组织的关于太行精神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纪念那段不朽的历史,缅怀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并献给新中国六十华诞。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片充满和凝结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不屈不挠,振臂奋起,拼死抗争,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英勇抗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坚持并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抗战业绩,就是因为在热血中始终流淌着一股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孕育、产生于以上党为腹心区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展、成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战场。她由英雄的八路军和包括太行人民在内的各敌后根据地军民的鲜血和生命铸就;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心培育和浇灌成长起来的精神硕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有着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她是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升华、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精神的生动缩影和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
一、太行精神是对抗日救国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执着追求与始终坚守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精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理想信念。理想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精神的支撑。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崇高的革命理念这一不竭的力量源泉作动力,没有坚定的信念作支撑,不可能面对艰难和强敌勇往直前,克敌制胜,坚持到底,创造伟业。
革命理想高于天。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无数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人民军队在北伐战争、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中能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赴汤蹈火,无坚不摧,正是由于他们始终抱定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中国革命早日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实现这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信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一泄千里。平津沦陷,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大片国土很快成为敌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大量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着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每一个国人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在此悲观情绪一时到处蔓延、亡国论调甚嚣尘上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严词批驳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科学地预测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怀抱着强烈的救国理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古老的黄土高原集合起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八路军三师健儿挥戈东渡,挺进山西,迎着国民党的溃兵游勇,迅速开赴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国共两军为了共同的理想,在山西忻口团结合作,血战日寇,谱写了一曲兄弟携手、共御外侮的悲壮乐章。在此前后,一批批、一队队抗日志士、热血青年、爱国华侨和革命知识分子,响应民族抗战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涌向当时华北的抗日中心太原,汇聚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太行山,随之又奔向山西各地,奔赴华北和全国的各抗日战场。
多少壮怀激烈,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浴血奋战,多少视死如归。血与火烧灼激荡着人心,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回响在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吕梁山上……“誓死不当亡国奴”、“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打日寇,救中国,当英雄”、“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的誓言震荡在每一个八路军将士和抗日志士的心中。“母亲教子打东洋,兄弟争先上战场”,太行人民踊跃参军,舍身报国的动人故事,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华夏儿女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从八路军总司令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三晋表里、燕赵大地、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到处传颂着救国理想和信念的赞歌。曾因愤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而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的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当看到山西在我党全力推动下出现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后,便“像扑灯蛾追求光明似的”,奋不顾身地投身抗日战场,实现了他“愿将身躯易自由”的誓言。共产党员、烽火侨女李林,学生时代就立下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宏伟理想。当祖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她毅然与一批平津热血青年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先后担任牺盟中心区宣传部长、游击队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骑兵营教导员、专署秘书主任,期间率领抗日武装驰骋长城南北,1940年血洒雁北,将24岁的青春生命献给了祖国。太原沦陷之前,由120余名太原成成中学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走出课堂,投笔从戎,在异常艰苦的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中有50多名师生血洒青山,他们大都十八九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在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不幸落入敌手,狱中他受尽酷刑,身染重病,仍组织党的支部,坚持斗争,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念,倾尽全力反复鼓励战友“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在敌人的战略进攻阶段,英雄的太行军民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粉碎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将敌后游击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大地,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以后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他们面对凶恶的敌人和极端艰苦的环境,仍然靠着心底不可动摇的理想信念,一次次地粉碎日伪军各种形式的残酷“扫荡”和“蚕食”进攻,以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多次反共高潮,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同时还有罕见的自然灾害和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顽强地渡过黎明前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近,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上党老区时深刻指出:“70年前,太行军民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誓死不作亡国奴、为民族的独立而战、为工农大众的自由而战的理想信念,才有了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任何险阻的不竭力量源泉。”抗日英烈和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对理想信念的那种执着追求和坚守,在一切挑战和考验面前始终保持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和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自信心,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我们克服和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太行精神是党和八路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坚定保持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论持久战》)面对近百年来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我国抗日战争由弱变强、由战略防御转换为战略进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发动全民族的抗战,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团结一心,支援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论持久战》)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没有千百万民众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不可能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离不开党,党更离不开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视人民如父母,把人民当靠山,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冒着烽火硝烟,迎着枪林弹雨,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将各界抗日民众紧紧团结凝聚在自己周围,同根据地人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
为了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根据地人民的抵抗,敌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发动了一次次的多路围攻和疯狂“扫荡”。在无数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山西新军和地方武装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在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根据地有一大批包括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等在内的各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贞不屈,慷慨捐躯;还有不少党的好干部为了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和群众的利益,长期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同样,为了掩护子弟兵和抗日干部,有许多根据地人民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8年2月,日军自晋东南大举西犯,先头部队一个旅团已抵达安泽县的府城镇,直逼临汾。正在前往晋东南敌后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此与敌遭遇,为争取时间让临汾一带的数十万民众安全转移,冒着10余架敌机疯狂轰炸的危险,指挥身边仅有的200余人的警卫通讯部队顽强迎击日军达三天之久,直到临汾城内的民众安全转移后,才率总部向东转进。晋西北八专署专员顾永田在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期间,除暴安民,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深受群众爱戴。1940年2月,在组织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1943年10月,日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铁滚扫荡”,冀氏县(今安泽县)一区女区委书记王光,抱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群众”的坚定信念,率领民兵将敌人引向自己,不幸身负重伤,落入日军魔掌。面对敌人的酷刑,王光回答:“你们问八路军藏在哪里,老百姓藏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告诉你们,他们全藏在我心里!你们想知道,那是妄想!”之后,丧心病狂的敌人先割掉她的鼻子,再剜掉她的双眼,又割下她的双耳和乳房,最后将她剖腹开膛。王光壮烈牺牲,年仅22岁。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各级新政权建立后,即高举抗日大旗,大力配合党和八路军深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巩固发展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制定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充分发挥抗日政府的权威,治理匪患,惩办汉奸,整顿社会秩序;贯彻战时财经政策,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废除旧政权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努力扩大民主,改善民生,减轻人民负担;坚持“三三制”原则,注意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广泛调动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大力改变旧官僚政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欺压民众、当官做老爷的恶劣行为和衙门作风,自觉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集中群众智慧,甘当群众的“公仆”,在敌后根据地群众面前树立起了人民政权公正廉明的鲜活形象,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根据地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之时,各级党政军机关一面紧勒裤带,节衣缩食,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救济灾民和困难群众,竭尽全力减少死亡;一面动员大批机关、部队人员,帮助群众挖渠打井,修桥筑路,抢收抢种,抗灾救灾,恢复发展生产,与根据地人民甘苦相依,共渡时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和政委邓小平带头减低伙食标准,亲率参谋人员开荒种菜,进山采集野菜草药,组织助耕队,帮助驻地群众抢种庄稼,剿灭蝗害。部队所有的助耕队自带粮食和菜金,与灾民同吃一锅饭,每个人节约下的粮食还能接济三个灾民。仅1943年夏秋,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即帮助当地群众耕地、锄地、收割庄稼4.29万亩,帮工5万多个。仅师部人员节约的粮食,每月就可救活124个灾民。在此前后,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地方修堵河流缺口和残缺堤岸、疏浚新旧河道和新开水渠467公里,打井一万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即为地方开渠20公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与黎城、涉县人民一起,奋战数月,修成长达23.5公里的漳南、漳北两条大渠,灌溉面积达9860亩。为铭记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当地人民特意将水渠上的4座石渡桥分别命名为“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和“民贤桥”。军爱民,民拥军,太行山上至今仍传唱着一首洋溢着根据地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真心爱戴之情的妇女拥军歌:“一铺滩滩杨柳树,一铺滩滩草,一队一队的抗日军,数咱八路军好,一团一团的白棉花,一条一条的纺,一机一机的新白布,给部队做衣裳,一方一方的土布,一针一针的缝,一双一双的拥军鞋,送给咱子弟兵。”
1940年底,朱德接受马来西亚《现代日报》华侨青年记者郭戈奇的采访。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在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和伪军三面夹击下,为什么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问题时,朱德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来自老百姓。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为民族解放服务的。所以人民拥护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游,水深任鱼跃。”八年抗战,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正是凭着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及始终的坚定保持,铸就了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汇聚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太行精神是对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民族品格的崭新诠释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品格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崇尚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一个有正义、有担当、有血性的民族,一个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惜流血牺牲、舍生毁家的民族,一个在国家和民族命运面临危难的时候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意志品格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格代代相传,培育了无数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苏武的19年漠北牧羊;从岳飞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秋瑾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拼将十万头颅血”,无不凝聚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英雄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意志品格的最好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和抗战爆发以后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宏、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无数共产党员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极端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或将生命献给了祖国,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继续在革命斗争中和民族解放的战场上不懈奋斗。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格。
大革命失败后,从白区斗争到苏区斗争,从李大钊、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彭湃、恽代英、陈铁军、周文雍、杨开慧到瞿秋白、方志敏等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无论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还是在敌人的监牢中和刑场上,面对困难、面对死亡、面对威逼利诱,无不英勇无畏,坚贞不屈,慷慨赴死,浩气冲天。
在千难万险、史所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上至最高首长,下至普通战士,依靠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意志品格,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北上抗日前线,投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国民党的许多爱国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太行山、在山西、在整个华北大地同仇敌忾,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不屈抗争、坚韧奋起的英雄活剧,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们无以伦比的英雄壮举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崭新诠释。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强大的武器优势和野蛮的烧杀政策,企图将中国人民一举征服。英雄的山西和华北各地抗日军民没有被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凶残暴行所吓倒。八路军三师主力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靠着小米加步枪和大刀长矛,甚至赤手肉搏,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数月之中连续取得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雁门关、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伏击战,正太铁路、邯长公路和汾离公路分别三战三捷,反敌四路、五路、六路、八路、九路围攻等战斗、战役的胜利,以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予凶焰万丈、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赵崇德、叶成焕等抗日英雄血溅沙场、英勇殉国。许多部队整营、整连、整排的指战员在与敌人的反复冲杀、激烈博战中全部壮烈牺牲。正面战场的国民党第二战区8万将士与日军血战忻口,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等高级将领为国捐躯。郝梦龄在出师前就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他在留给子女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武汉失守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和进攻的主要对象转向华北,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初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分期实施“治安肃正计划”,实行所谓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其中在军事上实行极为毒辣的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通过分割、“蚕食”和分区“扫荡”,摧垮根据地。两年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的“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超过50万人。1941年到1942年,日军进一步在华北连续推行更加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为了消灭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敌人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各种方法,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所到之处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其手段之残暴,次数之频繁,使用兵力之众多,在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其中如1942年5月,日军集中2.5万余重兵,采取“铁桶合围”、“抉剔扫荡”战术,合围太行区,梦想将根据地军民“闷死”在铁桶中,致使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党政军机关和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由于日、伪、顽的三面夹击,整个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伤亡严重,干部牺牲很大;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太行区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太岳区的漳源、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岳阳、沁县、屯留等县大都成了游击区或敌占区,冀南全区几乎都变为游击区,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冀鲁豫区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群众形象地说:“一枪可以打透根据地。”在此同时,百年不遇的旱灾、水灾、雹灾、蝗灾、瘟疫等各种天灾也接踵而至,频频袭来。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但是,抗日根据地集聚着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英雄的根据地军民。“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极端的困局只能更加坚韧他们的意志,锤炼他们的智慧。为了渡过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他们同侵略者进行了愈加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是这一阶段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反“蚕食”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各根据地军民在一次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部队与一二○师主力紧密配合,聂荣臻与贺龙协同指挥,在此前先后取得齐会、陈庄等重大战斗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地区设伏,一举歼灭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以下1500余人,敌人痛苦地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年8月,八路军先后集中105个团、20余万兵力,在太行山东西、正太路南北,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约3万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及大批车站、桥梁、隧洞、据点和敌堡,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在极其惨烈的关家垴战斗中,我一二九师主力将深入根据地“扫荡”的日军冈崎大队500余人重重包围。敌利用有利的地形、密集强大的火力和飞机的助战,居高临下,拼死突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三八六旅等部反复冲锋,其中有3个连仅剩下16个人。最终敌在大量援兵和十多架飞机的接应下,被歼400余人,仓皇撤逃,冈崎谦受和今富光藏两个大队长双双命丧关家垴。
1941年10月,日军发动7000余兵力对太行区实行冬季“扫荡”。10日,敌以“反转电击”战术,猛袭黎城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一二九师4个团在当地民兵的大力配合下,展开殊死的保卫战。经连续8昼夜激战,歼敌1800余人,我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5.3:1的辉煌战绩。18岁的司号员崔振芳,一人扼守翁圪廊隘口数昼夜,用两桶马尾弹炸死敌人数十名,最后壮烈牺牲。协助兵工厂征集和保管财粮的当地民兵彭清理被俘后,敌人将他吊在一棵榆树上,当面连杀他的8个亲人,逼他讲出兵工厂机器和粮食的埋藏地点,他宁死不讲,直至被敌推下悬崖绝壁。
1942年11月,太岳军区主力一部,结合沁源全县民兵和区基干队,成立13个游击集团,开始对侵入该县的日军展开长达二年半的围困战。在围困指挥部的组织下,敌各据点周围5公里以内村庄的群众全部转移,实行空室清野,使敌陷于没粮吃、没水喝、没柴烧的绝境,其图谋搞的所谓“山地剿共实验区”随之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转移出来的群众坚定地说:“铺地盖天,餐风饮露,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在此同时,主力部队带领民兵在敌据点周围和交通要道,展开广泛的麻雀战、冷枪战、破袭战、伏击战、地雷战,搞得敌人日夜不宁、惊恐万状,据点不断收缩,越来越难以支撑,最终不得不于1945年4月从沁源狼狈逃窜。
在这一时期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4次冲锋,毙伤敌90余人,最后子弹打尽,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壮烈牺牲,二人负伤脱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总部和北方局等党政军群机关遭到敌重兵合围的危急时刻,亲自指挥突围战斗,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兼总会计黄君珏,是一位生子刚刚三个月的母亲,在这次突围战中,她隐藏的山洞被搜山的敌人发现,生死关头,她连开数枪,击倒两个敌人,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纵身跳下百丈深渊,英勇牺牲。在抗日英雄的英烈榜中,还有郭国言、范子侠、武士敏等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都有一大篇百折不挠英勇抗敌的英勇故事,他们都为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无所畏惧的中坚力量,有了如此众多的民族精英,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抗战,渡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最终迎来了对日战略反攻,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太行精神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动展示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勤劳勇敢、不畏艰苦的美德。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既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党始终坚守的政治本色,也是我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历史。靠着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革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星星之火到势成燎原;靠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群众最坚定、最无私的支持。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历史,同样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
1941年到1943年,日军频繁的“蚕食”、“扫荡”和严密、贪婪的经济封锁与掠夺,不但在军事上给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而且使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遭到深重破坏,粮食和各种军需民用物资异常短缺。而在此同时,频仍严重的自然灾害更使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雪上加霜,陷于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1942年,华北各地水、旱、虫、雹等灾害连续发生。尤其是旱灾,许多地方久旱无雨,赤地千里,庄稼枯萎,粮食大面积欠收。1943年,前一年的灾荒造成的困难尚未完全克服,上述天灾又在各地交错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先是从春到秋持续七八个月的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接着是夏秋之际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灾,有的蝗群一来就是方圆几十里,落地后顷刻之间即将几十到数百亩的庄稼吞食殆尽;在此期间,一些地区同时又遭受毁灭性的雹灾;八九月间,太行、冀南、冀鲁豫等区连降暴雨,清漳河和浊漳河两岸大片滩地被毁,卫河、滏阳河、运河多处决口,数十个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在此情况下,全边区相当多的县粮食产量只有常年的二三成左右,不少村庄甚至绝收。伴随着灾荒而来的,是霍乱等疾病的流行和大批灾民的形成。冀南全区因灾因病死亡者达20余万人,晋冀鲁豫全区包括从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超过150万人。由于天灾敌祸,许多根据地军民几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灾情严重的地方,“离婚事件大为增加……有的拿儿子换米吃,有的妇女沿村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者。至于自己杀害儿女之事,也层出不穷。”(转引自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根据地军民没有退缩,没有屈服,更没有被击倒。他们一方面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军事斗争,同时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咬紧牙关迎接经济困难的挑战。
为了战胜困难,从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边区政府首长,到普通战士和一般工作人员,首先降低伙食标准,励行节约。按照命令,粮食供应,主力部队由1斤半减为1斤,机关人员由1斤减为13两(旧制16两1斤)。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带头将自己仅有的稿费、津贴费共76.6元交给组织,与大家共克时艰。一二九师司令部以彭总为榜样,专门召开“军人大会”,决定在此基础上,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3两,并停发津贴费。1942年,一二九师共节约160.1万元;1943年,全师仅4到8月就节约小米40.5万斤,8月以后,伙食标准再次降低。节约下的粮款,全部用于救济灾民。由于粮食越来越少,很长一段时间,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整天以野菜粥充饥。许多地方野菜采光了,连槐叶、柳叶、杨叶都成了宝贝。从干部到战士,整个部队都处于半饥状态。师部首长和区党委机关同大家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他们经常吃一种由红高粱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馍馍,这种食品又黑又硬,大家当时都把吃它叫“吃砖头”。边区政府机关干部的口粮从每天1斤半小米减少到7两,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和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一次与邓小平谈工作,因饥疲交加,昏睡了过去。为了节约,当时一二九师提出一个口号叫“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大家都惜油如金,惜纸如金。一张纸反复用四次,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而且字都写的很小,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蝇头小楷”。
为了战胜困难,从晋冀鲁豫边区,到晋察冀、晋绥边区,各根据地相继深入开展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党的整风运动。精兵简政从1942年春夏开始,到1944年春夏结束,是我党为克服根据地财经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措施。精简之后,各边区党政军群各级机构和人员大为缩减。晋冀鲁豫边区各级脱离生产的人员编制比1940年前半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中边区政府机关由500人减少到100人,被毛泽东称赞为“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精兵简政的成功进行,基本上克服了此前各边区机构庞大臃肿,“鱼大水小,兵多难养”的矛盾,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发动群众是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财经困难的中心环节,群众如果发动不起来,则发展生产、参战支前等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而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减租减息,是实行适应抗战形势需要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抗战爆发后,我党曾普遍号召减租减息,但因战事紧张、人力缺乏等各种原因,多数地方都将此事停留在宣传上。1942年,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路经太行,就减租减息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部署。从当年下半年起,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同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还认真地在党内开展了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解决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次深刻、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为了战胜困难,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普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1942年春,一二九师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作出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要求当年旅以上每人生产100元,团以下每人生产60元。1943年8月,一二九师又下达命令,规定全师干部战士除种菜自给外,至少还要耕种一亩到一亩半地的粮食。之后,中共太行分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经济建设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确定把生产当作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一时间,“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根据地的荒山野岭、田间地头,到处都有干部战士开荒种地的身影。1942年,仅据一二九师11个单位的统计,生产总值就达215.4万元;1943年,仅太行区各部队即种地10万亩,其中开垦荒地8万多亩,总收入达1500万元以上;1944年,太行区各机关部队实现了两到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自给,减轻了人民20万石公粮的负担。
1944年,随着根据地农业生产的丰收和军事斗争等形势的全面好转,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解放后,有一次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一笑,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在抗日战争如此的艰难困境中能够挺过来,艰苦奋斗,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八路军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邓小平当时就感慨地写道:“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根据地军民能够战胜困难,创造奇迹,是与他们的不计得失、不怕牺牲、舍身为国、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毁家纾难,为国分忧,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尚情怀和崇高品格。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广大爱国军民的空前团结和无私奉献,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无数八路军将士和国民党爱国官兵,无数根据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血洒太行、血洒三晋、血洒华北各敌后战场,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根据地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钱出钱,踊跃参军参战,筹粮筹款,有力保证了抗日武装的兵员补充和巨大的战争消耗;同时,他们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为子弟兵缝衣被、做军鞋、运伤员、送物资、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慰军劳军、护理伤残,源源不断地供应了抗战所需的粮食、被服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承担了繁重而庞大的战勤任务,涌现出了大批支前模范和拥军模范。阳城县马寨村马孟英老人,3天时间就动员儿子、孙子、外甥和女婿共7人参军。黎城县窑湾村妇救会员胡春花,早在1940年夏,就动员组织本村妇女姐妹将自家鸡蛋、小米、黄豆和500多米土布等物资拿出,成立接待站,主动烧水、做饭、缝制被服,协助附近的一个八路军后方医院护理、转送伤员。1941年,日军进犯黄崖洞时,胡春花带领全村妇女组成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抬回伤员120多名,连续在部队医院看护伤员达4个月。1944年夏,胡春花又组织全村妇女,到医院为从一次攻坚战中转运下来的大批伤员喂饭、换药、灭蚊虫、清洗身体和血衣,使伤员提早痊愈并重返前线。她的动人事迹,曾在当时被编成节目搬上舞台,广为流传。武乡县禄村妇救会主任暴莲子,在根据地反“扫荡”中,先后3次冒死掩护八路军伤病员。1945年沁(县)武(乡)战役中,部队医院驻在禄村,她带头腾出房子,献出粮食,并率全家护理了80多名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后来,她又把女儿送到部队,当了一名护士。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八路军的好妈妈”。兴县开明士绅牛友兰,早在抗战初期就一次捐献白银2.3万元,支持该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创办农民银行,发展根据地经济。1940年,他又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再次捐出银元8000元,粮食125石,支援抗日。在抗日战争的前7年中,仅太行区人民就负担公粮300万石。当年,许多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子女寄养在当地群众家中,在粮食和各种物资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老乡们宁愿自己受冻挨饿,也要保证这些孩子的温饱。是根据地人民的小米和母亲的奶水养育了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对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深怀感激,弥久难忘。
五、太行精神是党和八路军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不畏艰难,不怕挫折,勇于开拓,锐意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独立解放,走向繁荣富强,永葆生机活力的灵魂、源泉和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伊始,就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站在时代的潮头,肩负国家振兴的使命,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从而使自己在开拓中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由星星之火逐步走向全国胜利。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党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发动和领导民族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任,领导广大抗日军民奋勇开拓,不懈进取,先后以太行山为中心,在山西、在整个华北建立起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从而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开创山西特殊形式的统战局面。抗战爆发前,党中央、北方局和山西地方党组织就紧紧把握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以及山西复杂的政治情况,以超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致力于山西特殊形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通过接管和改组牺盟会、建立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使山西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的统战组织和抗日武装。山西特殊形式统战局面的形成,为八路军挺进山西并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创建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以太行山等山西山区抗日支点为出发地和前进阵地,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战场拓展到华北、华中。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之初,由于日军长驱直入,所到之处疯狂烧杀抢掠,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溃败撤逃,散兵游勇肆意骚扰,土匪武装遍地蜂起,国民党旧政权或倾刻瓦解,逃散一空,或腐败无能,阻挠抗战,使得山西和华北各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八路军三师主力由山西各地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首先以山西四面山区为依托,实行第一次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及山西周边地区站隐脚跟后,遂以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先后以山西四面山区为出发地和前进阵地,实行第二、第三次战略展开,进一步建立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大青山、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挺进华中,支援新四军在江北的抗日斗争,将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北全境。
创造各种游击战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艰苦卓绝的反围攻、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先后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围困战、麻雀战、联防战、窑洞保卫战、水上游击战和铁道游击战等一系列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新鲜活泼的游击战法,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具有重要意义。
创造并总结、推广政治攻势、劳武结合以及组织和派遣敌后武卫队、建立革命两面政权等对敌斗争的新形式、新经验,加强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我党我军在太行区等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先后通过开展政治攻势,进行武装宣传,揭露敌人阴谋,镇压汉奸特务,摧毁伪政权,瓦解日伪军,教育和团结敌占区人民;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结合开展政治攻势和减租减息,宣传发动群众,除奸反特,瓦解敌军,改造政权,袭扰敌据点,破坏敌交通,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抗日信心;建立公开应付敌人、秘密支持抗日的革命两面政权,在敌占区开辟隐蔽的抗日根据地;总结推广晋绥边区张初元首创的劳武结合的经验,解决根据地、游击区战斗与生产、劳力和武力之间的矛盾等等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有力地加强了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对敌斗争,扩大了根据地,缩小了敌占区,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共产党第一次在根据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执政试验。在抗战初期敌后国民党政权普遍瓦解,或少数尚未瓦解但因腐败无能、阻挠抗战而丧失抗日政权职能的情况下,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通过接管、重建、改造等方式,以及从1941年开始实行村选、县选的基础上,在各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各级“三三制”政权在党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从抗日大局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认真履行抗日政权的一切职能;逐步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努力扩大民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改善民生;积极促进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大力保障军需民用;既维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又注意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着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第一次在中国局部地区执政,对我党以后接掌全国政权,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创建并大力发展互助组,制订并广泛推广“滕杨方案”,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从1940年起,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农民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畜力和农具缺乏问题,就开始自发利用旧有的劳动互助习惯,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944年春,为提倡劳动光荣,多劳多得,奖勤罚懒,鼓励私人积蓄,批判当时在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等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八路军总部代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适时地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互助组和“滕杨方案”在敌后根据地的应运而生,不仅在当时对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推动根据地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启迪和影响。
太行精神诞生于70年前的抗日战争年代。用一个人的生命年轮来衡量,她虽然已经是几代人之前的故事了,但她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作为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将永远留在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记忆里,将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长久地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懈奋斗。
伟大不朽的太行精神光耀千秋,流芳万代!
(执笔:王雷平)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片充满和凝结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不屈不挠,振臂奋起,拼死抗争,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英勇抗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坚持并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取得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抗战业绩,就是因为在热血中始终流淌着一股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孕育、产生于以上党为腹心区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展、成熟、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战场。她由英雄的八路军和包括太行人民在内的各敌后根据地军民的鲜血和生命铸就;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心培育和浇灌成长起来的精神硕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传统,有着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她是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的延续和升华、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精神的生动缩影和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
一、太行精神是对抗日救国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执着追求与始终坚守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精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理想信念。理想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精神的支撑。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民族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崇高的革命理念这一不竭的力量源泉作动力,没有坚定的信念作支撑,不可能面对艰难和强敌勇往直前,克敌制胜,坚持到底,创造伟业。
革命理想高于天。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无数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人民军队在北伐战争、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中能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赴汤蹈火,无坚不摧,正是由于他们始终抱定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中国革命早日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最终实现这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信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一泄千里。平津沦陷,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大片国土很快成为敌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大量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着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每一个国人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在此悲观情绪一时到处蔓延、亡国论调甚嚣尘上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严词批驳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科学地预测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怀抱着强烈的救国理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古老的黄土高原集合起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八路军三师健儿挥戈东渡,挺进山西,迎着国民党的溃兵游勇,迅速开赴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国共两军为了共同的理想,在山西忻口团结合作,血战日寇,谱写了一曲兄弟携手、共御外侮的悲壮乐章。在此前后,一批批、一队队抗日志士、热血青年、爱国华侨和革命知识分子,响应民族抗战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涌向当时华北的抗日中心太原,汇聚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太行山,随之又奔向山西各地,奔赴华北和全国的各抗日战场。
多少壮怀激烈,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浴血奋战,多少视死如归。血与火烧灼激荡着人心,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回响在太行山、太岳山、五台山、吕梁山上……“誓死不当亡国奴”、“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打日寇,救中国,当英雄”、“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的誓言震荡在每一个八路军将士和抗日志士的心中。“母亲教子打东洋,兄弟争先上战场”,太行人民踊跃参军,舍身报国的动人故事,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华夏儿女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从八路军总司令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三晋表里、燕赵大地、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到处传颂着救国理想和信念的赞歌。曾因愤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而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的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当看到山西在我党全力推动下出现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后,便“像扑灯蛾追求光明似的”,奋不顾身地投身抗日战场,实现了他“愿将身躯易自由”的誓言。共产党员、烽火侨女李林,学生时代就立下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宏伟理想。当祖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她毅然与一批平津热血青年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先后担任牺盟中心区宣传部长、游击队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骑兵营教导员、专署秘书主任,期间率领抗日武装驰骋长城南北,1940年血洒雁北,将24岁的青春生命献给了祖国。太原沦陷之前,由120余名太原成成中学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走出课堂,投笔从戎,在异常艰苦的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中有50多名师生血洒青山,他们大都十八九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在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不幸落入敌手,狱中他受尽酷刑,身染重病,仍组织党的支部,坚持斗争,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念,倾尽全力反复鼓励战友“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在敌人的战略进攻阶段,英雄的太行军民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粉碎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将敌后游击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大地,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以后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他们面对凶恶的敌人和极端艰苦的环境,仍然靠着心底不可动摇的理想信念,一次次地粉碎日伪军各种形式的残酷“扫荡”和“蚕食”进攻,以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多次反共高潮,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同时还有罕见的自然灾害和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顽强地渡过黎明前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近,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上党老区时深刻指出:“70年前,太行军民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誓死不作亡国奴、为民族的独立而战、为工农大众的自由而战的理想信念,才有了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任何险阻的不竭力量源泉。”抗日英烈和革命先辈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对理想信念的那种执着追求和坚守,在一切挑战和考验面前始终保持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和高度的民族责任心和自信心,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我们克服和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太行精神是党和八路军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坚定保持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论持久战》)面对近百年来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我国抗日战争由弱变强、由战略防御转换为战略进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发动全民族的抗战,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团结一心,支援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论持久战》)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没有千百万民众参加和支援抗日战争,不可能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离不开党,党更离不开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视人民如父母,把人民当靠山,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冒着烽火硝烟,迎着枪林弹雨,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将各界抗日民众紧紧团结凝聚在自己周围,同根据地人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
为了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根据地人民的抵抗,敌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发动了一次次的多路围攻和疯狂“扫荡”。在无数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山西新军和地方武装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在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根据地有一大批包括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等在内的各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贞不屈,慷慨捐躯;还有不少党的好干部为了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和群众的利益,长期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同样,为了掩护子弟兵和抗日干部,有许多根据地人民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8年2月,日军自晋东南大举西犯,先头部队一个旅团已抵达安泽县的府城镇,直逼临汾。正在前往晋东南敌后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此与敌遭遇,为争取时间让临汾一带的数十万民众安全转移,冒着10余架敌机疯狂轰炸的危险,指挥身边仅有的200余人的警卫通讯部队顽强迎击日军达三天之久,直到临汾城内的民众安全转移后,才率总部向东转进。晋西北八专署专员顾永田在任文水县抗日政府县长期间,除暴安民,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深受群众爱戴。1940年2月,在组织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1943年10月,日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铁滚扫荡”,冀氏县(今安泽县)一区女区委书记王光,抱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群众”的坚定信念,率领民兵将敌人引向自己,不幸身负重伤,落入日军魔掌。面对敌人的酷刑,王光回答:“你们问八路军藏在哪里,老百姓藏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告诉你们,他们全藏在我心里!你们想知道,那是妄想!”之后,丧心病狂的敌人先割掉她的鼻子,再剜掉她的双眼,又割下她的双耳和乳房,最后将她剖腹开膛。王光壮烈牺牲,年仅22岁。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各级新政权建立后,即高举抗日大旗,大力配合党和八路军深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巩固发展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制定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充分发挥抗日政府的权威,治理匪患,惩办汉奸,整顿社会秩序;贯彻战时财经政策,积极恢复发展生产;废除旧政权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努力扩大民主,改善民生,减轻人民负担;坚持“三三制”原则,注意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广泛调动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大力改变旧官僚政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欺压民众、当官做老爷的恶劣行为和衙门作风,自觉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集中群众智慧,甘当群众的“公仆”,在敌后根据地群众面前树立起了人民政权公正廉明的鲜活形象,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拥护。
当根据地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之时,各级党政军机关一面紧勒裤带,节衣缩食,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救济灾民和困难群众,竭尽全力减少死亡;一面动员大批机关、部队人员,帮助群众挖渠打井,修桥筑路,抢收抢种,抗灾救灾,恢复发展生产,与根据地人民甘苦相依,共渡时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和政委邓小平带头减低伙食标准,亲率参谋人员开荒种菜,进山采集野菜草药,组织助耕队,帮助驻地群众抢种庄稼,剿灭蝗害。部队所有的助耕队自带粮食和菜金,与灾民同吃一锅饭,每个人节约下的粮食还能接济三个灾民。仅1943年夏秋,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即帮助当地群众耕地、锄地、收割庄稼4.29万亩,帮工5万多个。仅师部人员节约的粮食,每月就可救活124个灾民。在此前后,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地方修堵河流缺口和残缺堤岸、疏浚新旧河道和新开水渠467公里,打井一万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即为地方开渠20公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与黎城、涉县人民一起,奋战数月,修成长达23.5公里的漳南、漳北两条大渠,灌溉面积达9860亩。为铭记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当地人民特意将水渠上的4座石渡桥分别命名为“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和“民贤桥”。军爱民,民拥军,太行山上至今仍传唱着一首洋溢着根据地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真心爱戴之情的妇女拥军歌:“一铺滩滩杨柳树,一铺滩滩草,一队一队的抗日军,数咱八路军好,一团一团的白棉花,一条一条的纺,一机一机的新白布,给部队做衣裳,一方一方的土布,一针一针的缝,一双一双的拥军鞋,送给咱子弟兵。”
1940年底,朱德接受马来西亚《现代日报》华侨青年记者郭戈奇的采访。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在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和伪军三面夹击下,为什么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问题时,朱德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来自老百姓。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为民族解放服务的。所以人民拥护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游,水深任鱼跃。”八年抗战,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正是凭着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及始终的坚定保持,铸就了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汇聚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太行精神是对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民族品格的崭新诠释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品格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崇尚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一个有正义、有担当、有血性的民族,一个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惜流血牺牲、舍生毁家的民族,一个在国家和民族命运面临危难的时候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意志品格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格代代相传,培育了无数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苏武的19年漠北牧羊;从岳飞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秋瑾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拼将十万头颅血”,无不凝聚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英雄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意志品格的最好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和抗战爆发以后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宏、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无数共产党员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极端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或将生命献给了祖国,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继续在革命斗争中和民族解放的战场上不懈奋斗。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格。
大革命失败后,从白区斗争到苏区斗争,从李大钊、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彭湃、恽代英、陈铁军、周文雍、杨开慧到瞿秋白、方志敏等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无论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还是在敌人的监牢中和刑场上,面对困难、面对死亡、面对威逼利诱,无不英勇无畏,坚贞不屈,慷慨赴死,浩气冲天。
在千难万险、史所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上至最高首长,下至普通战士,依靠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意志品格,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北上抗日前线,投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国民党的许多爱国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太行山、在山西、在整个华北大地同仇敌忾,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不屈抗争、坚韧奋起的英雄活剧,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们无以伦比的英雄壮举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崭新诠释。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强大的武器优势和野蛮的烧杀政策,企图将中国人民一举征服。英雄的山西和华北各地抗日军民没有被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凶残暴行所吓倒。八路军三师主力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靠着小米加步枪和大刀长矛,甚至赤手肉搏,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数月之中连续取得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雁门关、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伏击战,正太铁路、邯长公路和汾离公路分别三战三捷,反敌四路、五路、六路、八路、九路围攻等战斗、战役的胜利,以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予凶焰万丈、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赵崇德、叶成焕等抗日英雄血溅沙场、英勇殉国。许多部队整营、整连、整排的指战员在与敌人的反复冲杀、激烈博战中全部壮烈牺牲。正面战场的国民党第二战区8万将士与日军血战忻口,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等高级将领为国捐躯。郝梦龄在出师前就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他在留给子女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武汉失守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和进攻的主要对象转向华北,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初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分期实施“治安肃正计划”,实行所谓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其中在军事上实行极为毒辣的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通过分割、“蚕食”和分区“扫荡”,摧垮根据地。两年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的“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超过50万人。1941年到1942年,日军进一步在华北连续推行更加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为了消灭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敌人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各种方法,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所到之处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其手段之残暴,次数之频繁,使用兵力之众多,在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其中如1942年5月,日军集中2.5万余重兵,采取“铁桶合围”、“抉剔扫荡”战术,合围太行区,梦想将根据地军民“闷死”在铁桶中,致使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党政军机关和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由于日、伪、顽的三面夹击,整个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伤亡严重,干部牺牲很大;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太行区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太岳区的漳源、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岳阳、沁县、屯留等县大都成了游击区或敌占区,冀南全区几乎都变为游击区,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冀鲁豫区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群众形象地说:“一枪可以打透根据地。”在此同时,百年不遇的旱灾、水灾、雹灾、蝗灾、瘟疫等各种天灾也接踵而至,频频袭来。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但是,抗日根据地集聚着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英雄的根据地军民。“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极端的困局只能更加坚韧他们的意志,锤炼他们的智慧。为了渡过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他们同侵略者进行了愈加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是这一阶段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反“蚕食”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各根据地军民在一次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部队与一二○师主力紧密配合,聂荣臻与贺龙协同指挥,在此前先后取得齐会、陈庄等重大战斗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地区设伏,一举歼灭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以下1500余人,敌人痛苦地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1940年8月,八路军先后集中105个团、20余万兵力,在太行山东西、正太路南北,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约3万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及大批车站、桥梁、隧洞、据点和敌堡,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在极其惨烈的关家垴战斗中,我一二九师主力将深入根据地“扫荡”的日军冈崎大队500余人重重包围。敌利用有利的地形、密集强大的火力和飞机的助战,居高临下,拼死突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三八六旅等部反复冲锋,其中有3个连仅剩下16个人。最终敌在大量援兵和十多架飞机的接应下,被歼400余人,仓皇撤逃,冈崎谦受和今富光藏两个大队长双双命丧关家垴。
1941年10月,日军发动7000余兵力对太行区实行冬季“扫荡”。10日,敌以“反转电击”战术,猛袭黎城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一二九师4个团在当地民兵的大力配合下,展开殊死的保卫战。经连续8昼夜激战,歼敌1800余人,我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5.3:1的辉煌战绩。18岁的司号员崔振芳,一人扼守翁圪廊隘口数昼夜,用两桶马尾弹炸死敌人数十名,最后壮烈牺牲。协助兵工厂征集和保管财粮的当地民兵彭清理被俘后,敌人将他吊在一棵榆树上,当面连杀他的8个亲人,逼他讲出兵工厂机器和粮食的埋藏地点,他宁死不讲,直至被敌推下悬崖绝壁。
1942年11月,太岳军区主力一部,结合沁源全县民兵和区基干队,成立13个游击集团,开始对侵入该县的日军展开长达二年半的围困战。在围困指挥部的组织下,敌各据点周围5公里以内村庄的群众全部转移,实行空室清野,使敌陷于没粮吃、没水喝、没柴烧的绝境,其图谋搞的所谓“山地剿共实验区”随之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转移出来的群众坚定地说:“铺地盖天,餐风饮露,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在此同时,主力部队带领民兵在敌据点周围和交通要道,展开广泛的麻雀战、冷枪战、破袭战、伏击战、地雷战,搞得敌人日夜不宁、惊恐万状,据点不断收缩,越来越难以支撑,最终不得不于1945年4月从沁源狼狈逃窜。
在这一时期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4次冲锋,毙伤敌90余人,最后子弹打尽,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壮烈牺牲,二人负伤脱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总部和北方局等党政军群机关遭到敌重兵合围的危急时刻,亲自指挥突围战斗,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为掩护战友,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主任兼总会计黄君珏,是一位生子刚刚三个月的母亲,在这次突围战中,她隐藏的山洞被搜山的敌人发现,生死关头,她连开数枪,击倒两个敌人,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纵身跳下百丈深渊,英勇牺牲。在抗日英雄的英烈榜中,还有郭国言、范子侠、武士敏等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都有一大篇百折不挠英勇抗敌的英勇故事,他们都为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无所畏惧的中坚力量,有了如此众多的民族精英,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抗战,渡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最终迎来了对日战略反攻,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太行精神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生动展示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勤劳勇敢、不畏艰苦的美德。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既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党始终坚守的政治本色,也是我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历史。靠着艰苦奋斗精神,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革命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星星之火到势成燎原;靠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群众最坚定、最无私的支持。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历史,同样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
1941年到1943年,日军频繁的“蚕食”、“扫荡”和严密、贪婪的经济封锁与掠夺,不但在军事上给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困难,而且使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遭到深重破坏,粮食和各种军需民用物资异常短缺。而在此同时,频仍严重的自然灾害更使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雪上加霜,陷于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1942年,华北各地水、旱、虫、雹等灾害连续发生。尤其是旱灾,许多地方久旱无雨,赤地千里,庄稼枯萎,粮食大面积欠收。1943年,前一年的灾荒造成的困难尚未完全克服,上述天灾又在各地交错发生。在晋冀鲁豫边区,先是从春到秋持续七八个月的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接着是夏秋之际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灾,有的蝗群一来就是方圆几十里,落地后顷刻之间即将几十到数百亩的庄稼吞食殆尽;在此期间,一些地区同时又遭受毁灭性的雹灾;八九月间,太行、冀南、冀鲁豫等区连降暴雨,清漳河和浊漳河两岸大片滩地被毁,卫河、滏阳河、运河多处决口,数十个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在此情况下,全边区相当多的县粮食产量只有常年的二三成左右,不少村庄甚至绝收。伴随着灾荒而来的,是霍乱等疾病的流行和大批灾民的形成。冀南全区因灾因病死亡者达20余万人,晋冀鲁豫全区包括从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超过150万人。由于天灾敌祸,许多根据地军民几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灾情严重的地方,“离婚事件大为增加……有的拿儿子换米吃,有的妇女沿村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者。至于自己杀害儿女之事,也层出不穷。”(转引自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根据地军民没有退缩,没有屈服,更没有被击倒。他们一方面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军事斗争,同时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咬紧牙关迎接经济困难的挑战。
为了战胜困难,从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边区政府首长,到普通战士和一般工作人员,首先降低伙食标准,励行节约。按照命令,粮食供应,主力部队由1斤半减为1斤,机关人员由1斤减为13两(旧制16两1斤)。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带头将自己仅有的稿费、津贴费共76.6元交给组织,与大家共克时艰。一二九师司令部以彭总为榜样,专门召开“军人大会”,决定在此基础上,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3两,并停发津贴费。1942年,一二九师共节约160.1万元;1943年,全师仅4到8月就节约小米40.5万斤,8月以后,伙食标准再次降低。节约下的粮款,全部用于救济灾民。由于粮食越来越少,很长一段时间,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整天以野菜粥充饥。许多地方野菜采光了,连槐叶、柳叶、杨叶都成了宝贝。从干部到战士,整个部队都处于半饥状态。师部首长和区党委机关同大家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他们经常吃一种由红高粱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馍馍,这种食品又黑又硬,大家当时都把吃它叫“吃砖头”。边区政府机关干部的口粮从每天1斤半小米减少到7两,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和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一次与邓小平谈工作,因饥疲交加,昏睡了过去。为了节约,当时一二九师提出一个口号叫“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大家都惜油如金,惜纸如金。一张纸反复用四次,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而且字都写的很小,真正是名副其实的“蝇头小楷”。
为了战胜困难,从晋冀鲁豫边区,到晋察冀、晋绥边区,各根据地相继深入开展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党的整风运动。精兵简政从1942年春夏开始,到1944年春夏结束,是我党为克服根据地财经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措施。精简之后,各边区党政军群各级机构和人员大为缩减。晋冀鲁豫边区各级脱离生产的人员编制比1940年前半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中边区政府机关由500人减少到100人,被毛泽东称赞为“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精兵简政的成功进行,基本上克服了此前各边区机构庞大臃肿,“鱼大水小,兵多难养”的矛盾,不但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发动群众是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财经困难的中心环节,群众如果发动不起来,则发展生产、参战支前等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而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减租减息,是实行适应抗战形势需要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抗战爆发后,我党曾普遍号召减租减息,但因战事紧张、人力缺乏等各种原因,多数地方都将此事停留在宣传上。1942年,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路经太行,就减租减息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部署。从当年下半年起,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进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恢复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同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还认真地在党内开展了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解决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次深刻、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为了战胜困难,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普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1942年春,一二九师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作出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要求当年旅以上每人生产100元,团以下每人生产60元。1943年8月,一二九师又下达命令,规定全师干部战士除种菜自给外,至少还要耕种一亩到一亩半地的粮食。之后,中共太行分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经济建设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确定把生产当作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一时间,“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根据地的荒山野岭、田间地头,到处都有干部战士开荒种地的身影。1942年,仅据一二九师11个单位的统计,生产总值就达215.4万元;1943年,仅太行区各部队即种地10万亩,其中开垦荒地8万多亩,总收入达1500万元以上;1944年,太行区各机关部队实现了两到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自给,减轻了人民20万石公粮的负担。
1944年,随着根据地农业生产的丰收和军事斗争等形势的全面好转,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解放后,有一次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轻轻一笑,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在抗日战争如此的艰难困境中能够挺过来,艰苦奋斗,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八路军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邓小平当时就感慨地写道:“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根据地军民能够战胜困难,创造奇迹,是与他们的不计得失、不怕牺牲、舍身为国、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毁家纾难,为国分忧,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尚情怀和崇高品格。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没有广大爱国军民的空前团结和无私奉献,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无数八路军将士和国民党爱国官兵,无数根据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血洒太行、血洒三晋、血洒华北各敌后战场,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民族的解放事业。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赢得抗战的胜利,根据地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钱出钱,踊跃参军参战,筹粮筹款,有力保证了抗日武装的兵员补充和巨大的战争消耗;同时,他们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地为子弟兵缝衣被、做军鞋、运伤员、送物资、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慰军劳军、护理伤残,源源不断地供应了抗战所需的粮食、被服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承担了繁重而庞大的战勤任务,涌现出了大批支前模范和拥军模范。阳城县马寨村马孟英老人,3天时间就动员儿子、孙子、外甥和女婿共7人参军。黎城县窑湾村妇救会员胡春花,早在1940年夏,就动员组织本村妇女姐妹将自家鸡蛋、小米、黄豆和500多米土布等物资拿出,成立接待站,主动烧水、做饭、缝制被服,协助附近的一个八路军后方医院护理、转送伤员。1941年,日军进犯黄崖洞时,胡春花带领全村妇女组成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抬回伤员120多名,连续在部队医院看护伤员达4个月。1944年夏,胡春花又组织全村妇女,到医院为从一次攻坚战中转运下来的大批伤员喂饭、换药、灭蚊虫、清洗身体和血衣,使伤员提早痊愈并重返前线。她的动人事迹,曾在当时被编成节目搬上舞台,广为流传。武乡县禄村妇救会主任暴莲子,在根据地反“扫荡”中,先后3次冒死掩护八路军伤病员。1945年沁(县)武(乡)战役中,部队医院驻在禄村,她带头腾出房子,献出粮食,并率全家护理了80多名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后来,她又把女儿送到部队,当了一名护士。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八路军的好妈妈”。兴县开明士绅牛友兰,早在抗战初期就一次捐献白银2.3万元,支持该县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创办农民银行,发展根据地经济。1940年,他又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再次捐出银元8000元,粮食125石,支援抗日。在抗日战争的前7年中,仅太行区人民就负担公粮300万石。当年,许多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子女寄养在当地群众家中,在粮食和各种物资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老乡们宁愿自己受冻挨饿,也要保证这些孩子的温饱。是根据地人民的小米和母亲的奶水养育了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对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深怀感激,弥久难忘。
五、太行精神是党和八路军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不畏艰难,不怕挫折,勇于开拓,锐意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独立解放,走向繁荣富强,永葆生机活力的灵魂、源泉和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伊始,就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站在时代的潮头,肩负国家振兴的使命,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从而使自己在开拓中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由星星之火逐步走向全国胜利。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党更加自觉地担当起发动和领导民族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重任,领导广大抗日军民奋勇开拓,不懈进取,先后以太行山为中心,在山西、在整个华北建立起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从而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开创山西特殊形式的统战局面。抗战爆发前,党中央、北方局和山西地方党组织就紧紧把握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以及山西复杂的政治情况,以超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致力于山西特殊形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通过接管和改组牺盟会、建立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使山西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特殊形式的统战组织和抗日武装。山西特殊形式统战局面的形成,为八路军挺进山西并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创建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以太行山等山西山区抗日支点为出发地和前进阵地,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战场拓展到华北、华中。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之初,由于日军长驱直入,所到之处疯狂烧杀抢掠,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溃败撤逃,散兵游勇肆意骚扰,土匪武装遍地蜂起,国民党旧政权或倾刻瓦解,逃散一空,或腐败无能,阻挠抗战,使得山西和华北各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八路军三师主力由山西各地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首先以山西四面山区为依托,实行第一次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及山西周边地区站隐脚跟后,遂以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先后以山西四面山区为出发地和前进阵地,实行第二、第三次战略展开,进一步建立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大青山、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挺进华中,支援新四军在江北的抗日斗争,将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北全境。
创造各种游击战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艰苦卓绝的反围攻、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先后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围困战、麻雀战、联防战、窑洞保卫战、水上游击战和铁道游击战等一系列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新鲜活泼的游击战法,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最终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具有重要意义。
创造并总结、推广政治攻势、劳武结合以及组织和派遣敌后武卫队、建立革命两面政权等对敌斗争的新形式、新经验,加强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抗日斗争。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我党我军在太行区等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先后通过开展政治攻势,进行武装宣传,揭露敌人阴谋,镇压汉奸特务,摧毁伪政权,瓦解日伪军,教育和团结敌占区人民;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结合开展政治攻势和减租减息,宣传发动群众,除奸反特,瓦解敌军,改造政权,袭扰敌据点,破坏敌交通,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抗日信心;建立公开应付敌人、秘密支持抗日的革命两面政权,在敌占区开辟隐蔽的抗日根据地;总结推广晋绥边区张初元首创的劳武结合的经验,解决根据地、游击区战斗与生产、劳力和武力之间的矛盾等等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有力地加强了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对敌斗争,扩大了根据地,缩小了敌占区,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共产党第一次在根据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执政试验。在抗战初期敌后国民党政权普遍瓦解,或少数尚未瓦解但因腐败无能、阻挠抗战而丧失抗日政权职能的情况下,共产党高举抗日的大旗,通过接管、重建、改造等方式,以及从1941年开始实行村选、县选的基础上,在各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各级“三三制”政权在党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从抗日大局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认真履行抗日政权的一切职能;逐步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努力扩大民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改善民生;积极促进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大力保障军需民用;既维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又注意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着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第一次在中国局部地区执政,对我党以后接掌全国政权,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创建并大力发展互助组,制订并广泛推广“滕杨方案”,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从1940年起,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农民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力、畜力和农具缺乏问题,就开始自发利用旧有的劳动互助习惯,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944年春,为提倡劳动光荣,多劳多得,奖勤罚懒,鼓励私人积蓄,批判当时在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等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八路军总部代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适时地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互助组和“滕杨方案”在敌后根据地的应运而生,不仅在当时对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正确处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推动根据地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启迪和影响。
太行精神诞生于70年前的抗日战争年代。用一个人的生命年轮来衡量,她虽然已经是几代人之前的故事了,但她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作为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伟大象征,将永远留在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记忆里,将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长久地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懈奋斗。
伟大不朽的太行精神光耀千秋,流芳万代!
(执笔:王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