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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学季，有关教育的话题再次被提到台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也的确取得了不少成效，大家为何仍不满意？围绕中国现行教育面临的困境，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多位学生、家长、老师、校长以及教育管理者，并通过网络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入园难”、“择校热”；僵化的教育思维限制了孩子的创造天性
正如有了坚固的地基才能盖起高楼大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也被视作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探索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的途径……近些年，在一系列改革举措的作用下，我国的基础教育无疑已从“温饱”奔向“小康”。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仍有几个问题集中困扰着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入园难”、“择校热”；僵化的教育思维限制了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课改减负却越减越重；不同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悬殊过大；“高考移民”问题悬而未决等等。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目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北京市大兴二小校长兰祖军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农村基础教育是中国现阶段基础教育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其中最大的悬殊又在于师资。他举例说：“在乡里，好的师资多集中在乡级小学，一些村级小学的硬件设施还可以，但师资水平一直上不来；县里也是一样，优秀师资会往县级小学集中，有条件的家庭也会尽量让孩子到县级小学就读。”他认为，条件差、待遇差以及培训途径的缺乏，是造成一些村级小学师资缺乏的关键。
与农村不同，城市中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集中反映在“择校热”上。兰祖军说，这种不均衡的存在，使一些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格外向往，执念于名校。“有些家长甚至不顾路途遥远，每天花很长时间带着孩子往返奔波。这样反倒容易让孩子对上学产生厌烦情绪。由此带来的身心上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大过上名校的价值。”
缺乏创新，是现行基础教育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在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中学校长成锦平看来，教育思维僵化和教育形式固化，是基础教育制度缺乏创新的两大表现。
“教育思维的僵化，体现在过分重视知识传授而忽略思维培养，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而脱离实际应用，过分注重分数而无暇顾及更多。”成锦平说，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学生呈现出“不良反应”，如解题能力强而独立思考能力弱，惯性思维强而发散思维能力逐渐缺失等。“有些孩子享受不到学习应有的乐趣，学习以外的特长发展也受到阻碍”，这对他们的后续成长十分不利。
教育形式固化则更多体现在“千校一面”上。成锦平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即升学考试成为唯一指挥棒，社会各界和家长也将升学率视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千篇一律的课程、千篇一律的要求、千篇一律的评价，难以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更难以实现其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还有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作业负担越减越重，学生压力越来越大。
人大附中的学生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孩子每天的作业量很大，几乎每一科都会有必做的作业，得写到晚上10点多。“老师可能会觉得多做些题能让学生熟能生巧，却没能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安排。同一项作业，基础差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很难，但对成绩好一点的学生而言，又相当于无意义的重复。”
中关村三小的学生家长郭女士坦言：“很多家长既不甘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不甘于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只会读书，于是既抓课内又抓课外，看起来好像是努力做到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却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
高校行政化严重，课程设置不当导致有些毕业生“上不了手，做不了事”
“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社会发展给教育发展提供了机会与资金保障，但急功近利等社会心理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的一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困境。
这里所谓的机会，指的是进一步推广高考改革政策、逐渐增强高考录取透明度、陆续建设一批文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工科基础课基地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所谓负面影响则包括盲目扩招影响教育质量、培养与需求脱节、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沦丧等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难题。
针对培养与需求脱节这一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据麦肯锡公司的调查，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也曾坦言：“我们的社会发展迅速，经济结构与企业需求的发展速度也十分可观，但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教材以及对学生的培养方式，都还没能很快赶上社会的需求。因此企业感觉到，有些大学生出来（毕业后）上不了手，做不了事。”
采访过程中，多位采访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汤敏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证实。西南地区某高校的学生家长陈女士提出，大学里真正和社会需求接轨的课程较少，很多学校的专业难以真正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俞立中则认为，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偏离，是最根本的原因。“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是‘以教（师）为主’，而非‘以学（生）为主’，即没有按照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情感发展的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教育模式乃至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如此一来，就难以激发学生持续的学习热情，也让他们难以掌握融入社会所真正需要的技能。”
高校行政化严重，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就曾表示：“高校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什么部级、副部级、厅级、副厅级，不能用这个衡量。”此番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也提出：“一些高校管理者对科研和学院业务了解不多，工作重心没有放在学术上，能为学校带来的资源也少。一些学校只得邀请社会知名专业人士当名誉院长，希望能依托他们的名气换取一些资源。”
本刊记者曾多次采访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每一次，都会谈到“去行政化”的问题。朱清时曾坦言，“去行政化”是南科大在办学过程中遭遇的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社会大环境不容。中国是高度行政化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明确的官职和级别。“面向国内招管理人员时，一些很被看好的应聘者就是因为落实不了这些待遇，最终没能和南科大牵手。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理想主义者，可以不问前途地去做一件事情。”第二是来自上级的“管理”难对付。还是以南科大为例，在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总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理和提出要求。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入园难”、“择校热”；僵化的教育思维限制了孩子的创造天性
正如有了坚固的地基才能盖起高楼大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也被视作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探索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的途径……近些年，在一系列改革举措的作用下，我国的基础教育无疑已从“温饱”奔向“小康”。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仍有几个问题集中困扰着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入园难”、“择校热”；僵化的教育思维限制了孩子的天性与创造力；课改减负却越减越重；不同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悬殊过大；“高考移民”问题悬而未决等等。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目前基础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北京市大兴二小校长兰祖军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农村基础教育是中国现阶段基础教育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其中最大的悬殊又在于师资。他举例说：“在乡里，好的师资多集中在乡级小学，一些村级小学的硬件设施还可以，但师资水平一直上不来；县里也是一样，优秀师资会往县级小学集中，有条件的家庭也会尽量让孩子到县级小学就读。”他认为，条件差、待遇差以及培训途径的缺乏，是造成一些村级小学师资缺乏的关键。
与农村不同，城市中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集中反映在“择校热”上。兰祖军说，这种不均衡的存在，使一些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格外向往，执念于名校。“有些家长甚至不顾路途遥远，每天花很长时间带着孩子往返奔波。这样反倒容易让孩子对上学产生厌烦情绪。由此带来的身心上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大过上名校的价值。”
缺乏创新，是现行基础教育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在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中学校长成锦平看来，教育思维僵化和教育形式固化，是基础教育制度缺乏创新的两大表现。
“教育思维的僵化，体现在过分重视知识传授而忽略思维培养，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而脱离实际应用，过分注重分数而无暇顾及更多。”成锦平说，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学生呈现出“不良反应”，如解题能力强而独立思考能力弱，惯性思维强而发散思维能力逐渐缺失等。“有些孩子享受不到学习应有的乐趣，学习以外的特长发展也受到阻碍”，这对他们的后续成长十分不利。
教育形式固化则更多体现在“千校一面”上。成锦平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即升学考试成为唯一指挥棒，社会各界和家长也将升学率视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千篇一律的课程、千篇一律的要求、千篇一律的评价，难以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更难以实现其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还有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作业负担越减越重，学生压力越来越大。
人大附中的学生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孩子每天的作业量很大，几乎每一科都会有必做的作业，得写到晚上10点多。“老师可能会觉得多做些题能让学生熟能生巧，却没能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安排。同一项作业，基础差的学生可能会觉得很难，但对成绩好一点的学生而言，又相当于无意义的重复。”
中关村三小的学生家长郭女士坦言：“很多家长既不甘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不甘于让他们和自己一样只会读书，于是既抓课内又抓课外，看起来好像是努力做到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却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
高校行政化严重，课程设置不当导致有些毕业生“上不了手，做不了事”
“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社会发展给教育发展提供了机会与资金保障，但急功近利等社会心理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的一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困境。
这里所谓的机会，指的是进一步推广高考改革政策、逐渐增强高考录取透明度、陆续建设一批文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工科基础课基地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所谓负面影响则包括盲目扩招影响教育质量、培养与需求脱节、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沦丧等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难题。
针对培养与需求脱节这一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据麦肯锡公司的调查，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也曾坦言：“我们的社会发展迅速，经济结构与企业需求的发展速度也十分可观，但大学教育的专业设置、教材以及对学生的培养方式，都还没能很快赶上社会的需求。因此企业感觉到，有些大学生出来（毕业后）上不了手，做不了事。”
采访过程中，多位采访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汤敏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证实。西南地区某高校的学生家长陈女士提出，大学里真正和社会需求接轨的课程较少，很多学校的专业难以真正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俞立中则认为，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偏离，是最根本的原因。“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是‘以教（师）为主’，而非‘以学（生）为主’，即没有按照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情感发展的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教育模式乃至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如此一来，就难以激发学生持续的学习热情，也让他们难以掌握融入社会所真正需要的技能。”
高校行政化严重，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就曾表示：“高校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什么部级、副部级、厅级、副厅级，不能用这个衡量。”此番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也提出：“一些高校管理者对科研和学院业务了解不多，工作重心没有放在学术上，能为学校带来的资源也少。一些学校只得邀请社会知名专业人士当名誉院长，希望能依托他们的名气换取一些资源。”
本刊记者曾多次采访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每一次，都会谈到“去行政化”的问题。朱清时曾坦言，“去行政化”是南科大在办学过程中遭遇的最困难的问题，这个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社会大环境不容。中国是高度行政化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明确的官职和级别。“面向国内招管理人员时，一些很被看好的应聘者就是因为落实不了这些待遇，最终没能和南科大牵手。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理想主义者，可以不问前途地去做一件事情。”第二是来自上级的“管理”难对付。还是以南科大为例，在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总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理和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