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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导演了三十多部电影，获得了三十多个著名奖项；作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
今天我们重温《姿三四郎》《罗生门》《七武士》等这些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杰作，会以为黑泽明就是一个电影导演天才。他似乎为电影而生，三十多岁成名，四十岁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导演，年近八旬时，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然而小时候的黑泽明却得了“酥糖”的绰号，因为爱哭，便有了这样一个带有屈辱意味的绰号。这位老人68岁动笔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仍然清晰地记得这首儿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叫人太为难。他从早直到晚，两眼泪不干。”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关东大地震、二次世界大战战乱的孱懦少年，却成为一位刚毅、执着、谦和的电影巨匠。我们在细读这位电影人的自传时，其人生踪迹和心路历程的每一个转折点，似乎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此书反映的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日本教育状况，对于将近100年后正在践行新课程理念的中国教师，仍然值得玩味反思。
校园：驻足大地的温馨驿站
黑泽明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把他的桌椅挪到远离同学的地方，当做特殊的学生对待。老师常常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别的孩子们都嘿嘿窃笑。在教室里，黑泽明只感到痛苦和难受，觉得学校这种地方纯粹是监狱。
去过不少学校听课考察，我都会留意教室里的“桌面文化”。十年前，桌面上刻录或者书写的大都是歌词、数理化公式，也有“某某和某某”之类的爱的暗示或宣言；近年来随着迈入信息时代，桌面成了半地下的交友平台，刻上了QQ号或手机号，还附注“非诚勿扰”。这种“非主流文化”以不同形式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也许，每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主流文化”）的基因会移植乃至融入大部分学生的血液，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但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部分后进学生、问题学生或者另类学生，他们校园生活的色彩是黯淡的，甚至是痛苦难熬的。许多时候，这些学生引起的教育问题往往发人深省。我们的校园，职能何在？我们的教师，如何作为？
黑泽明回忆小学入学时的那段学习生活，发出这样的慨叹：“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时至今日，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让学生能够在校园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校园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意蕴。有人说，校园是成长的花园，成功的乐园，成人的家园，成才的学园。这样的校园也许过于完美，但一所学生喜欢的校园，至少是面目可亲、精神可敬、离开后值得留恋的成长驿站。
校园是可亲的。校园的生活不应是由书本、作业、考试组合而成的流水线，而是生命活力得到彰显的灵性空间。教室内有针锋相对的激烈对话，也有沉思冥想的静默空间。操场上的每一个学生都生龙活虎，音乐教室里流淌着欢快的青春音符，实验室里学生享受着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图书室的书架旁有来回穿梭或驻足翻阅的身影。老师的面孔可以严肃端庄，也可以和蔼可亲，但却都是可以让学生亲近的。怯懦迟钝的黑泽明正是遇到热爱儿童的立川老师，才告别流泪的“酥糖”，成为自信的一班之长。
校园是可敬的。当课堂上充满探险的惊奇和分享的喜悦，学生会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敬畏知识的浩瀚与神秘，萌生探索和创造的激情与活力；当教师的悉心指导和慧心讲解开启学生疑惑的心扉时，一个人，一句话，甚至伴随走过漫漫人生路。此时，师生的关系亦师亦友，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师恩难忘不是一句应景之语，而是发自肺腑的心灵回响，
校园是可恋的。有些学校曾经上演这样的场景，焚毁书籍，砸烂讲台，撕碎试卷化作漫天飞舞的雪花，这最后的疯狂往往发生在逃离校园的前夜。因为这些孩子在心里发誓，永远不要再回到这鬼地方。我们在谴责这些学生的蛮横粗野的同时，是否会反思我们的校园生活为什么给他们种下仇恨的种子。
我很庆幸生活在这所已有80多年历史的老校园，虽然校舍陈旧，但书香文气却一脉相传。这所老县中里的古树名木，伴随着莘莘学子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以至多年以后他们回到母校，都会在那棵百岁的朴树下徜徉抚摸。我在想，这棵树兴许有许多回曾经走进他们青葱岁月的梦幻之中。
其实，校园原非地狱，也非监狱，说是天堂则过于理想。我但愿其只是驻足大地的温馨驿站，可以停留，也可以离开，但这里有温暖，有期待，有故事，更有人情。
教师：成为充满爱心、崇尚自由的天使
黑泽明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立川老师，成了昔日“酥糖”心目中的天使。立川老师离开这所学校，另一位老师教美术，让大家画插在白色瓷瓶中的波斯菊。黑泽明想侧重描绘那花瓶，所以用浓紫强调了它的影子。结果被新任老师骂了个狗血喷头。
黑泽明给这位老师起了个绰号：“毒刺！”
两位老师，两种个性，两条教育的路子，成为“毒刺”，还是“天使”，值得我们细细思量。
成为一名好教师意味着什么？成为辛勤的园丁，是否过于劳苦；成为春蚕、红烛，似乎貌似崇高；成为“天使”，好像超越现实近于幻想。我以为，尽管我们只是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但如果像天使一般多一份慈悲心、自由心、清凉心，应当不是苛求。
慈悲为本。
为师当有慈爱心，当有悲悯情怀。一位普通的年轻女教师，只因她的温柔和慈爱，让魏巍走上了作家之路；鲁迅在异国饱受歧视侮辱，但藤野先生的温暖和期待让他终生难忘，每当夜间疲倦时，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增加了战斗的勇气。
立川老师让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黑泽明第一次有了自信。他给黑泽明的涂鸦之作画了很大的三层圆圈。得了三层红圈之后，黑泽明越画越好，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提高。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黑泽明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让我们的课堂洋溢着生命的温暖，让我们的学生如沐春风，不战战兢兢，不单调寂寞，此刻的教育才会是心与心的交融，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自由为魂。
如果用大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衡量教师的职业操守，也许过于高调玄妙，但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老师还是必需的。
黑泽明小学时代有立川那样杰出的老师，中学时代有岩松老师。这些老师伸出温暖的手，让他在美术、文学、历史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激发了他的创新才能。立川老师善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他让学生在一大张纸上画房屋，自己创造一条街。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这样老师就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发挥。还有一次期末考历时，十个问题黑泽明全都答不出来，于是仅就第10题信笔写了3张答题纸。岩松老师判完分数后，发还试卷时却大声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具有独立见解的答卷。写这个答卷的家伙有出息。”
黑泽明以为从前的老师有许多具有自由精神、个性突出的人物。相比之下，如今职员式、官僚式老师太多了。当下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清凉为行。
在声色鲜活休闲发达工作紧张的快生活时代，想让人慢下来、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教师如果能够淡泊一些私利，拒绝一些应酬，留一段静谧时光，品一杯香茗，拥一册经典，以书卷为友，与寂寞共处，这是不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呢！浙江的春晖中学坐落于偏僻的白马湖畔，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先后在此执教。当时生活艰苦，收入微薄，可这些大师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白马湖的湖光山色月影朝露，浸润着师生柔软而坚硬的灵魂。
远离季节：消逝的“放学路上”
如今，学校与季节的关联度愈来愈远。
不仅学生很少敏锐地感受到四季的交替，就连教师也经常不知季节已变换。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小县城的普通老师，一年也难得有几次惊讶于季节的更迭。有时出差坐在车上眺望乡村的风景时，才会察觉季节变化的身影。试想，一早出门上班，每晚路灯通明时下班，周末也难得有休息时间去踏青远足，怎能与自然为友？城市一年常绿的行道树，校园四季常青的各类植物，让我们模糊了春夏之间的界限，也不知秋天是如何一步步向冬天靠近的。我们只关注天气温度的高低和阴晴的变化，因为这与我们的外在生活密切相关；至于四季交替，月圆月缺，叶落叶生，与己无关！
语文教师上作文课，感到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缺少写作素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如此。每次中考、高考阅卷，教师们都惊讶于学生视野的狭窄，写作素材高度雷同。匆匆的放学路上，学生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连路边的风景，更不用说自由游戏了。作家王开岭这样回忆童年放学路上的情景：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可惜这样的“露天课堂”“风雨操场”已不再重现。
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敏感度超出常人，杰出的电影导演对于自然的声色光影感触尤深。黑泽明回忆他少年时代听到的自然的声音：
“卖豆腐的吹的喇叭声；修烟袋的吹的笛声；修理木器家具的敲柜橱的门钹声；卖风铃者的风铃声；换木屐齿者的敲鼓声；游方拜佛祈福者的铮声；卖饴糖者的铮声；救火车的钟声；舞狮的鼓声；耍猴的鼓声；做佛事的鼓声；还有风筝的哨音，打毡子的声音，拍球歌，儿歌……”
这些业已消失的声音，都长存于他的记忆之中。这些声音全都和季节有关，有的属于寒冷季节，有的属于温暖季节，有的属于炎暑，有的属于凉秋。而且它们也和多种多样的感情相连，有的欢快，有的凄凉，有的哀怨，有的恐怖。
如今充斥学生耳鼓的全是电器的声音，街道上是汽车的喇叭声，回家是电视的声音、MP3里歌曲的声音。这些声音无关季节，更与内心的情感毫无关联。其实，不同季节的面貌表情总是与人类的内心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日本的佐藤学先生说，学校的时间是用时钟来控制和表现，季节的时间则是在风景的色彩中得以控制与表现的。但当下的教育生活早已丧失了季节的情趣。
曾经有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在深秋拍摄了一组题为“秋天的色卡”的照片。她每天在校园内的同一位置拍摄银杏树，坚持一个月，表现了银杏树由绿变黄直至树叶掉光的过程。这组照片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秋天寒意渐深的历程。所谓“一叶知秋”，也许就是如此。只不过今天的人们早已远离了古人的那份闲情逸致，更何况那些背着沉重书包疲于奔命的学子呢！
文武之道：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
黑泽明走上电影导演之路不得不感谢他的父亲。这位身为武士的父亲有眼光，有胸襟，更有刚毅的品质。
黑泽明在小学时就开始在课外学习剑道、书法和绘画。为了学习剑道，早晨东方未明时，他就踏着木屐走在路灯依然亮着的大道上，当学完剑道沐浴在旭日晨光之中的时候，普通孩子的一天从此刻才开始。学习剑道，让黑泽明养成了不畏艰苦锐意进取的品质；学习书法，培养了他对文字之美的领悟能力，多年以后，他能流利地背诵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看电影，还领他去曲艺馆。西洋电影的人情故事，曲艺演员栩栩如生的表演，给了他最初的电影艺术启蒙。
鲁迅先生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讲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处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父亲”这个角色必须勇于担当，挑战黑暗，将敞亮的世界留给下一代。今天的父亲教育子女似乎更多了些“母性”的体贴与关爱，少了些“男性”的坚忍与眼界。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的多，而关注孩子精神生命成长的太少。
因为黑泽明体质文弱，父亲将他送到偏远的乡村锻炼身体。早晨很早就得起床，与本族的小学生带上够两个人吃两顿的米饭，还要带上一口锅，然后在野外捕鱼谋生。23岁时，黑泽明在绘画上也无成就，工作都找不到，正值家境困窘之时，父亲极力鼓励，要等待下去，前进的道路自然会打开。果然，26岁时，黑泽明第一次面试电影导演，一举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之旅。
今天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幸福地生活，但更需合理地做人。君不见，所谓“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在超前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的时候，却丧失了做人之道，不讲理甚至无理可讲，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贻害无穷。
读完此书，我常常对着封面上的那只蛤蟆沉思，这位资深导演为什么偏偏选“蛤蟆”作为自己的镜像呢？
在日本有这样一则传说，深山里有一种外表丑陋的蛤蟆，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蛤蟆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时会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的珍贵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是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每一个人都在极力地美化自己，黑泽明洞悉人性这一弱点，时时反省，终成一代电影巨匠。
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呼吁成为“倾听内心的教师”，因为深沉的人才能和深沉的人对话，当我们没有测量好自己的深度时，就不能够测量我们学生的深度。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是否真的有勇气站在镜子前，照出自己的种种不堪！
（作者系江苏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副校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今天我们重温《姿三四郎》《罗生门》《七武士》等这些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杰作，会以为黑泽明就是一个电影导演天才。他似乎为电影而生，三十多岁成名，四十岁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导演，年近八旬时，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然而小时候的黑泽明却得了“酥糖”的绰号，因为爱哭，便有了这样一个带有屈辱意味的绰号。这位老人68岁动笔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仍然清晰地记得这首儿歌：
“我家那个‘酥糖’啊，叫人太为难。他从早直到晚，两眼泪不干。”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关东大地震、二次世界大战战乱的孱懦少年，却成为一位刚毅、执着、谦和的电影巨匠。我们在细读这位电影人的自传时，其人生踪迹和心路历程的每一个转折点，似乎都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此书反映的是二十世纪早期的日本教育状况，对于将近100年后正在践行新课程理念的中国教师，仍然值得玩味反思。
校园：驻足大地的温馨驿站
黑泽明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把他的桌椅挪到远离同学的地方，当做特殊的学生对待。老师常常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别的孩子们都嘿嘿窃笑。在教室里，黑泽明只感到痛苦和难受，觉得学校这种地方纯粹是监狱。
去过不少学校听课考察，我都会留意教室里的“桌面文化”。十年前，桌面上刻录或者书写的大都是歌词、数理化公式，也有“某某和某某”之类的爱的暗示或宣言；近年来随着迈入信息时代，桌面成了半地下的交友平台，刻上了QQ号或手机号，还附注“非诚勿扰”。这种“非主流文化”以不同形式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也许，每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主流文化”）的基因会移植乃至融入大部分学生的血液，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但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部分后进学生、问题学生或者另类学生，他们校园生活的色彩是黯淡的，甚至是痛苦难熬的。许多时候，这些学生引起的教育问题往往发人深省。我们的校园，职能何在？我们的教师，如何作为？
黑泽明回忆小学入学时的那段学习生活，发出这样的慨叹：“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时至今日，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让学生能够在校园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校园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意蕴。有人说，校园是成长的花园，成功的乐园，成人的家园，成才的学园。这样的校园也许过于完美，但一所学生喜欢的校园，至少是面目可亲、精神可敬、离开后值得留恋的成长驿站。
校园是可亲的。校园的生活不应是由书本、作业、考试组合而成的流水线，而是生命活力得到彰显的灵性空间。教室内有针锋相对的激烈对话，也有沉思冥想的静默空间。操场上的每一个学生都生龙活虎，音乐教室里流淌着欢快的青春音符，实验室里学生享受着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图书室的书架旁有来回穿梭或驻足翻阅的身影。老师的面孔可以严肃端庄，也可以和蔼可亲，但却都是可以让学生亲近的。怯懦迟钝的黑泽明正是遇到热爱儿童的立川老师，才告别流泪的“酥糖”，成为自信的一班之长。
校园是可敬的。当课堂上充满探险的惊奇和分享的喜悦，学生会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敬畏知识的浩瀚与神秘，萌生探索和创造的激情与活力；当教师的悉心指导和慧心讲解开启学生疑惑的心扉时，一个人，一句话，甚至伴随走过漫漫人生路。此时，师生的关系亦师亦友，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师恩难忘不是一句应景之语，而是发自肺腑的心灵回响，
校园是可恋的。有些学校曾经上演这样的场景，焚毁书籍，砸烂讲台，撕碎试卷化作漫天飞舞的雪花，这最后的疯狂往往发生在逃离校园的前夜。因为这些孩子在心里发誓，永远不要再回到这鬼地方。我们在谴责这些学生的蛮横粗野的同时，是否会反思我们的校园生活为什么给他们种下仇恨的种子。
我很庆幸生活在这所已有80多年历史的老校园，虽然校舍陈旧，但书香文气却一脉相传。这所老县中里的古树名木，伴随着莘莘学子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以至多年以后他们回到母校，都会在那棵百岁的朴树下徜徉抚摸。我在想，这棵树兴许有许多回曾经走进他们青葱岁月的梦幻之中。
其实，校园原非地狱，也非监狱，说是天堂则过于理想。我但愿其只是驻足大地的温馨驿站，可以停留，也可以离开，但这里有温暖，有期待，有故事，更有人情。
教师：成为充满爱心、崇尚自由的天使
黑泽明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立川老师，成了昔日“酥糖”心目中的天使。立川老师离开这所学校，另一位老师教美术，让大家画插在白色瓷瓶中的波斯菊。黑泽明想侧重描绘那花瓶，所以用浓紫强调了它的影子。结果被新任老师骂了个狗血喷头。
黑泽明给这位老师起了个绰号：“毒刺！”
两位老师，两种个性，两条教育的路子，成为“毒刺”，还是“天使”，值得我们细细思量。
成为一名好教师意味着什么？成为辛勤的园丁，是否过于劳苦；成为春蚕、红烛，似乎貌似崇高；成为“天使”，好像超越现实近于幻想。我以为，尽管我们只是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但如果像天使一般多一份慈悲心、自由心、清凉心，应当不是苛求。
慈悲为本。
为师当有慈爱心，当有悲悯情怀。一位普通的年轻女教师，只因她的温柔和慈爱，让魏巍走上了作家之路；鲁迅在异国饱受歧视侮辱，但藤野先生的温暖和期待让他终生难忘，每当夜间疲倦时，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增加了战斗的勇气。
立川老师让智力发育缓慢、性格乖僻的黑泽明第一次有了自信。他给黑泽明的涂鸦之作画了很大的三层圆圈。得了三层红圈之后，黑泽明越画越好，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提高。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黑泽明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让我们的课堂洋溢着生命的温暖，让我们的学生如沐春风，不战战兢兢，不单调寂寞，此刻的教育才会是心与心的交融，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自由为魂。
如果用大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衡量教师的职业操守，也许过于高调玄妙，但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老师还是必需的。
黑泽明小学时代有立川那样杰出的老师，中学时代有岩松老师。这些老师伸出温暖的手，让他在美术、文学、历史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激发了他的创新才能。立川老师善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他让学生在一大张纸上画房屋，自己创造一条街。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这样老师就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发挥。还有一次期末考历时，十个问题黑泽明全都答不出来，于是仅就第10题信笔写了3张答题纸。岩松老师判完分数后，发还试卷时却大声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具有独立见解的答卷。写这个答卷的家伙有出息。”
黑泽明以为从前的老师有许多具有自由精神、个性突出的人物。相比之下，如今职员式、官僚式老师太多了。当下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清凉为行。
在声色鲜活休闲发达工作紧张的快生活时代，想让人慢下来、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教师如果能够淡泊一些私利，拒绝一些应酬，留一段静谧时光，品一杯香茗，拥一册经典，以书卷为友，与寂寞共处，这是不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呢！浙江的春晖中学坐落于偏僻的白马湖畔，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先后在此执教。当时生活艰苦，收入微薄，可这些大师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白马湖的湖光山色月影朝露，浸润着师生柔软而坚硬的灵魂。
远离季节：消逝的“放学路上”
如今，学校与季节的关联度愈来愈远。
不仅学生很少敏锐地感受到四季的交替，就连教师也经常不知季节已变换。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小县城的普通老师，一年也难得有几次惊讶于季节的更迭。有时出差坐在车上眺望乡村的风景时，才会察觉季节变化的身影。试想，一早出门上班，每晚路灯通明时下班，周末也难得有休息时间去踏青远足，怎能与自然为友？城市一年常绿的行道树，校园四季常青的各类植物，让我们模糊了春夏之间的界限，也不知秋天是如何一步步向冬天靠近的。我们只关注天气温度的高低和阴晴的变化，因为这与我们的外在生活密切相关；至于四季交替，月圆月缺，叶落叶生，与己无关！
语文教师上作文课，感到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缺少写作素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如此。每次中考、高考阅卷，教师们都惊讶于学生视野的狭窄，写作素材高度雷同。匆匆的放学路上，学生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连路边的风景，更不用说自由游戏了。作家王开岭这样回忆童年放学路上的情景：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可惜这样的“露天课堂”“风雨操场”已不再重现。
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敏感度超出常人，杰出的电影导演对于自然的声色光影感触尤深。黑泽明回忆他少年时代听到的自然的声音：
“卖豆腐的吹的喇叭声；修烟袋的吹的笛声；修理木器家具的敲柜橱的门钹声；卖风铃者的风铃声；换木屐齿者的敲鼓声；游方拜佛祈福者的铮声；卖饴糖者的铮声；救火车的钟声；舞狮的鼓声；耍猴的鼓声；做佛事的鼓声；还有风筝的哨音，打毡子的声音，拍球歌，儿歌……”
这些业已消失的声音，都长存于他的记忆之中。这些声音全都和季节有关，有的属于寒冷季节，有的属于温暖季节，有的属于炎暑，有的属于凉秋。而且它们也和多种多样的感情相连，有的欢快，有的凄凉，有的哀怨，有的恐怖。
如今充斥学生耳鼓的全是电器的声音，街道上是汽车的喇叭声，回家是电视的声音、MP3里歌曲的声音。这些声音无关季节，更与内心的情感毫无关联。其实，不同季节的面貌表情总是与人类的内心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日本的佐藤学先生说，学校的时间是用时钟来控制和表现，季节的时间则是在风景的色彩中得以控制与表现的。但当下的教育生活早已丧失了季节的情趣。
曾经有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在深秋拍摄了一组题为“秋天的色卡”的照片。她每天在校园内的同一位置拍摄银杏树，坚持一个月，表现了银杏树由绿变黄直至树叶掉光的过程。这组照片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秋天寒意渐深的历程。所谓“一叶知秋”，也许就是如此。只不过今天的人们早已远离了古人的那份闲情逸致，更何况那些背着沉重书包疲于奔命的学子呢！
文武之道：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
黑泽明走上电影导演之路不得不感谢他的父亲。这位身为武士的父亲有眼光，有胸襟，更有刚毅的品质。
黑泽明在小学时就开始在课外学习剑道、书法和绘画。为了学习剑道，早晨东方未明时，他就踏着木屐走在路灯依然亮着的大道上，当学完剑道沐浴在旭日晨光之中的时候，普通孩子的一天从此刻才开始。学习剑道，让黑泽明养成了不畏艰苦锐意进取的品质；学习书法，培养了他对文字之美的领悟能力，多年以后，他能流利地背诵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而且能挥毫自如地写下来。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看电影，还领他去曲艺馆。西洋电影的人情故事，曲艺演员栩栩如生的表演，给了他最初的电影艺术启蒙。
鲁迅先生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讲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处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父亲”这个角色必须勇于担当，挑战黑暗，将敞亮的世界留给下一代。今天的父亲教育子女似乎更多了些“母性”的体贴与关爱，少了些“男性”的坚忍与眼界。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的多，而关注孩子精神生命成长的太少。
因为黑泽明体质文弱，父亲将他送到偏远的乡村锻炼身体。早晨很早就得起床，与本族的小学生带上够两个人吃两顿的米饭，还要带上一口锅，然后在野外捕鱼谋生。23岁时，黑泽明在绘画上也无成就，工作都找不到，正值家境困窘之时，父亲极力鼓励，要等待下去，前进的道路自然会打开。果然，26岁时，黑泽明第一次面试电影导演，一举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之旅。
今天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幸福地生活，但更需合理地做人。君不见，所谓“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在超前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的时候，却丧失了做人之道，不讲理甚至无理可讲，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贻害无穷。
读完此书，我常常对着封面上的那只蛤蟆沉思，这位资深导演为什么偏偏选“蛤蟆”作为自己的镜像呢？
在日本有这样一则传说，深山里有一种外表丑陋的蛤蟆，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蛤蟆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时会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的珍贵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是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每一个人都在极力地美化自己，黑泽明洞悉人性这一弱点，时时反省，终成一代电影巨匠。
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呼吁成为“倾听内心的教师”，因为深沉的人才能和深沉的人对话，当我们没有测量好自己的深度时，就不能够测量我们学生的深度。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是否真的有勇气站在镜子前，照出自己的种种不堪！
（作者系江苏宝应县实验初级中学副校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