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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中说，“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古时的人们认为语言是有魔力的——语言可以杀人，也可以让人活命。语言可以不经斧凿便深深刻在石板上和听者的心中（如摩西在西奈山上所受“十诫”）。因为语言的神圣性，对于语言的编码与解码，或曰讲述与阐释，便成为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在西方传统中曾有一支显学，“释经学”（hermeneutics），即对于经典特别是宗教经典解释说明的学问；掌握这门学问的人几乎占据神的信使的位置。据说，“hermeneutics”这个词本源于希腊的信使之神赫尔墨斯（Hermes），此君不仅在神界以及神、人之间充当信使，还导引亡魂进入冥界，也正是他发明了语言这样奇妙的东西来传递神界与人间的诸般信息。
不知赫尔墨斯在发明语言之初是否考虑过需要多少词汇才能顺利表达世间种种喜怒哀乐；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想来那时人们的思想是简单的，因为那时的词汇显然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今探讨诸般问题和学问的文字越来越多，但探寻到的意义却往往未必比古人更加深刻。于是，语言仿佛一瓶曾经的醇酒，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稀释，最后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
当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75年发表他传奇般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词典只收录了42,773 个词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伟大的工程，即使一本便携式辞书，所收词条也远超此数。今天20卷本的《牛津词典》收词 171,476，而且辞书编纂者们还在忙碌着收集每时每刻涌现的新词汇，以备扩充这部已经足够庞大的辞书。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意义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某些学者宣判为“不可能”的事。正如后现代主义者们会告诉你的，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的是无数的“能指”（signifier）（语言符号）对有限的“所指”（signified）（意义）所做的无望的追逐，就像一场永无结果的单相思。在人类的新纪元里，大多数人所饥渴的已不再是“食物”，而是“意义”。
与赫尔墨斯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语言所经历的尴尬大概只能用经济学里的一个词汇“inflation”（通货膨胀）来形容吧。简单说来，“通胀”源于货币的票面价值与其“代表”的价值的不对等，特别是在黄金储备不再作为货币价值保证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货币价值更具有了某种“随意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超级通胀”（hyperinflation），比如一战后的德国，在1923年间通胀率达到3,250,000%，这就意味着每两天物价就上涨一倍，人们只能追着一长串的零疲于奔命。
经济上“釜底抽薪”的招数用在思想上便有了今天语言的通货膨胀。当语言的“通胀”发生时，我们的词汇变得不计其数，然而所能表达的意义却极为有限。就像过剩的食物会破坏健康，过剩的语言也同样伤害着我们的思想。如今，对于语言近乎偏执的崇拜成为某种新的“迷信”（fetish）而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的是海报、标语，口号……“语言符号”成为消费社会中最流行的消费品。而曾经真实的意义在这片词汇的汪洋大海中却变得虚无缥缈，几乎被彻底淹没。更为可怕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得到它本应该得到的警觉，反而常被狂欢般地加以庆祝：就如同解释意义的书籍曾经远远超过意义本身的重要性，今天，有关无意义，或者意义之无法解读的书又席卷而来。也许，空洞的言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疾病，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时代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2011年，美国哲学家Hubert Dreyfus和他的高足、现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的Sean Dorrance Kelly合著了一本也许不够“学术”的书——《所有闪耀的东西》（All Things Shining），副标题是“阅读西方经典，在俗世时代找寻意义”（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所谓“secular age”（俗世时代）指的是一个信仰已不再重要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确，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人们做事远没有了曾经的确定性，“不确定”、“迟疑”、“焦虑”等字眼成为今日的主流。现代社会的“英雄”是“等待戈多”的俩乞丐，是忐忑不安的J. Alfred Prufrock（T. S. Eliot诗中的人物），是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
按照作者的说法，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nihilism）的时代。所谓“虚无”，并非思想中一无所有，而是“无所适从”。“[The] sense of certainty is rar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deed, modern life can seem to be defined by its opposite. An unrelenting flow of choices confronts us at nearly every moment of our lives, and most of us could admit to finding ourselves at least occasionally wavering. Far from being certain and unhesitating, our lives can at the extreme seem shot through with hesitation and indecision, culminating in choices finally made on the basis of nothing at all.”（那份确定性在当今社会太稀少。事实上，现代生活似乎正好以它的反面定义。选择的无情大潮每时每刻向我们袭来，大多数人会承认，至少有时候我们会摇摆不定。我们不是确定地，毫不犹豫地生活，恰恰相反，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往往会被犹疑不定所控制，最终作出的决定也总是毫无根据。）
尼采说，上帝死了。然而，在尼采之前，甚至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上帝便开始死去了；虽然上帝的死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要靠世人自己去琢磨。的确，正因为没有那个所谓的上帝，或者任意的什么比我们的思维更强大或意志更坚决的东西存在，我们便不得不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负责；当然，我们所做的，所能做的，在理论上说来，便也不受约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名言说，“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皆被允许”（If there is no God, then everything is permitted）。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那种曾经“确定”的东西的消亡，我们所做的一切便难以找到一个定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或怎样做，最终皆是错的。于是，法国心理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错了，因为，“如果上帝死了，那一切便皆不被允许了。”（If God doesn’t exist, then nothing at all is permitted any longer.）。
《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幕，恶大臣波洛纽斯（Polonius）见到哈姆雷特手持一本书在边走边读，便问道：“爷，您在读什么？”（“What do you read, my lord?”）哈姆雷特答道：“Words, words, words” (II, ii)。于是，words, words, words就成了现代社会的名言（正如前文所说，哈姆雷特的确是典型的现代人），不断被人引用。当哈姆雷特说“词儿，词儿，词儿”，他不仅仅是对语言做评价，也是在说自己，在那一堆永无止境的词汇碎屑当中，他又怎能找到行动的可能性呢？上帝死了，这才是哈姆雷特丧失“作为”能力的真正原因吧。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他的意思是，那个为我们制定规则的“神”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同时，那个为我们回答所有问题的“神”也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自己。然而，这种完全的“自由”，如同那后缀着数不清的零的钞票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中世纪的社会是在信神的大潮之下涌动着怀疑的暗流，那么如今的世界则是在普遍怀疑的大潮下涌动着对于“确定性”的某种若即若离的渴望。《所有闪耀的东西》的写作源于2007年的那位纽约地铁英雄。在地铁飞速驶来的危急时刻，退伍军人Wesley Autrey跳下隧道，将因癫痫发作而跌落隧道的年轻学生Cameron Hollopeter压在铁轨的缝隙中，列车在他头顶上方2英寸处飞驶而过。“We’re okay down here, but I’ve got two daughters up there. Let them know their father’s Okay.”刺耳的刹车声中，列车终于停稳，人们听到车轮下传来他这两句简单的话。后来有人问及他做出如此壮举的动机时，他说：“I don’t feel like I did something spectacular, I just saw someone who needed help”。
在印度教经典《普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王子阿朱那（Arjuna）在战场上面对是承担作为王子与战士的责任而与同族兄弟决战，还是顾念兄弟之情而放下刀枪的两难处境而犹豫不决。他的守护神奎师那（Krishna）告诉他，他作为王子与战士的职责才是他生来应当履行的大义，“你只需行动，不需管那结果为何物；莫让行动的结果作为你的动力，也不可在你内心中有任何无为的念头”（To action alone hast thou a right and never at all to its fruits; let not the fruits of action be thy motive; neither let there be in thee any attachment to inaction）。于是阿朱那便坚定了决心。古语说，“闪耀的并非都是黄金”（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但那些闪耀的东西毕竟都来自我们这个世界的光芒之源——太阳。正是因为有了他（它）们，我们才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不知赫尔墨斯在发明语言之初是否考虑过需要多少词汇才能顺利表达世间种种喜怒哀乐；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想来那时人们的思想是简单的，因为那时的词汇显然远没有今天这样丰富。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今探讨诸般问题和学问的文字越来越多，但探寻到的意义却往往未必比古人更加深刻。于是，语言仿佛一瓶曾经的醇酒，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稀释，最后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
当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75年发表他传奇般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词典只收录了42,773 个词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伟大的工程，即使一本便携式辞书，所收词条也远超此数。今天20卷本的《牛津词典》收词 171,476，而且辞书编纂者们还在忙碌着收集每时每刻涌现的新词汇，以备扩充这部已经足够庞大的辞书。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意义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某些学者宣判为“不可能”的事。正如后现代主义者们会告诉你的，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的是无数的“能指”（signifier）（语言符号）对有限的“所指”（signified）（意义）所做的无望的追逐，就像一场永无结果的单相思。在人类的新纪元里，大多数人所饥渴的已不再是“食物”，而是“意义”。
与赫尔墨斯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语言所经历的尴尬大概只能用经济学里的一个词汇“inflation”（通货膨胀）来形容吧。简单说来，“通胀”源于货币的票面价值与其“代表”的价值的不对等，特别是在黄金储备不再作为货币价值保证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货币价值更具有了某种“随意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超级通胀”（hyperinflation），比如一战后的德国，在1923年间通胀率达到3,250,000%，这就意味着每两天物价就上涨一倍，人们只能追着一长串的零疲于奔命。
经济上“釜底抽薪”的招数用在思想上便有了今天语言的通货膨胀。当语言的“通胀”发生时，我们的词汇变得不计其数，然而所能表达的意义却极为有限。就像过剩的食物会破坏健康，过剩的语言也同样伤害着我们的思想。如今，对于语言近乎偏执的崇拜成为某种新的“迷信”（fetish）而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的是海报、标语，口号……“语言符号”成为消费社会中最流行的消费品。而曾经真实的意义在这片词汇的汪洋大海中却变得虚无缥缈，几乎被彻底淹没。更为可怕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得到它本应该得到的警觉，反而常被狂欢般地加以庆祝：就如同解释意义的书籍曾经远远超过意义本身的重要性，今天，有关无意义，或者意义之无法解读的书又席卷而来。也许，空洞的言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疾病，甚至成为了我们的时代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2011年，美国哲学家Hubert Dreyfus和他的高足、现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的Sean Dorrance Kelly合著了一本也许不够“学术”的书——《所有闪耀的东西》（All Things Shining），副标题是“阅读西方经典，在俗世时代找寻意义”（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cular Age）。所谓“secular age”（俗世时代）指的是一个信仰已不再重要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确，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人们做事远没有了曾经的确定性，“不确定”、“迟疑”、“焦虑”等字眼成为今日的主流。现代社会的“英雄”是“等待戈多”的俩乞丐，是忐忑不安的J. Alfred Prufrock（T. S. Eliot诗中的人物），是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
按照作者的说法，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nihilism）的时代。所谓“虚无”，并非思想中一无所有，而是“无所适从”。“[The] sense of certainty is rar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deed, modern life can seem to be defined by its opposite. An unrelenting flow of choices confronts us at nearly every moment of our lives, and most of us could admit to finding ourselves at least occasionally wavering. Far from being certain and unhesitating, our lives can at the extreme seem shot through with hesitation and indecision, culminating in choices finally made on the basis of nothing at all.”（那份确定性在当今社会太稀少。事实上，现代生活似乎正好以它的反面定义。选择的无情大潮每时每刻向我们袭来，大多数人会承认，至少有时候我们会摇摆不定。我们不是确定地，毫不犹豫地生活，恰恰相反，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往往会被犹疑不定所控制，最终作出的决定也总是毫无根据。）
尼采说，上帝死了。然而，在尼采之前，甚至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上帝便开始死去了；虽然上帝的死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要靠世人自己去琢磨。的确，正因为没有那个所谓的上帝，或者任意的什么比我们的思维更强大或意志更坚决的东西存在，我们便不得不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负责；当然，我们所做的，所能做的，在理论上说来，便也不受约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名言说，“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皆被允许”（If there is no God, then everything is permitted）。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那种曾经“确定”的东西的消亡，我们所做的一切便难以找到一个定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或怎样做，最终皆是错的。于是，法国心理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错了，因为，“如果上帝死了，那一切便皆不被允许了。”（If God doesn’t exist, then nothing at all is permitted any longer.）。
《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幕，恶大臣波洛纽斯（Polonius）见到哈姆雷特手持一本书在边走边读，便问道：“爷，您在读什么？”（“What do you read, my lord?”）哈姆雷特答道：“Words, words, words” (II, ii)。于是，words, words, words就成了现代社会的名言（正如前文所说，哈姆雷特的确是典型的现代人），不断被人引用。当哈姆雷特说“词儿，词儿，词儿”，他不仅仅是对语言做评价，也是在说自己，在那一堆永无止境的词汇碎屑当中，他又怎能找到行动的可能性呢？上帝死了，这才是哈姆雷特丧失“作为”能力的真正原因吧。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他的意思是，那个为我们制定规则的“神”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同时，那个为我们回答所有问题的“神”也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自己。然而，这种完全的“自由”，如同那后缀着数不清的零的钞票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中世纪的社会是在信神的大潮之下涌动着怀疑的暗流，那么如今的世界则是在普遍怀疑的大潮下涌动着对于“确定性”的某种若即若离的渴望。《所有闪耀的东西》的写作源于2007年的那位纽约地铁英雄。在地铁飞速驶来的危急时刻，退伍军人Wesley Autrey跳下隧道，将因癫痫发作而跌落隧道的年轻学生Cameron Hollopeter压在铁轨的缝隙中，列车在他头顶上方2英寸处飞驶而过。“We’re okay down here, but I’ve got two daughters up there. Let them know their father’s Okay.”刺耳的刹车声中，列车终于停稳，人们听到车轮下传来他这两句简单的话。后来有人问及他做出如此壮举的动机时，他说：“I don’t feel like I did something spectacular, I just saw someone who needed help”。
在印度教经典《普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王子阿朱那（Arjuna）在战场上面对是承担作为王子与战士的责任而与同族兄弟决战，还是顾念兄弟之情而放下刀枪的两难处境而犹豫不决。他的守护神奎师那（Krishna）告诉他，他作为王子与战士的职责才是他生来应当履行的大义，“你只需行动，不需管那结果为何物；莫让行动的结果作为你的动力，也不可在你内心中有任何无为的念头”（To action alone hast thou a right and never at all to its fruits; let not the fruits of action be thy motive; neither let there be in thee any attachment to inaction）。于是阿朱那便坚定了决心。古语说，“闪耀的并非都是黄金”（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但那些闪耀的东西毕竟都来自我们这个世界的光芒之源——太阳。正是因为有了他（它）们，我们才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