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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官员贬责后所受到的处置包括政治、经济制裁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这些对他们贬责后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心态是复杂的，有希望回到仕途的，也有通过作品表达心情的，还有比较逍遥洒脱的。另外，北宋官员贬责后形成了贬官文化、贬官遗迹，并对贬责之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北宋 官员 贬责 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处置与生活
宋代贬责官员的处置有以下几种：
1 限制自由
具体有以下措施：“安置”，活动要受监视限制；“编管”，受监视与管制。此二种受限制较多，活动不自由。而“居住”指在指定的某州居住，不得随意迁移到它州，虽无职事，但活动较自由。“自便”是指原除名编管人遇恩不复受官府限制，允许自由居住与行动。
2 经济制裁
宋朝官员犯罪处罚种类很多。有一种是罚俸的，依据官品高低，规定从一品到九品罚俸不等。宋朝官员黜降时被罚俸的记载也不少，如太平兴国五年（980），魏咸信、石保吉罚一季俸。乾德四年（966）十月，权判三司赵 受到了罚俸的惩罚。
经济制裁很容易使官员被贬黜后生活无着。端拱二年（989），王禹 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曹翰以罪谪为汝州副使，内侍来问，曹翰哭诉说：“以口众食贫，不能度日。”其状甚是可怜。绍兴中赵忠简（赵鼎）被贬谪朱崖，因畏惧秦氏的权力，很多士大夫不敢向赵鼎传话问候，只有张道渊为广西帅，多次派军校给他送去一些必备之物。故刘综曾上书提出经济制裁对官员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说这些官员“全藉福廪以济朝夕，一旦停罢，以饥寒无依，以伤和气，望自今并除致仕官”。
3 政治制裁
如夺职、落职（二者指罢去职名，非罢去职事官）、削职、罢职（削去职名，连同罢去职事官）、除名（削去官爵）。
这些制裁措施对官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卢多逊贬到崖州后，可谓受尽欺凌，琼州遣牙将知崖州事强迫卢多逊与之联姻。在贬官中，也有为非作歹的。真宗天禧四年（1020）十月，左巡使、殿中侍御史王耿上言道：“诸州军负罪散参军，安置人，失官之后，恣营生计，不革贪心，侵扰贫民……深为民患。”提出若这种官员侵扰官事，即奏移别所。宋真宗采纳了此建议。这种建议的提出，足见某些官员被贬后仍不思悔改，甚至侵扰百姓之严重程度。
与此相反，有些较高级官员，在贬后还是大有作为的。太常丞陈尧佐，因为“言事切直”，被贬为潮州通判。他在任上“修孔子庙，作韩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学”。仁宗时，天圣五年（1027）降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应天府，晏殊到此后大兴教育，使五代以来曾经废止的学校教育又重新兴盛起来。
二 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心态
北宋政治宽松，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北宋文人生活优裕，其心理、心态日趋成熟。这一切与宋王朝的佑文政策是分不开的。宋朝立国之日，便确立了一面推崇儒家文化，另一面辅之以正统观念的方针，将崇文抑武推行了下去。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心态有以下几种：
1 希望重返朝廷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尚“党”意识，演出了一幕幕文坛、政坛悲剧。在贬范事件中，有不少以身列君子之党（范党）为荣。自古以来，士大夫遭贬，一方面流露出贬谪的苦闷，另一方面吟唱出对故国君主的怀恋，以求君主开恩，使其重返朝廷。王禹 在谪居商州期间，赋闲无聊，也作山水之游，也移情于诗歌，也借酒浇愁，也时有牢骚，但他更是时刻寄情于朝廷，向当权者表述忠耿之情。与一般士大夫所不同的是，王禹 虽寄希望于皇上开恩，却绝然无半点媚骨。
2 通过诗作等深入思考
人类所从事的事业中，有一类是政治即仕途之业。许多人多次被革职、放逐，都产生了沉重的逆境心理。宋代许多文人跻身于政治斗争行列，遭受残酷的迫害与打击，内心倍感苦闷与凄凉，开始对天道人事展开深邃思考。
下面由苏轼之诗来看一下苏轼被贬后的心态：
苏轼（1037-1101），于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至黄州，元丰七年四月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书公事。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卒，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苏轼被起用。绍圣元年（1094），苏轼自定州先贬英州，继贬惠州，十月到惠州。绍圣四年四月，贬儋州，七月到任。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苏轼六月遇赦，北归。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于知湖州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入狱。狱中写有一诗，其中有一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苏轼希望此诗能传播出去，使人们知道他忠君爱国之心至死不变。苏轼因诗得罪，不料此诗又将他救了回来，“出狱，谪授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后作诗写出狱时的欢乐：“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 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他以诗得罪，招来灾祸，但他心里认为，诗没有什么罪，他不能离开诗，他不能没有诗。因此，他依旧放旷豪荡，仍然我行我素。苏轼于绍圣四年被贬惠州时所作《纵笔》：“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在惠州纵情纵性的生活，此时，他已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因“罪”被贬之人。苏轼在贬谪生涯中，大多是开朗、豁达的，少有发泄不平的时候。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第四子出生，满月时（即元丰六年十月），苏轼作《洗儿戏作》：“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看出作者有几分自责，重点是在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又真实地表现出他思想中也有着等同于一般人的庸俗面。
苏轼之诗在宋代具有代表性，宋代官员在贬官后也创作作品，但其贬官文学更多地表现为现实型和超脱型。而苏轼诗偏重于超脱型。
苏舜钦也因正直敢言而得罪遭贬，他惯于粗犷豪迈的风格，指陈时弊，直接痛快，毫无隐讳。《城南感怀呈永叔》“高位厌梁肉，坐论搀云霓”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一般的士大夫对社会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其诗属于现实型的贬官文学。苏舜钦的贬谪诗另一特点是沉郁而不流于颓废。欧阳修在《潮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描写苏舜钦苏州的贬谪生活和诗歌时说：“君携妻子，居苏州……而时发自愤闷于诗歌，至其所激，往往惊绝。”揭示了苏舜钦贬谪诗慷慨激昂、壮志未泯的一面。苏舜钦的身贬志不颓、困顿之中气节不衰、忧国忧民，也成为宋代士人重要的文化精神。 苏轼能够于百“谪”之中而不挠，主要由于他早年的教育使其形成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应对个体命运的根本所在。因此，个人的人生观对心态的形成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黄、惠、儋三州，是苏轼一生三次贬谪之所，地点一次比一次荒远，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难，苏轼竟视之为一生事业，其旷达、超越之人生态度可见一斑。宋人关注的已不是个体生命的忧患，而是超越生命的感悟，宋代文人通过诗文来建构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诗化的心灵栖居净土来消解心中的愁苦，以此为目的艰难地进行着他们的精神重建。
3 受百姓爱戴，表面逍遥
这种情形寇准最典型。寇准被贬后，民众反应强烈。“寇莱公始谪为州司马，素无公宇，百姓闻之，竟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守土者闻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及赴贬所，道险不能进，州县以竹舆迎之”。百姓的行为是对寇准人品的最高肯定。寇准生前被贬，最后死在贬所海康，是其为官的不幸，但能获取百姓的爱戴，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于寇准被贬的心态，宋朝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记载：“寇莱公山之贬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赍敕往授之，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既至，莱公方与群官宴饮，驿吏言状，莱公遣群官出逆之。中使避不见，入传舍中，久不之出，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为。莱公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著之，短才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
寇准被贬雷州后，仍不忘体验宴饮之乐趣，当皇帝派遣的使者到来，他见了使者之后，继续饮酒到很晚。寇准是一位喜好奢侈的大官，将生活作为享受，从官场高处跌落下来，竟能那么从容自若，丝毫不见哀伤和颓唐。宋代士人面对谪贬这样的人生不幸，谪贬文人能够走出自我小天地，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家国天下情怀。
三 官员贬谪的影响
官员贬谪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文学、地理、风俗等方面。
首先，形成了丰富的贬官文学。从仕途的升沉穷达来谈文人的苦闷是中国古代苦闷说的传统，是因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生命往往维系于仕途升沉的缘故。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苦闷和迁谪之时，难免会将其心意流于笔端。苦闷时的创作犹如疾病时的呻吟，基于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根据反映于文学中的贬官经历对文人造成的直接影响，贬官文学在形式上分为孤愤型、现实型和超脱型三种主要形态。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妇孺皆知，由此能看出北宋贬谪诗人的心态。北宋一些遭贬谪的诗文家，能以旷达的心态来面对贬谪流放。
其次，贬官所到之处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景区，如岳阳楼、五公祠等。又如东坡载酒堂在儋县中和镇东南二里的东坡书院内，是苏轼谪居儋耳时期的重要遗迹，至今仍为中外游客所津津乐道。寇准在雷州，给雷州人民留下许多胜迹，有旌忠祠、西馆、莱泉井、瑞星池、真武庙、寇竹渡等。
第三，贬谪到各地的官员，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和当地的风俗改变。《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中提到：“北方风俗习惯对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当地原先一些落后的风俗得以改变。”如昌化郡（治今海南儋州市西北）的风俗到了南宋初有了很大改变。南宋人李光认为，其地“近年风俗稍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原士人谪居者相踵”。
注：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YKZ007）；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JK0225）。
参考文献：
[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5]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 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赵慧平、王祥、刘刚主编：《中国文学史话》（宋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 孤草：《逆境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 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 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 王少军：《科举制度下贬官文学的三种形态》，《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3]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 林少华：《苏轼人生观的形成及文化意义》，《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5] 刘丽：《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16] 严文儒、王培军：《古本官场记》，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7] 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8] 周尚义：《北宋的贬谪诗文论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9] 韩敏：《儋县东坡载酒堂考辨》，《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 王保禄：《寇准在雷州》，《雷州文史》，2001年版。
[21] 徐吉军、方建新、方健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程天芹，女，1972—，河南新乡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2012级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历史地理学，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北宋 官员 贬责 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处置与生活
宋代贬责官员的处置有以下几种：
1 限制自由
具体有以下措施：“安置”，活动要受监视限制；“编管”，受监视与管制。此二种受限制较多，活动不自由。而“居住”指在指定的某州居住，不得随意迁移到它州，虽无职事，但活动较自由。“自便”是指原除名编管人遇恩不复受官府限制，允许自由居住与行动。
2 经济制裁
宋朝官员犯罪处罚种类很多。有一种是罚俸的，依据官品高低，规定从一品到九品罚俸不等。宋朝官员黜降时被罚俸的记载也不少，如太平兴国五年（980），魏咸信、石保吉罚一季俸。乾德四年（966）十月，权判三司赵 受到了罚俸的惩罚。
经济制裁很容易使官员被贬黜后生活无着。端拱二年（989），王禹 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曹翰以罪谪为汝州副使，内侍来问，曹翰哭诉说：“以口众食贫，不能度日。”其状甚是可怜。绍兴中赵忠简（赵鼎）被贬谪朱崖，因畏惧秦氏的权力，很多士大夫不敢向赵鼎传话问候，只有张道渊为广西帅，多次派军校给他送去一些必备之物。故刘综曾上书提出经济制裁对官员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说这些官员“全藉福廪以济朝夕，一旦停罢，以饥寒无依，以伤和气，望自今并除致仕官”。
3 政治制裁
如夺职、落职（二者指罢去职名，非罢去职事官）、削职、罢职（削去职名，连同罢去职事官）、除名（削去官爵）。
这些制裁措施对官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卢多逊贬到崖州后，可谓受尽欺凌，琼州遣牙将知崖州事强迫卢多逊与之联姻。在贬官中，也有为非作歹的。真宗天禧四年（1020）十月，左巡使、殿中侍御史王耿上言道：“诸州军负罪散参军，安置人，失官之后，恣营生计，不革贪心，侵扰贫民……深为民患。”提出若这种官员侵扰官事，即奏移别所。宋真宗采纳了此建议。这种建议的提出，足见某些官员被贬后仍不思悔改，甚至侵扰百姓之严重程度。
与此相反，有些较高级官员，在贬后还是大有作为的。太常丞陈尧佐，因为“言事切直”，被贬为潮州通判。他在任上“修孔子庙，作韩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学”。仁宗时，天圣五年（1027）降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应天府，晏殊到此后大兴教育，使五代以来曾经废止的学校教育又重新兴盛起来。
二 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心态
北宋政治宽松，是文人生活的黄金时代，北宋文人生活优裕，其心理、心态日趋成熟。这一切与宋王朝的佑文政策是分不开的。宋朝立国之日，便确立了一面推崇儒家文化，另一面辅之以正统观念的方针，将崇文抑武推行了下去。北宋官员贬责后的心态有以下几种：
1 希望重返朝廷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尚“党”意识，演出了一幕幕文坛、政坛悲剧。在贬范事件中，有不少以身列君子之党（范党）为荣。自古以来，士大夫遭贬，一方面流露出贬谪的苦闷，另一方面吟唱出对故国君主的怀恋，以求君主开恩，使其重返朝廷。王禹 在谪居商州期间，赋闲无聊，也作山水之游，也移情于诗歌，也借酒浇愁，也时有牢骚，但他更是时刻寄情于朝廷，向当权者表述忠耿之情。与一般士大夫所不同的是，王禹 虽寄希望于皇上开恩，却绝然无半点媚骨。
2 通过诗作等深入思考
人类所从事的事业中，有一类是政治即仕途之业。许多人多次被革职、放逐，都产生了沉重的逆境心理。宋代许多文人跻身于政治斗争行列，遭受残酷的迫害与打击，内心倍感苦闷与凄凉，开始对天道人事展开深邃思考。
下面由苏轼之诗来看一下苏轼被贬后的心态：
苏轼（1037-1101），于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至黄州，元丰七年四月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居住，不得签书公事。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卒，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苏轼被起用。绍圣元年（1094），苏轼自定州先贬英州，继贬惠州，十月到惠州。绍圣四年四月，贬儋州，七月到任。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苏轼六月遇赦，北归。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于知湖州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入狱。狱中写有一诗，其中有一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苏轼希望此诗能传播出去，使人们知道他忠君爱国之心至死不变。苏轼因诗得罪，不料此诗又将他救了回来，“出狱，谪授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后作诗写出狱时的欢乐：“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 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他以诗得罪，招来灾祸，但他心里认为，诗没有什么罪，他不能离开诗，他不能没有诗。因此，他依旧放旷豪荡，仍然我行我素。苏轼于绍圣四年被贬惠州时所作《纵笔》：“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在惠州纵情纵性的生活，此时，他已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因“罪”被贬之人。苏轼在贬谪生涯中，大多是开朗、豁达的，少有发泄不平的时候。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第四子出生，满月时（即元丰六年十月），苏轼作《洗儿戏作》：“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看出作者有几分自责，重点是在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又真实地表现出他思想中也有着等同于一般人的庸俗面。
苏轼之诗在宋代具有代表性，宋代官员在贬官后也创作作品，但其贬官文学更多地表现为现实型和超脱型。而苏轼诗偏重于超脱型。
苏舜钦也因正直敢言而得罪遭贬，他惯于粗犷豪迈的风格，指陈时弊，直接痛快，毫无隐讳。《城南感怀呈永叔》“高位厌梁肉，坐论搀云霓”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一般的士大夫对社会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其诗属于现实型的贬官文学。苏舜钦的贬谪诗另一特点是沉郁而不流于颓废。欧阳修在《潮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中描写苏舜钦苏州的贬谪生活和诗歌时说：“君携妻子，居苏州……而时发自愤闷于诗歌，至其所激，往往惊绝。”揭示了苏舜钦贬谪诗慷慨激昂、壮志未泯的一面。苏舜钦的身贬志不颓、困顿之中气节不衰、忧国忧民，也成为宋代士人重要的文化精神。 苏轼能够于百“谪”之中而不挠，主要由于他早年的教育使其形成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应对个体命运的根本所在。因此，个人的人生观对心态的形成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黄、惠、儋三州，是苏轼一生三次贬谪之所，地点一次比一次荒远，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难，苏轼竟视之为一生事业，其旷达、超越之人生态度可见一斑。宋人关注的已不是个体生命的忧患，而是超越生命的感悟，宋代文人通过诗文来建构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诗化的心灵栖居净土来消解心中的愁苦，以此为目的艰难地进行着他们的精神重建。
3 受百姓爱戴，表面逍遥
这种情形寇准最典型。寇准被贬后，民众反应强烈。“寇莱公始谪为州司马，素无公宇，百姓闻之，竟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颇亦宏壮。守土者闻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及赴贬所，道险不能进，州县以竹舆迎之”。百姓的行为是对寇准人品的最高肯定。寇准生前被贬，最后死在贬所海康，是其为官的不幸，但能获取百姓的爱戴，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于寇准被贬的心态，宋朝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记载：“寇莱公山之贬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赍敕往授之，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既至，莱公方与群官宴饮，驿吏言状，莱公遣群官出逆之。中使避不见，入传舍中，久不之出，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为。莱公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著之，短才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
寇准被贬雷州后，仍不忘体验宴饮之乐趣，当皇帝派遣的使者到来，他见了使者之后，继续饮酒到很晚。寇准是一位喜好奢侈的大官，将生活作为享受，从官场高处跌落下来，竟能那么从容自若，丝毫不见哀伤和颓唐。宋代士人面对谪贬这样的人生不幸，谪贬文人能够走出自我小天地，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家国天下情怀。
三 官员贬谪的影响
官员贬谪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文学、地理、风俗等方面。
首先，形成了丰富的贬官文学。从仕途的升沉穷达来谈文人的苦闷是中国古代苦闷说的传统，是因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生命往往维系于仕途升沉的缘故。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苦闷和迁谪之时，难免会将其心意流于笔端。苦闷时的创作犹如疾病时的呻吟，基于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根据反映于文学中的贬官经历对文人造成的直接影响，贬官文学在形式上分为孤愤型、现实型和超脱型三种主要形态。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妇孺皆知，由此能看出北宋贬谪诗人的心态。北宋一些遭贬谪的诗文家，能以旷达的心态来面对贬谪流放。
其次，贬官所到之处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景区，如岳阳楼、五公祠等。又如东坡载酒堂在儋县中和镇东南二里的东坡书院内，是苏轼谪居儋耳时期的重要遗迹，至今仍为中外游客所津津乐道。寇准在雷州，给雷州人民留下许多胜迹，有旌忠祠、西馆、莱泉井、瑞星池、真武庙、寇竹渡等。
第三，贬谪到各地的官员，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和当地的风俗改变。《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中提到：“北方风俗习惯对南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当地原先一些落后的风俗得以改变。”如昌化郡（治今海南儋州市西北）的风俗到了南宋初有了很大改变。南宋人李光认为，其地“近年风俗稍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原士人谪居者相踵”。
注：本文系渭南师范学院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YKZ007）；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JK0225）。
参考文献：
[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3]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5]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 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赵慧平、王祥、刘刚主编：《中国文学史话》（宋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 孤草：《逆境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 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 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 王少军：《科举制度下贬官文学的三种形态》，《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3]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 林少华：《苏轼人生观的形成及文化意义》，《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5] 刘丽：《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16] 严文儒、王培军：《古本官场记》，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7] 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8] 周尚义：《北宋的贬谪诗文论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9] 韩敏：《儋县东坡载酒堂考辨》，《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 王保禄：《寇准在雷州》，《雷州文史》，2001年版。
[21] 徐吉军、方建新、方健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程天芹，女，1972—，河南新乡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2012级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历史地理学，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