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2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尚不足一月的蔡元培，给总统府礼官处写了一封婉拒信。他在信中说，很感谢大总统邀请自己在1月28日共进午餐，但很抱歉，自己当天已有安排，要去参加同学会。
　　此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黎元洪。他是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的，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二人间屡屡因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力边界不清而发生冲突，最后演变成了“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如火如荼之际，北大校长一职出现空缺。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接受了汤尔和与马叙伦的建议，邀请蔡元培回国主持北大，并报请黎元洪得到了批准——范虽是“研究系”中之人，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段祺瑞，但他与蔡元培有着不错的私交——民国初年，蔡任教育总长时，曾摒弃政党成见（蔡当时是国民党，范是进步党，两党势同水火），邀请范担任教育部次长，二人共事期间颇为愉快。
　　以上，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复杂的时代背景。
　　略言之，蔡的国民党身份，意味着他的工作很难获得段祺瑞一派的支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范源濂那般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黎元洪能够愉悦地批准范的提案，自然也与蔡的国民党身份有直接关系——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即得到了黎元洪的亲自接见;26日，黎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略同期，黎还将大总统府的开支，由袁世凯时代规定的191.5万元/年，压缩为57.465万元/年，节省出的部分用于发展教育。如此种种，包括邀请午宴在内，均是在明确表达对蔡元培的支持。
　　但蔡元培却以要参加“南洋公学同学会”为由，拒绝了黎元洪的邀约。
　　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給友人的一封函电，有助于理解他为何要拒绝黎元洪的饭局。蔡在函电中说：“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彼等不特不加反对，且有表同情者，亦可见今之政客，其头脑亦似较前几年为清晰矣。”
　　这种“不涉政界之决心”，既是蔡元培对自己所处的波诡云谲的现实环境的一种反应，也寄托着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深切期望。在给友人吴稚晖的书信中，蔡曾评价北京大学已是“声名狼藉”，他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出来担任校长，怀抱的是“未尝不可一试”的心态。信中，他还对中国大学做出了诊断，也开出了药方：“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所谓“学课之凌杂”，就是教授的学问乱七八糟、含金量太低;所谓“风纪之败坏”，则是指大学已非学习知识、研究学问的场所。前者需要将真有学问的教师请进来，将尸位素餐者踢出去;后者在无力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不妨从改变校内小环境做起，多引进致力于做学问，而非致力于做官的模范人物。
　　在1917年1月9日的开学演讲中，蔡元培也对北大做了类似的批评。他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嘲笑批评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且因为以做官而非求学为第一本位，“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学校用人，不在乎学术的深浅，只在乎官场活动能量的大小。
　　在晚年所写的《自述》中，蔡元培说，自己出任北大校长，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整个学校的学风，尤其是改变学生的观念——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要想让学生们不再屁颠屁颠跟在那些“在政府有地位”的“阔老师”后面，蔡元培这个校长需要以身作则。校长若以做官为己任，改变学风云云自然也就成了笑话。这种考量，自然也是蔡元培入京后，拒绝黎元洪共进午餐的邀约，且公开明言“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核心缘故。
　　中国之大学，由衙门向教育机构转型，也由此发端。
　　1940年3月3日，为避日寇而寓居香港的蔡元培，不慎摔倒在浴室门边，吐血昏迷，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于3月5日与世长辞，自得病至逝世，极为仓促，未能留下遗言。但时代不愿贤哲辞世而无一字留给后人，随侍病榻的亲人无法听清蔡的临终呓语，只好将“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八个字交给记者“转告国人”。
　　蔡先生去世至今，已是整整80周年。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前人已有详尽的叙述——陈独秀说他有两点令人佩服，一者是“有关大节的事”从来都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坚持，绝对不肯通融;一者是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胡适说他能够替北大建立新制度，主动“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梁漱溟则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对于一位能够拒绝大总统共进午餐邀约的好校长而言，这些赞誉不会过分，也不会过时。
　　（摘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