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东莞，相距1655公里，分属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区。如果将这两座城市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去观察，就会发现在几轮区域竞赛的路径选择上，它们殊途同归，走向一个新的战略选择的交汇点。
　　话说从头。
　　1978年，9月，一位名为张子弥的港商来到东莞虎门，开办了太平手袋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一度成就了东莞，也成就了珠三角。
　　由此北望，彼时的长三角，正因乡镇企业的胎动而名噪一时。在无锡东亭乡，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春雷造船厂的创富传奇，成为苏南模式抹不去的一个历史印记。
　　东莞、无锡，一个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发轫地，一个是长三角苏南模式的领头羊，这两座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它们承载着梦想，也背负着期望。
　　此后多年，即使乡镇企业韶华不再，“三来一补”日渐褪色，但两座城市在第二轮区域竞赛中，依靠“大招商、大发展”的路径选择，依然能够续写二线城市的财富传奇。
　　2000年，无论是对于东莞还是无锡，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招商引资，作为一种主流思想，招商引资被视为一种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发展模式。此时，全球性的产业梯度转移，让中国城市迸发出近乎狂热的发展冲动与招商热情。
　　这一年，“海歸”施正荣，正揣着那200页手写的《太阳能产业化可行性报告》，奔走在国内多个城市，为寻求产业化机会而四处碰壁。对大多数城市来说，能够立竿见影的招商项目，远比施正荣的“纸上画饼”更有诱惑力。
　　无锡，却在百般的犹疑中接下了这个“画饼”。
　　2003年，施正荣的尚德还在襁褓之中。千里之外，夹在广深之间、富可敌省的东莞在迎来它的极盛时期的同时，一副沉重的“大锁”已显露峥嵘。
　　土地、劳动力、环境频亮红灯，曾经英姿勃发的东莞开始带上“镣铐”跳舞，无锡也不可避免遭遇“成长的烦恼”。
　　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犹如一个巨大的幽灵正从大洋彼岸日夜兼程赶往中国。无锡、东莞，都迎来了一个转捩点。
　　曾经具有“双重优势”的东莞，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困境。金融危机不仅让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险象环生，地租经济、食利阶层所产生的社会板结，也让诸多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东莞，成为珠三角的风险阀门，倒逼“经济社会双转型”提上议事日程。
　　相较于东莞，无锡是幸运的。在“大投入、大产出、大招商、大发展”模式走到穷途之时，施正荣与尚德明星般的崛起，让无锡在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的启发下，找到了另一扇门。
　　复制尚德，是2006年5月，无锡抛出“530计划”时最朴素的想法。当整个中国，从政府到企业，都在为转型的具体路径苦苦寻觅时，“尚德神话”使得一种还未成熟的模式浮出水面——一个开明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整合在一起，支持企业，然后功成身退。
　　530、后530、泛530，无锡甘冒“千金买马骨”的风险，在本轮发展方式上，延续多年苏南强势政府拉动传统，扮演了天使投资者的角色，以高端产业增量稀释传统产业存量。
　　2008年以后，城市“猎人”借金融危机纷纷抄底海内外人才，上海、大连、苏州、武汉诸多城市开展全球性的“狩猎”活动，超前一步的无锡，赢在抢占先机。
　　围场狩猎，硝烟渐起，东莞怎么办?
　　在东莞，政商两界经历3年转型阵痛，人才意识苏醒，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逻辑起点必然是人力资本的升级，2011年4月，“人才东莞”战略出台，抛出50亿作为“猎才筹码”。此时，东莞与无锡，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终于走向新的战略选择的交汇点。
　　放眼望去，长三角、珠三角，城市之间对要素资源的争夺，已经由招商引资过渡到招才引智，从经营土地转向经营“土壤”，从关注对物的投入转到关注对人的投资。
　　变化，已经开始。抛开“浮华的外表，沉重的肉身”，无锡、东莞今日所动，也许正是中国更多城市明日之抉择。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锡、东莞由此具有了样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