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公这样教我学创作
　　
　　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逝世到现在已有20多个年头了，回忆茅公生前对我的爱护、关怀和帮助，如沐春风，如饮甘霖，特别是茅公教我创作的件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感动不已。
　　那是1959年10月，我正在西安读书，因心血来潮，写了一篇《评"文学的基本知识"》的文章，受到西安文艺界的重视。后来经老作家郑伯奇的介绍，我结识了茅公，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茅公那时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等要职，日理万机，但对我这个年轻人则不厌其烦，谆谆教诲。他首先告诉我："无论专业学习，或是从事创作，都必须讲政治，否则在创作上必将误入歧途。"当我在创作上进步不快、万分烦躁的时候，他则告诉我："要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还要求我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千百遍，想千百次。当我写了一些文章寄给他时，他除了精批细改，还在复信中写道："诗，无论新体旧体，都得讲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不然就成了分行的散文。当然更进一步，还得要强烈的情感，精炼的语言等等。小说主要是写人，故事只是人的行动，没有人，没有故事，必然会成为概念化。所谓政治性，只指作者的人生观和政治态度，不是搬用文件和报章用语就能完成的。"在散文写作上，茅公就我的《忆童年》一文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您的《忆童年》散文，写得并不算好。首先是没有中心点。这篇散文只有两千来字罢，因为字少就应当集中写一点--有典型意义的一事、一人或一物。可是您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不集中，而且事物形象也只是写个表面，因此不能激动读者--我的心弦......如果您用很形象的笔墨，写妹妹的死或写您被卖后母子分离的刹那，而将其余属于过门性质的叙述尽量精简，只用倒叙的手法，在适当场合插这么一两句，那效果就会不同了。但还有一点，您的文字必须是富于表现力，文体必须是变化多端的而不是平铺直叙的。否则，作为一篇散文还是缺乏感染力的。"谈得何等好啊！从内容到形式再到语言，都说到了。遵循茅公的教诲，我严于要求，勇于实践，写作有了较大的提高。许多诗文陆续发表了，特别是《雷锋--我们的好榜样》、《金凤凰之歌》、《草原行》、《支援越南打美帝》等相继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后，茅公特别高兴，除祝贺外还要求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出富有青春活力的作品来。"
　　正当我精力旺盛，准备在文艺战线上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受到了冲击，作品被批判，人格受到侮辱，并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昼夜轮番地被批斗，被挂牌游街......血气方刚的我极力反抗，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召之而来的是更非人的虐待。我愤怒了，准备以死抗争，并给茅公发了一封求援信。岂知茅公那时也受到批判，但他仍告诉我以"沉默为佳"，并题"努力学习"四字，作为留念。我按茅公的要求去做，有幸度过了十年"浩劫"。
　　我的点滴进步，是和茅公的教导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没有茅公的指引，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茅公去世20多年了，我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无限悲痛！我虽年逾花甲，但仍决心像茅公那样多做工作，少说空话，为祖国的文艺事业献出绵薄之力，以此作为对先辈的纪念。
　　
　　我与郑伯奇的书信往来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郑伯奇先生，是我文学创作上的指路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记得1959年9月，我在西安矿院读书时，偶然写了一篇《评"文学的基本知识"》的评论文章，慕名寄给了郑先生。那时，郑老担任西北文联和陕西文联的副主席，还担任作协西安分会的领导工作，职务多，工作重，但他在收到我信的当天，就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您热爱文学，敢于和不正确的见解进行争辩，这些都是很好的，蒋孔阳的那本书，我没有看过，目前又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阅读，只得把你的文章交给一位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去先看一遍，还须等一个时期，才能答复您，请原谅。您愿意从事文学，希望得到帮助，在可能范围内，我应尽一份力量。"他还希望我"破除迷信，大胆创造，写出富有青春活力的作品来"。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充分表达了一位老作家的负责精神。一个星期后，《延河》复信了，说经编辑部研究认为《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充满了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值得批判。要我的文章内容再加充实，改后寄来，以备刊用。接着郑老来电话，约我去作协一谈。到作协后，由王维宏同志引我见郑老。我们稍事寒暄，郑老即指出应如何修改，补充什么内容。要求我用事实说话，勿扣帽子，以免伤了作家的感情。他还设宴招待我，虽只四菜一汤，但吃得有滋有味。
　　席间，我谈到郑老小说《最初之课》在社会上颇有影响，恳请郑老谈谈他的经历。郑老说他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留学，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歧视，写了有强烈爱国反帝思想的《最初之课》。1926年回国后，郑老任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过"创造社"、"太阳社"等活动，参加筹备"左联"，是鲁迅和郭沫若的好朋友。1927年，郑老曾试图把鲁、郭二人联合起来合办一个革命刊物，虽已获双方同意，后因故未成事实，真遗憾啊！他曾主编过《文艺生活》、《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他风趣地向我坦露了30年代时发生的一件事。他说他当时对文艺方向不理解，有人说大粪最香，他曾反唇相讥说："粪香，为什么文人在家里摆几盆花欣赏，而不摆几盆大粪呢。"我不由笑了起来，郑老接着说："看来我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不久，西安文艺界就开展了对《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的讨论。
　　后来，我离别西安，到沈阳专攻文学。郑老得悉后来信鼓励。他说："学校领导的决定很对，我们是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在生活实践和艺术修养方面，才能不致误入歧途。"他在政治上对我要求很严，在生活上又极为关怀，给我寄来钱和物。他告诫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工作要踏踏实实，处事要公平合理，待人要满腔热情。"当时我写了一首诗："黄河咆哮数千秋，亿万人民变鬼囚。春秋四季劳动果，惨遭洪水付东流。今朝河水明如镜，百舸争航赛龙舟。两岸百鸟啼不住，水上轻声载歌声。"我将这首诗寄给郑老后，他来信说："黄河通航不是修治黄河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兴修水利，为中原地区的农业服务。这首诗前段提到水灾使劳动果实付东流，后段却描绘通航后的优美风景，不仅不合现实情况，没有表达出修治黄河的主要目的，就文学而论，前后不相照应。"他还写道："诗是韵文，无论古典诗或白话诗，都应该叶韵(当然不一定是旧韵本所规定的韵)。就是无韵诗，也必须琅琅上口，至于诗的字数，那倒不一定要整齐的五言和七言，这是诗的起码要求。"这段批语，对我以后诗歌的创作指明了方向，真是字字千金，受益匪浅。大学毕业后，我回陕西工作，又多次拜访过他。后来因为写作进步不大，非常苦恼，又去信请教他。郑老回信写道："前来信谈，因缺乏生活，缺乏题材，又不知当前创作方向，心甚不宁云云，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您大可不必为这些问题烦恼。我们的创作方向，就是‘工农兵方向‘，永远不会动摇。至于题材、风格则是‘百花齐放‘，道路是很宽阔的。多热情地接近群众，细心观察、研究，生活可以逐渐丰富深厚。急躁烦闷是不需要的。假期若能回家，当然可以在熟悉的生活中深入体验观察，即留校中，也可以和学生的家庭接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遵照郑老的指导，写作果然有了大的进步。一些诗歌、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特别是《雷锋--我们的好榜样》、《草原行》、《唱歌应唱革命歌》、《支援越南打美帝》等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后，郑老更是鼓励有加，反复叮咛我"戒骄戒躁"。1964年，我拟写小说《春天里的歌声》，以反映一个农业社的变化。谁知，1966年完稿后，文章遭到了批判，说我的小说写了中间人物。文稿被红卫兵付之一炬，我也被划为"文艺黑线"人物，被轮番批斗、游街，关进牛棚。真是欲哭无泪，欲死不甘，欲斗无力。到《十六条》公布后，我才得以平反。
　　"四人帮"横行时期，郑老在西安，也和许多30年代的老作家一样受尽迫害，"罪状"之一是说他曾反对鲁迅。真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1974年，我在一本鲁迅著作本上看到一条注释，说郑老曾攻击、贬抵鲁迅。我为此打抱不平，写信告诉了郑老。他复信说："近观世态动向，转觉沉默为好，因为原书注释者的态度，既属抹煞有关人物，自己跳出来表白，未免不智。"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老作家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欲言犹止，悲愤万分。虽然这条注释后来取消了，但那些诬蔑之词，是怎样伤害了老人的心啊！
　　粉碎"四人帮"后，郑老曾写过《回忆创造社》的文章，极为珍贵。正当他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为失去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著名的作家、尊敬的老师和益友而无限悲痛！现在我也年逾花甲，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将拿起笔，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开放的年代；作为一名民革成员，我将殚精竭智，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美辞》编辑部文学编辑，现住山西芮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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