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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蔚蓝的，一路行吟而来，带着爱琴海的浪漫气息，伯罗奔尼撒平原的刚毅勇敢，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无数先哲未竟的蓝图；法治是阳光的，拨去了十年动乱的阴霾，为蹒跚步出泥泞的华夏儿女送来了希望，映射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程——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共和国在法治的航程上已整整扬帆十年。时光荏苒、步履匆匆，回首依法治国十年路，从中南海的“法制讲座”，到深入坊间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到蓬勃兴起的“法律六进”；从两会立法议题高涨，到迎接奥运的法治关注，中国的法治足迹，在蜿蜒曲折中不断伸向远方……
立法步伐开放稳健
立法深宅为民众敞开
一抹新世纪的黎明曙光，曾几何时“宅院深深”的中国立法，大门已渐为民众开启。展望大江南北，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尊重民情、吸纳民意，“开门立法”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十年中最为闪耀的关键词。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法》播下了“民意立法”的春种。2001年初《婚姻法》修改，草案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收到数千件来信、来函、来电，上至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三岁的中学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民众都亲身参与其中。
婚姻法修改付诸全民讨论，这种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经典范本。从一审到七审，从学术殿堂到大街小巷，“一波三折”的《物权法》掀起“民意立法”的强劲风暴。2005年7月10日，草案向社会公布，短短一个月内就征集到公众意见10032条。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制定过程，各方观点的碰撞、利益的博弈，充分昭示了中央立法尊重社情民意的良好追求。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听证会更加燃起“民意立法”的热潮。9月27日，经过两次遴选，从4982名民间申请者中产生的20名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的个税起征点听证会上亮相。这是《立法法》颁布5年来，全国人大第一次举行立法听证会，不仅开了税收立法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的先河，更激发了中国“公民表达”的澎湃激情。2007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就业促进法草案相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普通劳动者的诉求正通过“全民立法”运动得到了全面释放。
让立法“下载”社情民意，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腐败的阴霾，地方立法同样“演绎”出了激情火花。2005年的春节，在响彻北京城区的鞭炮声中，一场持续12年之久的烟花爆竹禁放之争飙然升温，民间解禁声音络绎不绝。9月9日,《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获高票通过，成为一部让市民重新沉浸在“爆竹声中辞旧岁”的佳节温馨和喜悦中的法律。2006年一部《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让公众参与立法变成了法定权利。
聆听民音、理解人性，关注民生、尊重民俗，立法机关均衡民意，正在走向成熟、回归理性。依法治国十年路，立法奏响华彩篇章，也昭示着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民意与立法同行的崭新时代。
立法内容“百姓化”
如果说“开门立法”是立法形式上的革新，那么十年来立法内容上的变化则更加贴近百姓生活。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人权入宪”彰显了公民权的神圣，“私产入宪”摒弃了长期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国家根本大法的微动，已经预示着中国立法内容的大转向。
《物权法》中，曾经被疏忽的小区车位归属问题，在该法第6章第74条中有了明确说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历经斟酌、谨慎抉择，折射出关怀农民根本利益的良苦用心。
在地方立法层面，“民生法规”亦在蓬勃生长，各地方省市在民工权益保障、食品安全、药品监管等方面出台了大量法规，内容无不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2002年《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一石激起千层浪，纷争过后的国人更加懂得了现实权利的择优意义。
四年之后，绕开了“相对繁琐”的立法程序，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启用“地方立法解释”，准允将“的哥”的从业年龄从55周岁放宽到60周岁。以最快捷的方式为民谋法、为民释法，展示了地方立法快捷、高效解决百姓实际问题的活力。
对中国公民而言，立法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庙堂之事”，而是如此直接地影响着自己的生活。2003年的国庆，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前所未有地热闹，缺少了居委会证明等繁琐程序，两个相爱的人只要填一份个人声明、几张表格，短短几分钟就可以领到一张喜庆的《结婚证》，中国人的情感自由又迎来了一次制度性变革。
从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到《婚姻登记条例》，简单的条文修订，打下了公民权利自由的深刻烙印，立法内容更加关注民生、贴近民情、保障民权，公民从中得到的是沉甸甸的权利果实。
法律大厦“走下蓝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探求法治的路径，取法于欧陆，重法典而轻判例。倡导法治，首在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如果说十年来法治为公众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制度供给上开始的。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台了一大批重大法律，《个人独资企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气象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著作权法》《安全生产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反分裂国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务员法》《电子签名法》《劳动合同法》……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
与以前相比，中国立法一个明显的迹象是由注重经济立法向更加注重社会立法转变，由法规的“单兵突进”向法律体系的“全面构建”转变，立法间更加互补和谐。社会领域立法的全面提速，既是对日趋严峻的民生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对以往失衡的立法天平的有力纠正。尤其是今年6月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旗帜鲜明地坚持关怀弱势群体的权益，对未来的社会立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有统计表明，不少地方社会立法项目在立法规划中的比例，已由以往的5%左右猛增至50%至60%。有理由相信，随着公平、正义等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法进入公共视野，实现中国立法的一次历史性转型。
不过，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权限范围的交叉性以及程序的失范，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规冲突的不良局面，迎来高峰期的中国立法本身也需要一场“革命”。加入WTO后，国家开始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同时，地方立法也积极探索创新之路。2006年7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省际间立法协作机制正式运行，拉开区域间立法合作的序幕。立法协作框架的建立，将有助于整合区域立法资源，解决区域性问题，并且防范立法撞车，与《立法法》的理念暗自契合。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2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68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2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一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蓝图”已然化为实践。
法治政府初显端倪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使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真正的法治要求政府必须首先站在依法行政的起跑线上，倾心打造新型法治政府。以《纲要》的颁布为分水岭，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毅然转舵，在依法行政的航道上朝着法治政府的彼岸乘风破浪。
“政府限权”势在必行
曾几何时，公民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逐渐发现：以往高高在上的“衙门”已不再专权蛮横，天底下也有“当官的”管不了的事。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政府愈加意识到，以往“保姆式”的强权管理再也行不通，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断受到公民权利的挑战。
1996年，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并请求行政赔偿，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长达6年的诉讼之旅。虽然此案最终没有判决赔偿，但从法律上宣示了行政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1999年《行政复议法》出台，开通了公民向政府“讨说法”的又一渠道。这些年，“民告官”已告别了长期蛰伏状态，诸多诉状直指省部级行政部门，状告公安部，状告司法部，状告铁道部……迄今被起诉的中央部委就达几十个。
公民不断向政府“叫板”的背后，深刻揭示出一个真理：政府的权威必须置于法律之下，这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根本分野。对于习惯了计划体制下包揽一切、统管天下的政府而言，这将是一次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限制政府权力，必须从法律上准确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无论是2005年成都火车站的“警贼勾结案”，还是2006年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案，都透露出行政执法权过大、失范等问题，人们在惊讶之余不禁大声疾呼：政府限权势在必行！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对行政处罚的权限、范围、程序进行了全面规范，限制政府滥用处罚权成为重要目标。2005年8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获通过，加强了对人民警察执法规范的要求，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警察限权的主题。
失去约束的政府权力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世纪之交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为目标。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通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行政许可行为”单独立法的国家，意味着政府限权将从文本步入现实，政府审批行为从此被套上“紧箍咒”。为了配合许可法的实施，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行政许可项目，整个审批事项削减近半，各地也对行政审批以及相应的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整顿，让民众发出“公章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感叹。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一些地方借助立法手段私自扩权、非法牟利，运用“红头文件”侵犯老百姓权利，国务院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法规清理和规范性文件治理工作。2001年，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大批与WTO规则精神不符的或过时失效的法律规章被明令废止。六年后，国务院再次决定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包括655件现行行政法规、3031件国务院部门规章和9664件地方政府规章。截至2006年底，已有90%以上的市级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一度“违法红头文件漫天飞”的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
在法律缰绳的控制下，中国政府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瘦身运动”，上至国务院下到乡镇办公室，不断精简裁员。2005年公务员法的出台，更加快了建立廉洁奉公公务员队伍的步伐，打造法治政府又多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平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小的政府在百姓心目中赢得越来越大的威信。
“问责政府”成为常态
大多数公民权利的实现都蕴涵着相应的政府义务，因此，责任总是与政府时刻相伴。然而，现实中不断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却一再指向政府责任的缺失。
1999年1月4日晚6时50分，跨越重庆市綦河两岸的人行虹桥整体垮塌，40人遇难。2007年，广东九江大桥、湖南凤凰沱江大桥相继垮塌。当悲剧以同样的方式不断上演，人们不禁向政府监管部门发出强烈的责任追问。
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 214人死亡，国务院对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但每年的矿难事故依然不断，让人防不胜防。而2007年震惊寰宇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更让人看到事件背后政府部门和官员极度缺失的责任意识。
密云踩踏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齐齐哈尔假药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哈尔滨550万“天价死亡”事件，山西左云特大矿难瞒报事件……难以枚举的各类恶性事件，无不将政府监管职责的缺失暴露于众：问责政府成为必然！
2004年6月，一场“审计风暴”揭开了政府问责制的新篇章，随后的“环保风暴”更点燃了社会各界对问责政府的热切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向社会传递出了“高官问责”的强力信号。2005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内容涉及定职定责、评议考核、责任追究，利剑直指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随意执法。在中央立法的带动下深圳、成都等地出台了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将问责制不断推向末端。
在经历磨难中成长，中国政府在一次次问责的压迫下逐渐成熟起来，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少了几许彷徨，增添了几分自信。2003年的春天，肆虐的“非典”考验着政府应急处置能力，国务院花了不到20天就颁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各种责任机制确保了政府行政效率，在很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蔓延。2005年下半年，面对肆虐的禽流感，国务院又出台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从非典防治初期的手足无措，到禽流感的从容应对，这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应急能力的提高，也预示着中国政府在疫情的考验中越来越走向成熟、理性、负责。
政务公开蔚然成风
“政务公开”是现代政府的生命表征。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法治政府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透明度”了，在一系列公开机制运作下，各级政府成了“玻璃缸中的金鱼”。
在“入世”之初，中国政府就加快了政务公开的步伐，酝酿政府信息公开立法。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明确提出“经过不懈努力，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全国31个省区市普遍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国务院38个部委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10月1日起，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成为政府的一扇新窗口。也在这一年，我国首部民主政治白皮书亮相，坦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最终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阳光下的政府法”清晰地描绘出一条“政务公开”的路径。
听证无疑是新世纪中国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关键词。自2002年1月铁路票价首开全国听证会以来，各种听证会如雨后春笋，虽然有些沦为了花瓶式的摆设，但其背后蕴含的政府运作透明化、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程序价值依然不可小觑。
政务公开蔚然成风，公民权利才有坚实保障。一周内“105次违章，10500元罚款，210分记分”，这是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保良在首都创造的交通违纪记录，由此引发的“暗中执法”讨论，促进了行政执法公开的步伐。从当年的8月份起，北京的违章司机就经常会接到“处罚通知书”了，其他各地交警部门也纷纷采取了通报举措。“便衣”测速、“伪装”设备统统叫停，江苏、广东等地警方陆续出台了“透明执法”新举措，极大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如今，政府不再“侯门深似海”，敞开了胸襟接受阳光的普照。2002年《政府采购法》，使政府采购成为“阳光下的交易”，“赤裸裸”的政府行为更加受到百姓欢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终结了以往“办一个证要跑十几个部门”的历史，上海和深圳的市民办理护照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共建立2100多个综合性政府服务中心，采取“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等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最便捷的优质服务。
矢志反腐未有穷期
法治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如何根治腐败毒瘤，成为人民政府增强自身生命力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反腐也到了危机关头。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创建国以来的两个“最”：走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受贿人员最多。而牵涉多名贪腐高官及工商界人士的上海社保案，三分之一的补充养老保险资金被挪用，更加暴露出官员腐败的劣性。
愈演愈烈的腐败案件，昭示了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坚定了党和国家整治吏治的决心。据统计，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有120余项。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巨蠹陆续落马，破除了旧社会“刑不上大夫”的迷信。而2007年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更是让人始料未及，600余万元的受贿金额让其走上“不归路”，打破了近年来省部级腐败高官“坦白、认罪、退赃”即可免死的惯例，不仅彰显了政府擎剑反腐的决心，且透露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
政府腐败，以官商勾结居多。为此，中国政府在2006年开始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剑指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商业保险、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腐败高发的重点领域。6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时间，全国68名厅局级干部涉嫌商业贿赂纷纷落马。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879件，涉案金额61.56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5523件，占案件总数的22.2％。与此同时，全国检察机关的反渎职侵权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每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中都挖掘出一批“不落腰包的腐败分子”。
种种迹象表明，党的十六大以来，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违纪违法案件总量呈下降态势，这也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和赞许。反腐肃贪未有穷期，但中国政府已然高举法治利剑，朝着廉洁政府迈出了坚定步伐。
链接：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论述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共和国在法治的航程上已整整扬帆十年。时光荏苒、步履匆匆，回首依法治国十年路，从中南海的“法制讲座”，到深入坊间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到蓬勃兴起的“法律六进”；从两会立法议题高涨，到迎接奥运的法治关注，中国的法治足迹，在蜿蜒曲折中不断伸向远方……
立法步伐开放稳健
立法深宅为民众敞开
一抹新世纪的黎明曙光，曾几何时“宅院深深”的中国立法，大门已渐为民众开启。展望大江南北，从中央到地方，立法尊重民情、吸纳民意，“开门立法”已经成为中国法治十年中最为闪耀的关键词。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法》播下了“民意立法”的春种。2001年初《婚姻法》修改，草案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收到数千件来信、来函、来电，上至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三岁的中学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民众都亲身参与其中。
婚姻法修改付诸全民讨论，这种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经典范本。从一审到七审，从学术殿堂到大街小巷，“一波三折”的《物权法》掀起“民意立法”的强劲风暴。2005年7月10日，草案向社会公布，短短一个月内就征集到公众意见10032条。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制定过程，各方观点的碰撞、利益的博弈，充分昭示了中央立法尊重社情民意的良好追求。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听证会更加燃起“民意立法”的热潮。9月27日，经过两次遴选，从4982名民间申请者中产生的20名代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的个税起征点听证会上亮相。这是《立法法》颁布5年来，全国人大第一次举行立法听证会，不仅开了税收立法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的先河，更激发了中国“公民表达”的澎湃激情。2007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就业促进法草案相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普通劳动者的诉求正通过“全民立法”运动得到了全面释放。
让立法“下载”社情民意，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腐败的阴霾，地方立法同样“演绎”出了激情火花。2005年的春节，在响彻北京城区的鞭炮声中，一场持续12年之久的烟花爆竹禁放之争飙然升温，民间解禁声音络绎不绝。9月9日,《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获高票通过，成为一部让市民重新沉浸在“爆竹声中辞旧岁”的佳节温馨和喜悦中的法律。2006年一部《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让公众参与立法变成了法定权利。
聆听民音、理解人性，关注民生、尊重民俗，立法机关均衡民意，正在走向成熟、回归理性。依法治国十年路，立法奏响华彩篇章，也昭示着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民意与立法同行的崭新时代。
立法内容“百姓化”
如果说“开门立法”是立法形式上的革新，那么十年来立法内容上的变化则更加贴近百姓生活。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人权入宪”彰显了公民权的神圣，“私产入宪”摒弃了长期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国家根本大法的微动，已经预示着中国立法内容的大转向。
《物权法》中，曾经被疏忽的小区车位归属问题，在该法第6章第74条中有了明确说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历经斟酌、谨慎抉择，折射出关怀农民根本利益的良苦用心。
在地方立法层面，“民生法规”亦在蓬勃生长，各地方省市在民工权益保障、食品安全、药品监管等方面出台了大量法规，内容无不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2002年《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一石激起千层浪，纷争过后的国人更加懂得了现实权利的择优意义。
四年之后，绕开了“相对繁琐”的立法程序，成都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启用“地方立法解释”，准允将“的哥”的从业年龄从55周岁放宽到60周岁。以最快捷的方式为民谋法、为民释法，展示了地方立法快捷、高效解决百姓实际问题的活力。
对中国公民而言，立法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庙堂之事”，而是如此直接地影响着自己的生活。2003年的国庆，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前所未有地热闹，缺少了居委会证明等繁琐程序，两个相爱的人只要填一份个人声明、几张表格，短短几分钟就可以领到一张喜庆的《结婚证》，中国人的情感自由又迎来了一次制度性变革。
从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到《婚姻登记条例》，简单的条文修订，打下了公民权利自由的深刻烙印，立法内容更加关注民生、贴近民情、保障民权，公民从中得到的是沉甸甸的权利果实。
法律大厦“走下蓝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探求法治的路径，取法于欧陆，重法典而轻判例。倡导法治，首在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如果说十年来法治为公众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制度供给上开始的。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台了一大批重大法律，《个人独资企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气象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著作权法》《安全生产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反分裂国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务员法》《电子签名法》《劳动合同法》……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
与以前相比，中国立法一个明显的迹象是由注重经济立法向更加注重社会立法转变，由法规的“单兵突进”向法律体系的“全面构建”转变，立法间更加互补和谐。社会领域立法的全面提速，既是对日趋严峻的民生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对以往失衡的立法天平的有力纠正。尤其是今年6月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旗帜鲜明地坚持关怀弱势群体的权益，对未来的社会立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有统计表明，不少地方社会立法项目在立法规划中的比例，已由以往的5%左右猛增至50%至60%。有理由相信，随着公平、正义等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法进入公共视野，实现中国立法的一次历史性转型。
不过，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权限范围的交叉性以及程序的失范，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规冲突的不良局面，迎来高峰期的中国立法本身也需要一场“革命”。加入WTO后，国家开始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同时，地方立法也积极探索创新之路。2006年7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省际间立法协作机制正式运行，拉开区域间立法合作的序幕。立法协作框架的建立，将有助于整合区域立法资源，解决区域性问题，并且防范立法撞车，与《立法法》的理念暗自契合。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2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68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2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一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蓝图”已然化为实践。
法治政府初显端倪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使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真正的法治要求政府必须首先站在依法行政的起跑线上，倾心打造新型法治政府。以《纲要》的颁布为分水岭，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毅然转舵，在依法行政的航道上朝着法治政府的彼岸乘风破浪。
“政府限权”势在必行
曾几何时，公民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逐渐发现：以往高高在上的“衙门”已不再专权蛮横，天底下也有“当官的”管不了的事。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政府愈加意识到，以往“保姆式”的强权管理再也行不通，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断受到公民权利的挑战。
1996年，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并请求行政赔偿，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第一案”长达6年的诉讼之旅。虽然此案最终没有判决赔偿，但从法律上宣示了行政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1999年《行政复议法》出台，开通了公民向政府“讨说法”的又一渠道。这些年，“民告官”已告别了长期蛰伏状态，诸多诉状直指省部级行政部门，状告公安部，状告司法部，状告铁道部……迄今被起诉的中央部委就达几十个。
公民不断向政府“叫板”的背后，深刻揭示出一个真理：政府的权威必须置于法律之下，这是法治政府与非法治政府的根本分野。对于习惯了计划体制下包揽一切、统管天下的政府而言，这将是一次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限制政府权力，必须从法律上准确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无论是2005年成都火车站的“警贼勾结案”，还是2006年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案，都透露出行政执法权过大、失范等问题，人们在惊讶之余不禁大声疾呼：政府限权势在必行！1996年10月1日，《行政处罚法》施行，对行政处罚的权限、范围、程序进行了全面规范，限制政府滥用处罚权成为重要目标。2005年8月28日，《治安管理处罚法》获通过，加强了对人民警察执法规范的要求，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警察限权的主题。
失去约束的政府权力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世纪之交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为目标。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通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行政许可行为”单独立法的国家，意味着政府限权将从文本步入现实，政府审批行为从此被套上“紧箍咒”。为了配合许可法的实施，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行政许可项目，整个审批事项削减近半，各地也对行政审批以及相应的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整顿，让民众发出“公章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感叹。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一些地方借助立法手段私自扩权、非法牟利，运用“红头文件”侵犯老百姓权利，国务院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法规清理和规范性文件治理工作。2001年，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大批与WTO规则精神不符的或过时失效的法律规章被明令废止。六年后，国务院再次决定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包括655件现行行政法规、3031件国务院部门规章和9664件地方政府规章。截至2006年底，已有90%以上的市级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一度“违法红头文件漫天飞”的现象得到了有力遏制。
在法律缰绳的控制下，中国政府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瘦身运动”，上至国务院下到乡镇办公室，不断精简裁员。2005年公务员法的出台，更加快了建立廉洁奉公公务员队伍的步伐，打造法治政府又多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平台。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小的政府在百姓心目中赢得越来越大的威信。
“问责政府”成为常态
大多数公民权利的实现都蕴涵着相应的政府义务，因此，责任总是与政府时刻相伴。然而，现实中不断发生的恶性社会事件，却一再指向政府责任的缺失。
1999年1月4日晚6时50分，跨越重庆市綦河两岸的人行虹桥整体垮塌，40人遇难。2007年，广东九江大桥、湖南凤凰沱江大桥相继垮塌。当悲剧以同样的方式不断上演，人们不禁向政府监管部门发出强烈的责任追问。
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 214人死亡，国务院对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但每年的矿难事故依然不断，让人防不胜防。而2007年震惊寰宇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更让人看到事件背后政府部门和官员极度缺失的责任意识。
密云踩踏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齐齐哈尔假药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哈尔滨550万“天价死亡”事件，山西左云特大矿难瞒报事件……难以枚举的各类恶性事件，无不将政府监管职责的缺失暴露于众：问责政府成为必然！
2004年6月，一场“审计风暴”揭开了政府问责制的新篇章，随后的“环保风暴”更点燃了社会各界对问责政府的热切关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向社会传递出了“高官问责”的强力信号。2005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内容涉及定职定责、评议考核、责任追究，利剑直指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随意执法。在中央立法的带动下深圳、成都等地出台了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将问责制不断推向末端。
在经历磨难中成长，中国政府在一次次问责的压迫下逐渐成熟起来，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少了几许彷徨，增添了几分自信。2003年的春天，肆虐的“非典”考验着政府应急处置能力，国务院花了不到20天就颁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各种责任机制确保了政府行政效率，在很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蔓延。2005年下半年，面对肆虐的禽流感，国务院又出台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从非典防治初期的手足无措，到禽流感的从容应对，这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应急能力的提高，也预示着中国政府在疫情的考验中越来越走向成熟、理性、负责。
政务公开蔚然成风
“政务公开”是现代政府的生命表征。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法治政府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透明度”了，在一系列公开机制运作下，各级政府成了“玻璃缸中的金鱼”。
在“入世”之初，中国政府就加快了政务公开的步伐，酝酿政府信息公开立法。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明确提出“经过不懈努力，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全国31个省区市普遍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国务院38个部委建立了政务公开领导机构。10月1日起，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成为政府的一扇新窗口。也在这一年，我国首部民主政治白皮书亮相，坦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最终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阳光下的政府法”清晰地描绘出一条“政务公开”的路径。
听证无疑是新世纪中国政府政务公开的核心关键词。自2002年1月铁路票价首开全国听证会以来，各种听证会如雨后春笋，虽然有些沦为了花瓶式的摆设，但其背后蕴含的政府运作透明化、行政决策民主化的程序价值依然不可小觑。
政务公开蔚然成风，公民权利才有坚实保障。一周内“105次违章，10500元罚款，210分记分”，这是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保良在首都创造的交通违纪记录，由此引发的“暗中执法”讨论，促进了行政执法公开的步伐。从当年的8月份起，北京的违章司机就经常会接到“处罚通知书”了，其他各地交警部门也纷纷采取了通报举措。“便衣”测速、“伪装”设备统统叫停，江苏、广东等地警方陆续出台了“透明执法”新举措，极大地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如今，政府不再“侯门深似海”，敞开了胸襟接受阳光的普照。2002年《政府采购法》，使政府采购成为“阳光下的交易”，“赤裸裸”的政府行为更加受到百姓欢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终结了以往“办一个证要跑十几个部门”的历史，上海和深圳的市民办理护照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共建立2100多个综合性政府服务中心，采取“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等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最便捷的优质服务。
矢志反腐未有穷期
法治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如何根治腐败毒瘤，成为人民政府增强自身生命力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反腐也到了危机关头。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创建国以来的两个“最”：走私数额最大，涉及党政机关、执法部门受贿人员最多。而牵涉多名贪腐高官及工商界人士的上海社保案，三分之一的补充养老保险资金被挪用，更加暴露出官员腐败的劣性。
愈演愈烈的腐败案件，昭示了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坚定了党和国家整治吏治的决心。据统计，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有120余项。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巨蠹陆续落马，破除了旧社会“刑不上大夫”的迷信。而2007年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更是让人始料未及，600余万元的受贿金额让其走上“不归路”，打破了近年来省部级腐败高官“坦白、认罪、退赃”即可免死的惯例，不仅彰显了政府擎剑反腐的决心，且透露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
政府腐败，以官商勾结居多。为此，中国政府在2006年开始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剑指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商业保险、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腐败高发的重点领域。6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时间，全国68名厅局级干部涉嫌商业贿赂纷纷落马。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879件，涉案金额61.56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5523件，占案件总数的22.2％。与此同时，全国检察机关的反渎职侵权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每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中都挖掘出一批“不落腰包的腐败分子”。
种种迹象表明，党的十六大以来，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违纪违法案件总量呈下降态势，这也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和赞许。反腐肃贪未有穷期，但中国政府已然高举法治利剑，朝着廉洁政府迈出了坚定步伐。
链接：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论述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